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终究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有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但是，又必须看到，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的表现形式，文艺和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可以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无关，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反之，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同等起来，就会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简单化的错误。我们在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不许反革命分子有自由，而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是在人民内部，我们主张一定要有民主自由。“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他指出，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以后，如果又发生不同的意见，仍然容许讨论。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把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人，和虽有这种错误观点，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分别对待。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分子，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
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为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因此，贯彻这一政策，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团结一切愿意合作和可能合作的人，去掉垄断想法，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实行谦虚谨慎，尊重别人。他强调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对古今中外，都要批判地学习。
在阐述上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他还就自然科学、文化艺术、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说明，指出在处理这一系列问题上，都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在自然科学方面，在某一种医学、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标签，都是错误的。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题材问题，党从未加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要歌颂进步同时要批评落后，所以文艺题材应该非常宽广。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文艺作品可以写正面人物和新社会，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和旧社会，而且，没有旧社会就难以衬托新社会，没有反面人物就难以衬托出正面人物。因此，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至于艺术特征问题，典型创造问题，应该由文艺工作者自由讨论，可以容许各种不同的见解，并在自由讨论中逐渐达到一致。在世界观理论上，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当然主张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是不可动摇的。但是，正因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正因为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共产党人主张必须把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严格地区别开来，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条件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了。这些条件是：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剥削阶级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第三，我们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正是估计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外公的这个报告，是当时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作的最系统、最全面、最详尽和最透彻的阐述。它以严密的逻辑，构筑出“双百”方针的总体思想。这一方针的提出和系统阐述，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了，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
倡导和系统阐述“双百”方针，是外公对我国的科学和文艺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秦川对外公的这个报告评价说：
“一九五六年可以说是陆定一思想大解放的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他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首都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我觉得这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
8月，中国科学界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外公建议召开的。在这之前的4月18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写了一信，信写在一份谈话记录上，记得是东欧一位党的负责干部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的反映。毛泽东的信说：“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后，请将此给他一阅。”此后，外公建议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是中国遗传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机。在会上，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由于受到“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两派求同存异”精神的保护，他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他兴奋、激动、欢跃，觉得中国遗传学发展有了希望。会议会餐时，谈家桢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会后有人到外公那里告状，但外公回答说：“你们骂了人家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谈家桢知道后，觉得气更顺了。
李汝祺教授参加这次座谈会后写了《从遗传学看百家争鸣》一文，登在《光明日报》上，毛泽东于1957年4月30日给胡乔木写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并将此文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一题目是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简明而又深刻的概括。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重申“双百”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次讲话经整理补充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同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讲到这个方针是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并表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使人可亲。”
但是，在这以后不久，中国历史便开始了曲折的经历。由于阶级斗争复杂性和我党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失误，“双百”方针的本意长期来受到了严重的曲解。首先是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提出要“大鸣大放”，以制造舆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大鸣大放”成了他们对共产党进行斗争的政治口号。毛泽东又把“大鸣大放”口号接了过来，再加上“大字报、大辩论”，形成所谓“四大”，成为反击右派分子的一种斗争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又被用来作为“造反派”整老干部、整知识分子、整群众的工具，后来甚至写进了宪法。“双百”方针的这种曲解，使我国科学文化工作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代价是沉痛的，教训是深刻的。
1986年5月，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之际，“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外公撰文回顾了“双百”方针的提出和遭受曲解的过程，然后精辟地指出：“‘大鸣大放’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字面上看都有‘鸣’和‘放’二字，但性质完全不同。‘百家争鸣’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方针，不是政治斗争的方针。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当讲民主集中制，讲法制，而不应当搞‘大鸣大放’。至于科学和艺术中的不同学派，不同意见则应提倡‘争鸣’。”
他回顾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句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和艺术部门只能一言堂，而且会使‘政治帽子’流行起来。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学派、流派，乱贴政治标签，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区分何者为资产阶级的，何者为无产阶级的，是不科学的，也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四人帮’在艺术领域只许各个剧种演八个‘样板戏’，还说，‘百家争鸣，最后听江青的’。江青不学无术，‘四人帮’把她奉为教皇，实在可悲。尽管‘四人帮’那样凶残，那样猖狂，他们也还不敢直截了当地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总结经验教训，他语重心长地写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的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一例证。”
所以他呼吁：“‘四大’今后永远不能再搞了。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定要坚持。”
第三节曲折岁月走向事业的颠峰
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一年的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月底，又召开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4月，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9月，党的八大召开，大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的路线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之际，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共召开“二十大”，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掀起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也发生政治动荡。国内一些城市和乡村先后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少数学生罢课请愿、少数农民退社、分社、以及进京上访告状的情况。这说明，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出来，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面临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成果就是1957年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新的整风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