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台的持续播音，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外，也弄得他们昏头转向。根据被俘虏的蒋军一个旅的无线电测向台台长叶某供认，他的任务是侦测延安广播电台的位置，从而判断我党中央转移的方向。3月15日，发现延安电台转移到瓦窑堡方向，报告其上级后受到表扬。3月29日到30日发现转移到东南方向，叶以为这不太可能，如果如实报告，将会受到惩罚，搞不好要杀头，只能谎称是转移到西北方向。以后继续核对，才敢如实向上级报告。当时陕北电台已离开陕北，就使得敌人不能依靠测向了解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位置及动向了。
中央纵队在王家湾停留了五十七天。这段时间内，我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陕甘宁边区，我军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指挥下，以“蘑菇战术”同敌军周旋，寻找战机出奇制胜，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仅一个半月里，便三战三捷，打掉了胡宗南的锐气，极大地鼓舞了西北军民的士气。5月9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嘲讽蒋介石与胡宗南：“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现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
外公还为此写了首打油诗：
胡蛮胡蛮不中用，
咸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
一趟游行两头空。
三战三捷后，部队在安塞休整十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召开一个祝捷大会，毛泽东同意，并派周恩来与外公前往祝贺和慰问。
14日，周恩来、外公骑马赶到安塞县真武洞，出席军民万人祝捷大会。会场设在真武洞山坡的杨树林里，漫山遍野都是人，群情激奋。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发表热情漾溢的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我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并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
这消息更使军民激动和振奋，山坡上欢声雷动。
祝捷大会结束后，由彭德怀陪同周恩来，习仲勋陪同外公，分别到各部队走了走，看望指战员们。在看望部队的间隙，周恩来、外公与彭德怀、习仲勋讨论了战场的形势。
在山东战场，经过连续作战，华东我军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这样，国民党军队在东西两翼发动的重点进攻都遭到挫折，已成为强弩之末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主力被吸引并牵制在陕西和山东两个战场，又为其他解放区的反攻创造了条件。晋冀鲁豫、东北等各战场也捷报频传。由于这一系列胜利的取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逐渐成熟。
但就陕北战场这个局部而言，一时仍是敌强我弱。真武洞祝捷大会后几天，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于5月21日西进陇东，留驻陕北的很少。胡宗南损兵折将，恼羞成怒，调集整编第十九军刘戡部四个半旅，向王家湾扑来，妄图捣毁我中央机关。其先头部队进到了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的寺湾，中央机关为避开敌之锋芒，连夜冒雨向西北方向转移。经小河到天赐湾，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6月11日，又返回靖边县小河村。
毛泽东住在小河半山坡上军属贾树堂的窑洞，一进两开三间窑，毛泽东住右边套间，警卫战士住左套间，中间窑里养着几笸箩蚕。
周恩来、任弼时与外公住在河滩的一院大石窑里。
外公几次到毛泽东住的窑洞请示工作，发现窑洞里有“沙沙沙沙”的声音，当搞清楚是蚕吃桑叶时发出的声响，他怕这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就跟贾树堂商量：“你把蚕挪挪吧，老贾同志。”老贾同意了。但他们的谈话让毛泽东听到了，他不让挪，怕给老乡添麻烦。
7月21日至23日，在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杨尚昆、贺龙、陈赓、王震、习仲勋、马明方、张宗逊、张经武、贾拓夫等。会场设在外公他们住的院子里。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确立了正确而又大胆的战略决策：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到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8月上旬，刘邓大军越过陇海线，千里跃进大别山。
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的序幕拉开了！
8月1日，中央机关撤离小河，开始了十多天的长途行军，沿大理河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为了保密，中央纵队的代号改为“九支队”。一路上，敌情严重，气候恶劣，行军的过程极其紧张艰险。8月19日中央纵队搬到米脂梁家岔，后又在隹县朱官寨、神泉堡等地住了近三个月。11月22日，又移住到米脂县杨家沟，在此住了四个多月。12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后的各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
1948年3月，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的大好形势下，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中共中央准备东渡黄河，移至华北。21日，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到达绥德县吉镇。第二天，到葭县刘家坪。23日，到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
自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时间共一年零五天，经常跋山涉水，披风沐雨，先后宿营在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安塞、靖边、横水、子洲、绥德、葭县、米脂、吴堡等十二个县的三十七个村镇。中央纵队的四个半连，经常担负着抗击敌军几个旅的尾随追踪的艰巨任务。他们在敌人的搜索中巧妙地周旋，有时与敌人只隔一个山包，或只距四五华里地，但敌人就发现不了他们。群众也自动为中央机关保密。中央机关在王家湾住得很久，可是敌人到杨家湾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机关在此地住过。陕北本来就比较贫瘠，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抢劫烧杀，群众生活更加艰苦。机关、部队的给养非常困难。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外公他们以身作则，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陕北农民本来吃一种用小米和黑豆压成的铜钱大小的片片熬成的稀饭，叫“钱钱饭”。后来只能吃米糠、秕谷和瓜菜合在一起、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糠菜糊糊的“钱钱饭”。中央机关在朱官寨的一个月，吃的就是这种“钱钱饭”。外公在这期间还得了肠炎，老拉肚子，似痢非痢，请医生看，但条件困难，没有药品，无法治疗，于是天天拉，开始拉黄的，后来拉透明的粘液。他的右脚有伤痛，难以行动。但他仍然咬牙坚持工作和行军。前敌委员会这个精简的机构，几个人，在这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就把全国军事和宣传工作的指挥都做了。特别是人民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仍在陕北，这就对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而今，随着新的形势、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他们将要告别陕北，进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
第七节曙光行
1948年3月23日中午，风和日丽。黄河之滨，天堡县川口渡口，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公等在这里告别战斗、生活了十多个春秋的革命圣地陕北、告别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登船东渡。
毛泽东上了第一条船，周恩来、任弼时上了第二条船，外公与胡乔木上了第三条船。这是负责渡河的同志为了防备发生意外事故，而让他们分乘渡船过河的。
过了黄河，就进入山西境内，经过碛口，当晚在晋绥解放区的寨则山村宿营。第二天，到达三交镇西南方向的双塔村。杨尚昆出来迎接，他对毛泽东说：“主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打败胡宗南过黄河来了！，今后不是胡宗南的问题了，而是要直接和蒋介石算帐了。”毛泽东说：“是啊，大家都这么想，革命的形势需要我过黄河，我就过来了。”
双塔村是中央后方委员会领导机关的驻地，叶剑英和杨尚昆住在这里领导后委工作。毛泽东到达这里时，时剑英已先期率队前往西柏坡去了。
在双塔，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发展作了一个估计。他认为，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在这里只休息了一天，26日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又出发了，这回是坐汽车行军。毛泽东坐得是一辆后委机关在撤离延安时带来的中吉普，周恩来、任弼时也各乘一辆中吉普，外公、胡乔木、师哲坐的是小吉普，电台、警卫部队等坐几辆卡车。当天到达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蔡家崖。贺龙司令员和李井泉政委迎接他们。这里条件较好，有电灯、电话、办公室的家具、用具也较齐全。这是中央机关离开延安后一年来第一次在较好的环境中工作和休息。
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十几天。从第二天起便连续开会，听军区领导汇报军队战争情况、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农民互助合作和支前工作等等。周恩来、外公和胡乔木等边听边做了详细纪录，毛泽东也在本子上记录一些重点。
他们在汇报中了解到，晋绥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偏向，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错斗了中农，伤害了干部，侵犯了工商业。毛泽东、周恩来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批评。外公也提醒一定要注意政治路线问题。他说：“毛主席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政策，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发展自己、孤立敌人的英明政策。这中间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问题又是个决定革命胜利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