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学习阶段，主要学习中宣部编的《整风文献》，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统一和自觉的检查反省；二是总结阶段，在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写出总结的同时，各单位全面检查工作，作出总结。
在学习文件，对照反省的阶段开始不久，外公了解到，在一些干部中就暴露出认识不清的问题。干部的认识不清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知道“教条主义”为何物。有些老干部，做过很多工作，有许多经验，对于整顿三风表示欢迎，但以为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没有错误，以为有错误的只是那些多读了书的，他们才是“教条主义”。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新干部，以为自己在思想方法上不会有错误，有错误的只是那些做过了工作的，负过了责任的人，他们才是“主观主义”。第三种情况是，不论在新老干部中，也存在一种走极端的现象，即是在反省自己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时，否认自己过去的一切，连自己所没有的错误也拉到自己身上来，连自己正确的地方也抹煞了，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无地容身。第四种情况是，还有一些同志，在反省自己有无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和党八股错误的时候，觉得有办法，容易认识和检查，但在反省自己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时，觉得没有办法，似乎无从入手。
为了帮助这些在认识上模糊的同志纠正在整顿思想作风中出现的上述偏向，外公专门定下了《什么叫做“从实际出发”》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学习”副刊上。首先他分析这些偏向产生的原因，指出了症结所在：“这几种表现虽然是由于同一原因，即对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有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有没有完全弄清楚的地方”，而“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这就要求让上述同志掌握“究竟什么叫从实际出发，什么叫不从实际出发”，以便真正弄懂什么是主观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经验主义。
他写道，“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归根到底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一种是从主观愿望或感情出发。前者是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后者是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但在实际进行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情况就不那末简单。除了上述两种以外，在形式上，还可表现为从理论出发，或者从经验出发。”
针对那种以为多读了书才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模糊观念，他指出，“从理论出发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是否就是教条主义呢？可以是的，也可以不是的。”这就必须分清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是“理论切合于实际情况，那就是正确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从这种理论出发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另一种是“理论不符合于实际情况，那就是空洞的理论，就是教条主义”。因此，理论是否会变成教条，就要看理论是否做到坚持从实际出发。
从经验出发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外公认为，这也要看经验是符合客观实际，“可以是狭隘经验主义的，也可以不是的，问题的关键，是否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对于经验的正确态度，也是要从实际出发，来运用它。”
他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有丰富的革命热情，应当通晓马列主义的理论，应当有充分的实际工作的经验。但在认识问题和解决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更必须从实际情况来出发，而不是从别的东西来出发。这种方法，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是真正唯物主义的方法。”
外公在办“学习”副刊时，也经常对来稿中发现的其他问题加以指正和解释。比如，有一位同志写稿痛骂主观主义，并且说，没有调查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连生活的权利也没有。因为人要生活，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调查；猫要生活，就要捕鼠，要捕鼠，就要调查。外公对此做了善意的批评，指出：“这位同志的用意当然是很好的，他反对主观主义，赞成调查研究。但正如列宁所说：‘任何真理，如果说得过火，大吹特吹，超出了它实际应用的限度以外，便会弄成荒谬绝伦，而且非弄到荒谬绝伦不可。’调查研究，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不是生活权利问题，‘发言权’是指对党的政策的发言权，与猫捕老鼠关系甚少。我们要坚决地热烈地勇敢地无情地反对主观主义，但一定要反出个结果来，就是把主观主义这个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自己身上除掉，还要在全党除掉。以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生活权利混同起来，就迷乱方向，达不到目的。”
1942年8月，外公出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为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
《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是由原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刷新版）和《今日新闻》（专门刊登新华社电讯的小报）合并后改版出刊的，是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该报以“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使命。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这份报纸，中共中央先后决定停办了《解放》周刊、《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和《中国工人》等杂志。《解放日报》的社长由博古（秦邦宪）担任，前任总编辑由杨松（吴绍镒）担任，后杨松一病不起，于1942年11月在延安逝世。副总编辑是余光生、艾思奇。
外公接任总编辑后，却与博古在办报思想的一些重大方面存在分歧。正是外公坚持改变报纸过去的一些做法，才使改版得以实现，使报纸有了很大的改观，办出了新的特色。
分歧之一，是在政治主张上，即报纸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应采取什么态度。当时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路线的残余在办报上仍有反映，刊登消息与政治社论都要保持一个调子，蒋委员长怎么讲，我党中央怎么讲，说来说去要表明双方是一致的，没有磨擦。对此，外公坚决予以反对，他认为必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制定的政策，即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国民党坚决执行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的时候，我们应该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报纸就应揭露和驳斥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和阴谋，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与我破裂，与敌妥协，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斗争，报纸社论的调子才转变过来，成为痛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曲线救国”等反动行径的锐利武器。
分歧之二，是如何在报纸版面的安排上，充分体现党报的宗旨。过去的一套大都是：第一版是根据外国通讯刊登的国际消息，第二版才是根据地的消息。外公主张应该改变这套排版陈式，第一版要登要闻，不但要登国际要闻，也要以突出的地位刊登国内和根据地的要闻、党的政策指示等等，使报纸紧密配合斗争形势和任务，为宣传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在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率先改版，改版后第一版为主要刊登各解放区消息的要闻版，第二版为陕甘宁版，第三版是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编辑人员也随之进行了调整。这一改革有效地加强了报纸的党性、群众性和战斗性，并为其他党报的改革树立了榜样。
分歧之三，是报纸的社论问题。博古主张应一天发一篇社论，理由是其他报纸有先例，比如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天一社论，这是共产党报纸的模范；他还例举《大公报》，也是一天一篇社论。《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两人每天到报馆看重要新闻，晚上上灯后就坐下来商定社论的题目和内容，然后由王芸生执笔连夜赶写并改定，第二天便见报，天天如此。在外公之前的杨松就是服从博古的意见，一天写一篇社论的，一连写了二十余篇，身体就垮了。外公将博古的意见顶了回去，他回答：第一，我不是杨松，社论要有内容才写，还要经过认真修改。第二，我们不学《大公报》，《大公报》的张季鸾说，他们的社论只管一天，到第二天任由人拿去擦屁股。而我们是共产党的报纸，发表的社论，不能只管二十四小时，要经得起检验，十年以后人们检查起来，都应该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对社论不能马虎了事。由于外公的态度坚决，博古便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中共中央也做了决定，《解放日报》的社论由中央负责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外公担任总编辑以后，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了大量社论和专论，每一篇都经过毛泽东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修改，比如从保存至今的《郝鹏举事件的教训》一文手稿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和***三位党的领导人修改后留下的笔迹，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党中央对报纸、特别是对社论的高度重视。
外公写的社论、政论充分依据事实，分析透辟，说理有力，笔锋犀利，无懈可击，发挥着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重要作用。他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每一篇文章都认真撰写，反复推敲。他告诉我，他写文章一般都要写三遍，写出一稿自己觉得不满意，推倒重来写第二稿，第二稿还不满意，再推倒重写，常常每篇文章都要写上三遍以至更多遍。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也加强了同地方和群众的联系。以前该报很少登地方的消息，与地方缺少联系。编委无人参加西北局的会议，在县、区、乡没有通讯员，有些记者写地方的消息，是道听途说，或者凭主观写稿，写了也不给地方党组织审查，往往失实，并且闹出笑话。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解放日报》自1942年9月起，还兼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报社派副总编辑余光生与西北局联系，参加边区党政会议，了解边区的工作情况，在那里组织社论、文章。报社也派出记者去采访重要问题，还在县、区、乡设通讯员。报纸经常报道边区的生产、教育等消息，还常用整版大批刊登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使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为群众所喜爱。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党委渐渐学会积极利用报纸。外公说：“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所办不到的，叫做‘全党办报’。”
办报是件很辛苦的工作，外公告诉我，他每天半夜都要起来看大样，一直看到凌晨四五点钟，白天还要看稿改稿写稿，睡眠时间很少。
在办报过程中，外公逐渐了解到，在不少记者、通讯员等新闻工作者头脑中，新闻学思想十分芜杂，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抗战以来，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到新闻工作部门来，吸收新的血液，乃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必要，但随此俱来的，又有事情的另一面，这些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包括新闻学理论。比如，有些年轻人，受资产阶级新闻学中的所谓“性质论”的影响，认为新闻就是某种性质本身。自己的稿子，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许别人改，说“我写的稿子有趣味性，你得登，否则你就违背了新闻学原则。”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在理论上批判错误的新闻学理论，阐明我们党所应坚持的正确的新闻学思想，以保证党的新闻事业的顺利发展，外公写下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发表在1943年9月1日的《解放日报》。这是一篇重要的新闻学理论著作，它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实际来阐明新闻学基本问题，对新闻的本源、新闻的定义等做了精辟的说明和界定，堪称为我们党新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关于外公的这篇著作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将在下一节中做些介绍。
办报也有个技术问题，当时争论的是要“快”，当然大家都赞成快，但有时要快也快不了，比如安塞发生的事情，传到延安，靠骑毛驴，就快不了。因此外公坚持宁愿慢些，但要真实。当时也能接收外面的电报，如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中央社的电讯，但这些不能照抄，要用自己的观点改写，同样一件事，要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
第三节“我们的观点是老老实实的观点”
外公在从事和领导新闻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党的新闻工作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认真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和思想。这些理论和思想，无疑是我党新闻学的宝贵财富。
这里，就外公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所阐明的新闻学观点做一概括和归纳。
“新闻，我是天天看的，看了几十年。看来看去，想来想去，我还是认为，新闻一定要真实。”这是外公在1982年接受《新闻战线》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从这番话里，最能体现外公在新闻学上所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和一贯原则——新闻必须真实。
纵观外公关于新闻工作的颇有见地的众多议论，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最强调的是，新闻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实事求是，乃是外公新闻学理论的立足点；真实，乃是外公新闻学思想的核心和根本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