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重整河山
1949年10月1日开国典礼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在政务院之下，设有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等四个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统管文化部、教育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卫生部等。外公被任命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内职务仍然是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是郭沫若、副主任还有马叙伦、陈伯达、沈雁冰。外公说，他虽是副主任，但很多实际事务都是他在抓。
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后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
旧中国的教育事业，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在学科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严重地与社会生产和需要相脱节，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文盲。这些都是封建制度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天地。《共同纲领》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任务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人民政府接管各级学校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对这些学校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和改革，如取缔学校内的的反动党团组织，组织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取消“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开设革命政治课，在一些学校还公开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开始建团、建队，建立进步的革命教工组织。人民政府还颁布有关私立学校的暂行办法，根据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革的方针，把私立学校引上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人民政府对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在其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的条件下仍允许其存在，并容许它们继续接受外国的津贴。
但是帝国主义仇视中国人民革命，不甘心丧失对华文化侵略的特权，拒不服从中国政府的规定。例如办理辅仁大学的天主教会，先是用削弱对学校辅助的经费的办法阻碍学校的进步和发展，随后又以侵犯我国教育主权的无理要求作为拨付经费的条件。在其无理要求被拒绝后，竟然又以停拨一切经费要挟我国政府。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利用接受其津贴的文化教育和救济机关在我国进行反动宣传和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还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企图以此来增加人民政府的困难，威协接受美国津贴的机构中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生活。
为了排除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干扰，维护中国人民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自主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5次会议于1950年12月29日通过和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人民政府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接办，改为中国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的事业。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要求这些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在限期内向当地政府登记，接受审查。
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拟定了处理和接受这些学校的原则、办法和具体政策措施。外公在会上讲话，认为这次会议把接受美国津贴高等学校的处理问题妥当地解决了，会议的完满成功，证明了政务院的决定不但是正确的、合付全国人民要求的，而且是可以完全顺利实现的。他总结了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必须把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的任务，看作是一个反对美帝的政治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反对这个敌人，政府对于在接受美国津贴的机关团体中的中国工作人员，特别对其中的宗教教徒，要采取坚决的团结政策，帮助他们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同时，在接受美国津贴的机关团体中工作的一切爱国的教徒和其他人员，也必须同政府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在中国政府做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机关团体方针以后，美帝国主义分子又玩弄新的花招。纽约的美国教会学校托事部，于1月16日由麦克慕伦签名，打电报给燕大校长陆志韦、齐鲁大学校长杨德齐、金陵大学代理校长李方训，电文中说：“Fenn将于二月中旬路过香港，欢迎你有机会或派代表前往商谈经费问题。”外公在这次会上披露这一消息，并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很明显是想利诱的办法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决定，”“美国和我们，就是这样尖锐地斗争着的，对于美国的利诱，采取合乎伟大的独立的中国人的身份的态度，就是坚决拒绝。”
在讲话中，外公重申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机关团体的几条原则：
（一）中国籍校长教职员工一般原职留用。
（二）在处理过程中一律维持学校现状，不迁校，不合并，不调整院系。
（三）接办的学校，经费及教职员工待遇照旧。
（四）高等学校中的宗教学院或神学院，暂维持现状。
（五）在处理教会学校时，必须保障与尊重教职员工及学生信教自由，巩固教徒的团结。
（六）对于私人愿意出资办学的积极性，应予以鼓励。
对于外国人、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籍教师除思想言行反动者应予辞退外，其余应予留任；其工作不适应者可调换其工作；其坚决不愿留任，经挽留无效者，准其辞职。
外公在讲话中说明，只所以这样做，“这是为了团结全体同仁，团结宗教徒，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特别是一九〇八年‘退还庚子赔款’以来文化侵略的长期影响，使我们的国家，把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不独立的现象，洗涤的更加干净些。并且准备基础，使这些学校的工作在将来的发展中更加进步，”
采取这次会议的经验，根据政务院所决定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还继续解决了接受美国津贴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医疗机构和教会团体的处理问题。
为了使教育事业进一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为人民服务、为生产劳动和建设服务的方针，文化教育委员会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加紧对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一）改革旧的学制，规定和实行新的学制。在新的学制中，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列入了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之内，新学制也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子女都能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还使各类学校互相衔接形成新的教育系统。（二）大力发展工农教育，除一般学校尽量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外，还创办了一大批工农速成学校、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工人政治学校，在农村兴办各种夜校，开展扫盲运动。（三）努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四）对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五）开展了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通过上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在教育领域中的影响，使整个国家的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成为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的力量，奠定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基础，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培养国家急需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对教育事业进行改革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对文化艺术、医药卫生等事业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整顿和改革。
1952年，苏联派哲学家尤金到中国讲学，毛泽东派外公作陪。外公陪同尤金去了上海、西安等地讲学和参观。其间，外公向尤金介绍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尤金很感兴趣，称赞写得好，并把它们介绍给苏联，译成俄文出版。
但不知为什么，这时候外公的政治地位似乎在下落。他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有徐特立等，其中一位副部长兼中宣部秘书长是胡乔木（胡乔木还是毛泽东的秘书）。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中宣部研究“三反五反”工作，当部长的不参加开会，由胡乔木等人研究，结果把部长夫人严慰冰和副部长徐特立的儿媳打成“大老虎”，又是审查又是斗争。可见此时秘书长的权比部长大，部长靠边站了。
在分工上，当部长的分管宗教。外公亦乐此不疲，具体抓了宗教团体的处理，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在天主教、基督教中开展了三自（自传、自治、自养）运动，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成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
对于这种分工，许多人不理解。曾在中宣部工作过的秦川（《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在《回忆“文革”前中宣部几位领导人》一文中就谈到这件事：
党的“七大”后，陆定一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当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很高兴能在我敬仰的陆定一领导下工作。然而，解放后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却是由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可胡乔木当时只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不大清楚。但在以后的接触中，陆定一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点情绪，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宠辱不惊的伟大品格。
秦川还写了其他一些情况：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要求学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陆定一讲不要搞苏联的那一套。他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如果中宣部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中宣部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他乘势提出中宣部重点做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看来，定一同志对中宣部工作的定位是很高明的，但当时我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发来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我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倾向于胡乔木同志的思想。有一次，在部里的会上，我又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定一同志慢条斯里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周扬在一旁打趣地说“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当时，中宣部的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
外公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转战陕北时期落下的肠病一直未好，到北京后虽然常去就医，却未见好转。1951年秋，又患了腰部关节炎。1953年春，经中央同意，外公去苏联治病，住克里姆林医院（传染病医院），后又到黑海克里木疗养所疗养。在住院期间，听到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中国政府派周恩来率团赴苏吊唁斯大林。由于外公住的是隔离病室，所以没有外出。
疗养完后，在莫斯科外公专门去参观考察了苏联中小学技术教育实施情况，看后觉得不能满意，那种办法不足以缩小三大差别，中国还是要摸索自己的道路，因而打破了对苏联的教育学的迷信。
在外公去苏联治病期间，中央派习仲勋任中宣部长，外公为副部长。他从苏联回国后，1954年下半年，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来“复辟”，继续任中宣部长。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上，外公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外公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依然担任中宣部长。
第二节倡导和阐释“双百”方针
1956年三大改造即将基本完成，中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治理国家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怎样领导科学和文化工作，也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繁荣科学和艺术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