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当年上海团中央机关遭破坏，外公得以逃脱，在蒋乃立家藏身，通过党的“特科”派“交通”带路，辗转来到江西苏区的情况，在当时的苏区团中央局和党中央局出版的报刊上可以查证，并且已有结论。江西的黄知真当时在赣东北苏区的葛溪遇见到外公，知道他从上海到苏区的这段历史，并对此做了证明。专案组从这些地方没有捞到任何有用的稻草。
他们又要蒋乃立提供伪证。蒋乃立坚持事实，拒绝做伪证，被投进秦城监狱，并被迫害致死。
陈伯达眼看着自己接管的这个专案没有丝毫进展，怕不好向林彪和江青交待，便急红了眼。
1967年12月的一天，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急急把陆定一专案组的几个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专门布置对陆定一的审讯，宗旨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实现“突破”，无论如何必须要叫陆定一招供，重点放在他搞反革命政变、“反对派”名单和充当叛徒、内奸的罪行上。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策划来“硬”的。
陈伯达恶狠狠地说：“陆定一很凶恶，要给他戴上手铐。”
谢富治用拳头擂着桌子，提出：“要连续突击审讯！”
吴法宪也咬牙切齿，抖着一脸横肉，给专案组打气：“不能心慈手软。”
就这样，更为残酷的身心迫害就要降临在外公的身上了。
那是1968年春节前夕，人们在做着迎接新春隹节的准备，而外公，却在经受魔鬼们的折腾和炼狱般的煎熬……
这天，他被一辆吉普车拉到鼓楼大街帽儿胡同九号。
一进院子，抬头看到的是一棵高高的树，伸着黑黝黝光秃的枝桠。两边垒有清雅别致的假山。再就是一排朝北的房子。
他被带进一间屋子里，里面早已有横眉怒目、凶神恶煞般的八条汉子和一个女人如临大敌般等着。随后进来一个公安部的主审人，稍后又有两个高大的男人不声不响地踱了进来，守在门两边。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特别审讯组。审讯组的副组长是特意从广东调来的军人。
外公进屋后，在屋子中间站定，扫了一眼那些人，然后垂下眼睑，一副漠然的神态。
汉子们则一个个扳着严肃的面孔。
屋子里一开始显得奇静。
过了许久，坐在上首的主审人才清了清嗓门，然后开口宣布：
“反革命分子陆定一，听着！现在对你从严审讯。鉴于你以往蓄意顽抗的态度，从今天起开始对你有新规定：一天只能吃一餐饭，睡一个钟头觉，其余分三次轮流审讯。这次你再不老实把罪行交待清楚，别想过关！”
外公站在屋子中间，依然无动于衷，经历得多了，神经便有些“麻木不仁”。脑子却不知为什么由吃饭的“规定”想起了当年在苏区瑞金的情形来：那时一度粮食紧张，部队口号大家要节约，不能放开吃，他于是规定自己一天只吃八两米。哦，记起来了，邓颖超大姐给自己的定量更加严格，每天只吃六两，说自己是女同志。一段时间里下饭的菜顿顿是玉兰片（笋干）。赣南山区的玉兰片本是可以外销出口的，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出不去，只好天天用来做菜吃，没油没盐，可难咽了，但没人叫苦……
“啪！”主审人猛地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听见了没有？”
外公记忆中的图景倏然消逝，眼前是一张张气势汹汹的脸孔。
“交待你的罪行，讲！”
“你们既然已经把我定为反革命，还需要我讲什么？”外公说。
“你不要抵赖，抵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你还是考虑考虑！”
外公不着声，长时间的沉默。
“说！”
“没有什么可交待。”
“好哇——”主审人狂叫一声，打了个手势。
立即，守在门边的两个男人阴着眼走了上来，外公的两条胳膊立即被两双大钳般的手拽住了。接着他的脖后根感觉有什么粗糙的东西紧贴上来，接着又是那东西与皮肤的磨擦发出的嚓嚓声。立刻，脖背火烧火燎般痛起来。
外公愤怒地一扭头，“你们搞得什么名堂！”
“小意思！”一只手握着一张粗铁砂纸在晃，“你这脑子生锈了，不开窍。需要给你除除锈，就开窍了。”
“卑鄙！你们这是严刑逼供，我抗议！”
“‘抗议’？哼，现在没你说这个的份，你只能低头认罪。勒令你，把头低下去！”
外公昂着头：岂能向你们这帮流氓无赖低头！
一只手按在他的头上，狠狠往下压，“低头！”
外公倔犟地一挣，又把头昂了起来。
猛地，他的胳膊被鹰爪般的手抓得更紧，并被用力往后扳。他的肩膀与手臂间的关节一阵钻心的痛。更多的手按在了他的头上，他依然在挣扎......“扑嗵”一声，外公脸朝地栽倒了，整个身体摔了下去，额门重重地磕在地上，眼前金星四冒。
“好哇，装死！”
在一边早就手心发痒、磨拳擦掌的汉子们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对外公开始了“脚的专政”，一声吆喝“起来”，便是一脚；又一声吆喝“起来”，又是一脚……
“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汉子们不执不扣地履行着这一“造反誓言”。
踢了一阵后，外公才被提了起来。汉子们围成了一个圈，把外公圈在中间。一场以他为目标的轮番拳击开始了。“嘭！”外公当胸挨了一拳，踉踉跄跄地后退好几步，摇摇欲坠之时，“嘭”，另一边的拳头出击了，外公又倒向另一边。
“嘭！嘭！嘭！嘭……”
外公瘫倒了……打手们将他架在凳子上，待他稍稍休歇过来，又强迫他站定，低头、交待，他不开口，便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就这样循环不息，周而复始。
一天，两天……第三天，换了一种折磨他的方式。审讯组长宣布：“你听着，上级有指示，对你们这种人，如果证据确凿，但死不承认，就可以用这个。”
他举起手上的一样东西一晃——是一副铮铮作响、龇牙咧嘴的手铐。
于是，外公被铐住了双手，继续接受审讯。
“说，交待你的叛变行为！”
沉默。
“咯……”手铐收紧了些。
“快说！交待你们的政变行动！”
沉默。
“咯……”手铐又收紧了些。
……
手铐越收越紧，死死地箍住陆定一的双腕，腕骨在硬梆梆的挤压中象要碎裂……外公咬紧牙关，痛疼仍使他全身颤抖。虽说是冬天，他额上的汗水就大串大串地滚落。
外公又瘫倒了……
没日没夜的审讯，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一天仅有的一小时的睡眠——似乎刚刚眨上眼皮却又被催命似的嗥叫赶醒——极度的疲乏中的折腾，大脑神经被越崩越紧却又似有千万个指头疯狂地弹拨着弹拨着……
外公的身心极度衰竭，而刑讯却仍在继续进行，打手们已经迫不及待，加紧对他严刑拷问。
“承不承认你是叛徒、内奸？”
“‘反对派’的成员有哪些？”
……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有事实可以制造事实，无把柄可以制造把柄。最后，连制造也不要了，只须严刑逼供，有了“供词”，便“大案告成”，“罪责难逃”矣！
对于外公来说，内心还经受着另一种痛苦的打击……他后来这样写道：“我事先从来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自己也会搞起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一九六六年，当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我还想，他老人家一定比我正确吧。一九六七年底，对我刑讯逼供，我才觉悟到，他这是违背党的原则，是大错特错了。”
身神的折磨，心灵上的打击，使外公内心的某种东西在碎裂：这是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时期。他所面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妖孽，是一帮流氓、无赖、泼皮，在他们面前无正义、真理可言，也不值得与他们理论——难道可以在性畜面前讲真理吗？
不能被他们折磨死，各朝代多少冤案，人死了怎么说得清？现在，只有采取缓兵之计了，但绝不能祸及他人，不能陷害革命同志，就把火引向自己吧。
……
一份关于“叛徒”的“供词”，在老人极度衰竭、极度悲愤中，被打手们“制造”了出来。
这大概就是那些人后来洋洋得意所说的“重大突破”。
这就是外公在鼓楼大街帽儿胡同所经历的严刑逼供的十天。
最后他被带离了那个有着假山的院子，关到了海军大楼西南方向的另一个四合院的一间屋子里。屋子的门整天被关得严严实实，连窗户也涂黑了。看守终日站在屋里，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上厕所必须事先报告，并要获得看守所头儿的同意，看守才能放人出去。有时候竟然等上几个小时，上厕所的报告却没有回音。
在这以前，还可以听听收音机，要烟、要电池之类的日常用品也可以托看守去买。现在，这一切都禁止了，连收音机也不准听了。
院子里一片死寂，偶尔可以听到隔壁有咳嗽之声，仔细一听，竟是副委员长林枫的声音——他也关到这里来了？
这一个冬春北京缺煤烧，象他这样的犯人屋子里取暖烧的当然只有煤矸石了。煤矸石烟大，且硫磺味极重，加之门窗被关得严严实实，屋子里便终日烟雾迷漫，臭气刺鼻。
外公就在这样的屋子里，关了三个多月，一直到得四月谷雨前夕，被送进秦城监狱之日。
自此，陆定一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与世隔绝的狱中生涯……
第五节囹圄秦城
严刑逼供取得“重大突破”以后，专案组的打手们弹冠相庆，既然“证据确凿”，“反革命分子”加“叛徒、内奸”，理所当然应该送去坐大牢。
于是，专案组打好了一份关于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其实在这以前，他已被非法关押三年时间。这份报告是指办理正式逮捕手续，好把他送进正规监狱。
报告送给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审批。
陈老夫子大笔一挥：“同意”。
谢富治、吴法宪也做了同样的批示。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没有法庭的判决，没有任何物证和人证，单凭一纸靠逼供捏造的“供词”（况且这“供词”外公三天后就把它翻了），一位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家，有着赫赫功勋的党的老干部，堂堂共和国的副总理，被投进了秦城大狱。
京郊，一个远离闹市的地方，在一片荒凉沉寂的石山脚下，一圈设有电网的高大围墙环绕着几幢灰色的楼房。从外观看，这些高高矮矮矗立的楼房与普通楼房不同之处是：窗户很高、很小，密密麻麻地洞开在墙上，黑幽幽象无数张开的没有瞳光的眼睛。
进去需要穿过三道门洞，每道门洞都有厚重的铁门，门旁的双岗哨兵手持的枪刺闪着逼人的寒光；高墙四角有岗楼，布置着探照灯，岗哨居高临下，警惕的目光日日夜夜注视着墙内墙外的动静，威严而森然。
这就是秦城！
有人对秦城这样描写：
“从北京到昌平的路上某一条小路拐进去，迎面可以看见一扇宽宽大大的铁门。里面的办公室、家属楼，都依稀可见。很象一个大机关。只有当你经过了这些办公大楼，宿舍，进入第二道铁门后，才会感到这里的景观不同寻常。粗粗看去，好像是一个居民楼区。但仔细一看，才知不对了。那大楼上应当像张开的眼睛一样的窗户，只是一排排小洞洞，它们酷似仓库。院子里也没有通常居民区的花花草草之类，只有几栋像房子又没有屋顶的水泥通道，如果你能够站到离这不远的山上往下看，你可以看到水泥通道里有人散步。如果你再仔细一点，还会发现散步的人是一批批变换着的。一般情况下，这情形是看不到的。不过，附近的农民按说应当看到，比如，放牛羊的，做活的，但对于这样的特殊景观，这里的人们，也可能司空见惯，也可能不屑于看，也可能不敢去看。……”
“‘嗷——嗷——嗷——我不是反革命……’
‘嗷——嗷——嗷——我不……’
‘嗷——嗷——嗷——我……’
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呼声，从黑洞洞的楼房飞出。它划破夜空，绕过楼群，穿过楼外的铁丝网，越过半山腰高的围墙，碰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发出金属般颤抖的回声，一点点消散在黑暗之中。然后死一般沉寂。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还将发生什么。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
1968年4月29日。
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自远而近，扬一路尘土，来到了秦城监狱的大门口。
持枪的岗哨奔向前去，探明了什么，朝里一挥手。
“嘎吱——”第一重门打开了；
“嘎吱——”第二重门打开了；
“嘎吱——”第三重门打开了。
吉普车缓缓穿过这三道门洞，在院子里嘎然停下。
车门开了，两个带手枪的人挟着一个“囚犯”下了车。“囚犯”是个老人，他在院子里站定，吃力地睁大眼睛，打量着四周，想弄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但还未看清个究竟，他立即被带进一间屋子里。
当他再度初带出那间屋子时，他身上原来的衣服不见了，换上了一套黑色的囚衣，手表也被扣留了。这回，他看见他的面前，矗立着四座三层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走过一重又一重沉重的铁门，走过昏暗幽深的甬道，并被推搡着上了一道楼梯，又继续沿着甬道往前走……
甬道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着的挂着锁头的小铁门。
当他站定，身后响起一声“哐当”的关门时，四周立即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和昏黑。好一阵，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渐渐地，才恍然觉着上方有一道淡白的光影，抬头将目光探去，才见伸手也够不的墙上，开有一个四方小窗。
这是牢房！
此刻，老人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囚徒。
“岂有此理！”老人愤怒了，转过身，挥起双拳，“嘭嘭嘭嘭”地击打着牢门，大声喊道：“我犯了什么罪？岂有此理！”
“啪嗒。”回答老人的是从外面传来的一声轻微的响声，牢房里突然亮堂了一些。一个灯泡高高地悬在天花板上，散发着暗淡的光。灯泡还被铁丝网罩着。
在老人的牢房的门首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