从无意到自觉，《故事新编》写了中国文化的四大渊源，《补天》、《奔月》二篇是神话，《铸剑》、《非攻》二篇为墨侠，这4篇还属无意阶段，可以看作是鲁迅气质中本有的东西，他的如《朝花夕拾》中谈《山海经》的文字，与他《野草》中的文字作为佐证，再好不过说明了先生人格结构中的这一部分，他的民间性，他的近墨，与他的浪漫，和认真。其余4篇，从写作时间看，则自觉成分较大，理性掺入其间，《理水》、《采薇》二篇，我以为写得是“儒”，《出关》、《起死》则明显在写“道”，只是写“道”二篇写的是老庄之道，由它的代表直接出来发言，写“儒”的文字却一概发生于儒之前，在一个儒前时代，或前儒时代里，他们能否代表儒，或说正是以此方式成就对原儒的追回亦未可知，总之一切又都带上了某种传说的色彩，这种斑驳，好像又正代表着先生心中对其一贯的矛盾心态。
孔子没有出现。他隐身于文化里面。正像不写他的作者在他的序言中的另种隐身。这个留白值得注意。它使得舞台上有限的水银光柱聚打在《理水》、《采薇》人物所占据的亮点上。
《理水》说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开篇一片汪洋，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吃着奇肱国飞车空投的粮食，热切而无聊地做着“禹是一条虫”的考据，小说的写法也是奇，禹到第三节（小说共四节）才出场，这时全篇已进行有二分之一。挥开了卫兵左右交叉的戈的，是那面目黧黑的大汉，真是精彩！更精彩的是他一步跨到席上，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官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面对着已经旷日持久的湮不是导的争议，作者写道：“禹一声也不响”，“禹一声也不响”，最后是，“禹微微一笑”；而支撑着他这自信的，是与坐而论道、胖得流油汗的官员们绝不同的、站着的那“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他们“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一样”。鲧的儿子大脚的禹与口舌发达的文化山上的学者们的区分，大约就是鲁迅心中真儒与伪儒的边界，在务实与蹈虚之间，济世与玩学问尚清谈之间，先生的边界坚硬到连那功成后的事迹也不放过，结尾禹进京后不重吃喝，做祭祀和法事却阔绰这一点却也多少影射了孔子的“札”。体制化政府化后的禹后之儒可能正因为这个表面的皮才渐渐丢掉了它起初的里。丢失了它的济世责任与百姓意识的。而这真可能是儒走向了学（形式）而不是济（实践）的根源也未可知。而那起初，正是先生要恢复的么？
《采薇》映入眼帘的是秋阳夕照的两部白胡子。养老堂台阶上并坐的老人是辽西孤竹君的两位世子，均让位而逃，又路遇，便一同来到西伯的养老院，本来他们是可以颐养天年的。可是他们偏不，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因为心里有一些标准不能放下，武王伐纣的大军面前便多了两个拦道的人——这当然为其最后赴首阳山之途作了铺垫。然而为那绝食作引子的却是作者行文中尽写的“烙好十张饼的工夫”，“烙好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以至“烙好一百零三四张饼的工夫”的机智，而“不再吃周家的大饼”却是对史书上“不食周粟”的现代翻译；在“让”与“伐”间比较，两位贤人作了他们的孝、仁要他们作的选择，而且这个“出走”是他们人生里的第二次选择，一次是不做王，这次是不做他们认为不义的王下的臣民，这亦无可厚非，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这么做，只是他们身受的教育驱动他们必须这么做。而这么做时，他们都已是不能自食其力的老者了。以两部白胡子向整个社会宣战，以心内的王道向现实的王道宣战，正如拦在讨伐大军前面的垂垂老人一样的情境，使人读了感到滑稽又心酸的。鲁迅的目光却越过于此，他不舍追问的是“不食”形式下的价值的有无。义是什么？是正义之义，还是理念书本上的抽象道义，他要问个究竟，这个究竟就是会伤了这两位老人他也还要追问下去。伯夷、叔齐终于饿死。正如《理水》最后对回京后讲了排场的大禹颇有讥讽一样，《采薇》结尾借了各界的议论也使得首阳山的故事笼罩上颇多疑处。从中可见出儒之道德源头的回溯里先生情、理中的矛盾。
这可能正是他不让孔子在故事中出现的原因。《理水》、《采薇》两面谈儒，各有褒贬。禹代表着前懦积极入世的方面，是“有所为”，“为”的所指是百姓，所以它背后是有百姓支撑的；伯夷、叔齐则是前儒“有所不为”的一方面，“不为”的所指是自身，所以百姓只把他们当圣人看个稀罕，而不怎么站在它那一边。然而我觉得，有为与无为，后来，都已与王道无涉，只不过一个是“行义”，一个是“守节”，“行”是积极的儒，“守”也未尝不是懦道的另种积极，有种决绝的意味，为了一种自所坚信的念想去守，从而不惜生命放上去这一点，在一个物质与实惠至上的功利权衡一切的时代里，就不失其照人的光彩。那没让他走上前台的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先生不写孔子，却写与“中行”不一的两个极端，禹的狂，与伯夷、叔齐之狷，难道在寓意着这个么？然而，那天真里也许真的纠缠有太多的矛盾，以至会以讹传讹，弄得形式总是大于内涵。鲁迅正是担心着这一点，才不惜在任何人事上都放上批判。不仅前儒这两篇，整部《故事新编》都是，标题的起始到最后，“补天”的决心与“起死”的绝望绞绕着他，从那诡异的行文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一人所受的双向同时的拉力——这种拉力与他心灵的承受硬度成正比，甚至还可以看见在厦门对着海的一个窗口里面那张怨怒、哀伤到憔悴的脸。1997年1月在北京阜成门鲁迅纪念馆那空寂无人的展厅里，隔着玻璃，我再次看到了先生在厦门面海的山上照下的照片，在“全集”的扉页曾不止一次见过，不解的是为什么一身素衣的他依靠并手扶在一块墓碑上面，与坟合影的墓外的他凝视着，如今我明白了他。
避开孔子，避开尧舜，他选择了禹作儒之道德源头，足见鲁迅心中的儒是近墨的，有侠气，重实践。而这正是国人精神中所乏的。包括《采薇》，也是和《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将之作为列传第一——不同的，尽管他承认那是小说的文本来源。倍受文化纠缠的先生也是这样实践的，他在1934年9月25日——注意这个时间正是写《且介亭杂文》与《故事新编》的中段——写下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么》公开表明着这一点，那些文段是曾当学生时朗诵过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是中国的脊梁。”由此推断，先生将《故事新编》作为他本人小说创作的终篇，就有着些许如《春秋》般的绝笔意味。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阻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理水》、《采薇》就史说，都属前孔子时代，在春秋以前，作为儒之道德源头，作为道统，各有经不住考证的疑问，何况在鲁迅眼中，根基都是动摇的，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或者根本不需儒之称号，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界线在心，而不在礼，或者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守节也是一种行义。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所谓“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从《论语》至《孟子》到《左传》，总有一个自衡的标准。念及太史公将伯夷、叔齐之事写入列传，且置于列传第一篇，也是有其用意的，更打动我的倒不只是“不食”的史实，而是一向吝墨的史家所发的史外随感，面对“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的善人与“暴戾恣睢”、“操行不轨”而“竞以寿终”的盗跖，太史公不禁发出“余甚惑焉”的天道是非的质问。念此，心境是无法轻快的，轰然耳边的是司马迁对孔子的一句引文：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何晏对它的集解可以背下来：“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后松柏少凋伤；平岁树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然后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这已是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议论。对照此后的为儒而儒，将儒作为一件衣服去谋求“瞰饭之道”的伪儒——其中当然不乏读书人——而言，上古时代的两位固执的老人对周食说“不”的精神，也许在抽象意义上大于它的史实意义。正是这个，赢得孔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的喟然一叹，引来孟子“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并“伯夷，圣之清者也”的议论。毕竟有激烈的壮怀在里，有不附青云之志的决绝在里。因了这个，身居中原，投向西北的目光里，总是含着后来者的敬意。
作为生于孔子同时代、少孔子9岁的孔子的大弟子子路，以耿直、勇毅见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称他“好勇力，志伉直”。就是这个有些莽莽撞撞的人，一直跟在孔子身边，并成了他的一面镜子。公山不狃之乱，使人召孔子，孔子竟有些动摇而为“周”的念想“欲往”之时，是子路不高兴地阻止了老师，《史记.孔子世家》里有一句，是：“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有一些政治抱负的辩白，然而“卒不行”。居停在卫，灵公夫人南子要见孔子，孔子辞谢不得情况下不得已而见一事也让子路很不高兴，一面是帷中夫人环佩玉声，一面是孔子的北面稽首。《世家》上又一句，“子路不说（悦）。”弄得孔子赶忙辩解“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足见子路是喜怒俱形于色的人，他不会为了某种虚饰的尊敬而掩盖真情，尤其不会为某种表面的“礼”去代替他心目中自有的对“义”的那一份看重。
因为直，所以陈蔡之厄时，面对仍然弦歌不止的孔子，他有些耐不住，走上前半愠怒地问，“君子亦有穷乎？”而在得到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肃然一答后，他便没有话说。先生的凛然大义与其好勇气质有着默然的共识，他要到了他自己没有说出的话。正是子路自己当年催促着还惦记着鲁国祭肉的老师赶紧出发离开的，所以在一些事情上，他似乎做得比孔子还要果决和彻底。从而成了孔子的一面镜子。这可能正是孔子如此喜爱和信任他的原因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孔子是认定子路是跟从他走到底的最后一人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不解，怎么，一个好勇之人，与读书人——儒的形象气质真是相差甚远，却独独得到孔子如此大的信任。从气质上言，无论如何，子路都有些近墨侠，不仅在他成为孔子弟子前的行为与打扮，就是当了弟子后，仍然是剑不离手，动不动就拧着脖子与别人做一争执。眼里揉不得沙子也罢了，好像有时不免小题大做，让人觉得不怎么讲理。比如，对于孔子的治国首先必得肓顺之理，他就一下子敢于顶上，说：“子之迂也！”弄得孔子失态大叫“野哉，由也！”比如，子路使门人为臣之事，孔子病重，他就赶紧张罗着安排后事，使得孔子叹喟不止，“久矣哉，由之行诈也！”直说到自己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不大葬，死于道路，等等。可见子路冒失得可以，恼人得很，然而可爱。
刚、教、木、讷近仁。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子路才会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挺身而出。而正是深知弟子的为人，孔子才会对他的命运结局有不祥的预感——如《史记》中记载所言——“若由也，不得死其然”。古歌里唱，命里的苦要来，谁能躲得开呢？子路根本没有想到要躲，天生的那保全自己的本能在他那里似乎全不存在。他要进城去，可是城门已经关了，况且赶着出了城门的子羔惶惶然地将一切都告知于他，好心地劝他快逃，然而他不肯，趁着使者入城的空，进了城。不知远在百里外的孔子能否看见他硬朗的背影，反正对这一切的发生，孔子是早有预料的，听说卫国出了事，这位已逾古稀之年的人只说一句——“柴（子羔）也其来，由（子路）死矣”。果然，那城门在子路的背后再也没有对他打开。
“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蒉聩惧，乃下石乞、壶羼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日：‘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这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记载。同一篇文字，还记载了孔子的两句话，一句说于子路殉节事先，是“嗟乎，由死矣！”一句是事后的慨叹：“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意指有子路侍卫，侮慢之人不敢有恶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