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岁的郑燮自感岁月催人，他的思绪就像那风雨中的竹叶，是既不安还有些纷乱。年龄就像一道道怪圈，随它分分秒秒地旋转，身体和心理就会潜移默化。由此而引发的诗词书画之风的改变更是不自觉的。那就像是一颗经霜的果子，哪一分钟开始变红是谁也说不清的。年过半百，在生命的旅程上，会进入一片新的迷雾笼罩的境地，感到无言可喻的艰难与迷茫，同时也离不开亲人的照顾与体恤。感情与身体，同样的敏感而脆弱。郑燮十分地渴望家人能在自己身边。可是，潍坊上任之前，饶氏与孩子已经南归故乡。他呆呆地坐在空落落的衙宅中，下得大堂来，就感到周身疲困不堪。连面前的茶碗也懒得端起。算来宝贝儿子已经四岁，正是骑着竹竿满院奔跑的时光。想到宝贝儿子，就禁不住忆起自己的童年……四岁时的燮儿，已是无母的孤儿，在费妈的背上度着童年的岁月。他突然害怕在富贵娇宠的环境里，惯坏了儿子。于是他给堂弟写信，说：
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
郁郁苍苍，满园子的树木，自然也就招来许多的鸟雀。更有那些使人目不暇接的青绿和红色的蜻蜓，还有水中新生出的螃蟹。“拴蜻蜓”、“系螃蟹”对小孩子只是图得一时的欢喜，但是却无形中养成儿童残忍的性格。爱护小动物，培养同情与悲悯的心态，是十分的重要呀。
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明理的好人，不仅是他对儿子的期望，也是他对弟弟和所有家人的期望。他经常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叮咛：
要多置农具，养成妇女们勤苦劳作的习惯；避免染上斗叶子牌或听说书一类的浮华风气。冬天，遇有穷亲戚上门，务必先泡上一大碗炒米，佐以酱姜，来温暖身子，驱除寒冷云云。
要以主客之礼敬重佃农，更要善待家人的子女……他不厌其烦，絮絮叨叨，这也许与年龄有关。从前他是很少这样讲述这些具体琐碎的事情的。可是如今他却是不自觉地就要想到这些，简直就有些谨小慎微。他的心情，正是在这种对亲人的关怀与责任中得到了很好的调适与安抚。他渐渐感到了秋日的美好。他的作诗作画的兴趣也开始变得浓厚。每日照常忙于公务，一有闲暇，就会作画题诗。画面的格调也是积极向上，题画诗的调子也开始恢复了早前的高亢与坚韧。
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
这样的画面，时常会在笔下出现。在诗人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美好的家园，那是同他的身心化为一体的。哪怕离家千里万里，温暖的故乡与家园总是在他的身边伴随，形影不离。
九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去多久，新的痛苦与烦恼又一次折磨着诗人的心灵。先是传说金冬心去了！随后又说袁枚死了！
冬心兄是啥时在哪里倒下的？郑燮毫不知晓。他的身体一贯就欠佳，特别是双腿疼痛，行走不便，但他却是生性好动，仿佛是一只陀螺，被心中的骚动之鞭抽打着，永远也停不下来。正因为这样，郑燮才不相信他有一天会真的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他是那样的坚韧乐观，总是在开怀畅饮，开心大笑，把豪情与欢乐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有多久没有见面，只要一见，就是一片笑声。还有他的艺术，他的个性鲜明的真书与那苍劲艳丽的梅花，处处都透出他的旺盛且与众不同的顽强生命力。这样的一个朋友，怎么就不辞而别？然而，又一个声音也在远处响着，仿佛是说：在乱世风雨中，人的生命就如同油灯的一豆光焰，飘摇在风雨之中，显得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渺小，随时都可能熄灭消失……这一回的消息也许是真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前去为客死异乡的好友痛哭一场，眼下也就只能向空遥祭。
浙江才子袁枚，世所公认有胆有识的能吏。他与郑燮互慕其名、惺惺相惜。当郑燮听说袁枚为解除百姓困苦所表现出的爱心与魄力，更是心领神会。可见二人虽未见面，彼此在心中都耸立着对方的理想形象。此刻，风传心中的那尊偶像式人物蓦然倒下了，郑燮一时难以接受。看来此生果真难以相见？！他为这位偶像式人物的离去竟然顿足大哭。直到又有消息证实袁枚的死讯只是谣传，他才如梦方醒。
“板桥作宰山东，与余从未识面。有误传余死者，板桥大哭，以足蹋地。余闻而感焉。后廿年，与余相见于卢雅雨席间，板桥言：‘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余故赠诗云：‘闻死误抛千点泪，论才不觉九州宽。’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袁枚这段话道出了他对郑燮的评价。
这两位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年龄虽相差二十多岁，但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是乾隆年间进士，都曾担任过十来年县令，都是有口皆碑政绩卓著的清官。辞官的原因也差不多，郑板桥是为放赈救灾，得罪上司；袁枚则厌恶官场迎来送往阿谀奉承，不甘心为“官奴”。辞官后，郑板桥以卖画为生，袁枚则以卖文为生。最重要的是，二人都反对当时的程朱理学和考据之学，反对“格调说”、“神韵说”。在写诗作文上都倾向于痛快淋漓地抒发真情实感，追求清新自然，强调雅俗共赏，反对堆砌辞藻滥用典故。但在其他问题上，也有相互抵牾之处。例如，郑板桥就对袁枚的志怪笔记小说《子不语》颇有微词，在《寄杭大宗书》中，措辞激烈地批评此书“一卷未终，恶心欲呕”“以此等恶札刻而行世，殊令我为袁家才子惜，为士林叹，为天下人哭，悲从中来，百方抑制而未能自已也”。郑板桥的批评显然有过火之处，但是《子不语》中确实存在浓厚的因果报应、荒诞迷信等弊病。袁枚说郑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对这个评价，郑板桥则在《与伊福纳》信中说：“至谓板桥不会作诗，我不愿辩；若云深于时文，一深字谈何容易，则我岂敢当之……板桥何人，而能领此一深字乎，袁枚之言，雅不愿闻。”郑的态度谦和自抑，低调应对，相比之下，袁枚就显得高傲，甚至有些自命不凡了。袁枚说郑板桥“诗非所长”，实际上郑板桥的诗写得甚佳。郑板桥出身贫苦，久居民间，深知老百姓被压迫剥削的痛苦和贪官污吏的恶行，所以，像《悍吏》《私刑恶》《逃荒行》《还家行》等诗，在反映百姓穷苦生活、鞭挞酷吏肆虐横行方面，甚至比袁枚的诗更有深度，更受好评。至于郑板桥的《家书》，更是脍炙人口，虽谈家务琐事，每多精辟见解，且深刻独到，发人所未发，启人心智。
十
乾隆十三年（1748），即郑燮治理潍县三年之际，乾隆皇帝决定要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据说直接的原因也是因为山东大灾中，有饥民铤而走险聚众造反，结果遭到朝廷残酷镇压。事后，皇上一方面派大员勘灾放赈，一方面亲自前来降福安民。为了迎接圣驾，山东上下官员忙得不亦乐乎。天子大驾光临，自然少不了在山上建设行宫、凿修御道，至于刷新庙宇、整理文物古迹更是不在话下。此间，郑燮也得到一份差使，被称之为“书画史”，即圣驾游历泰山自然要遍览书画文物，即命他随侍以备咨询。这虽然是一个临时设立的官职，但同样是朝廷命官，郑燮心中不胜荣幸。为了这件差事，郑燮居住泰山绝顶四十余日，为迎圣做着准备。其实也就是事先游历，熟悉沿途碑刻与胜迹文物。这对于郑燮，无异于如鱼得水。他平生酷嗜山水，更喜好文物碑刻。如此在山中流连多日，可谓乐哉、悠哉、快哉。早年友人入幕山东，他就羡慕不已，赋诗云：
封禅碑铭今在否？鸟迹虫鱼怪异。为我吊秦皇汉帝。
这次郑燮在泰山逗留那么长时间，可是大饱眼福。每日览古迹赏山景，读碑铭观日出……日复一日，陶醉其中，岂不是得其所哉！为了纪念这段快乐惬意的日子，他还特意为自己刻制“乾隆东巡书画史”图章一枚，炫耀于世，引为自豪。至于乾隆上山以后，有没有接见过他，有没有听他介绍泰山书法，是否欣赏过他的诗词书画？史料没有记载，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内容吧。历史的烟云，淹没了不知多少史实，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空白与疑难，也为我们的想象与研究提供了无穷的线索与空间。不过郑燮在泰山的这些日子，心中倒是一直挂念着潍县的百姓。他时常在落日余晖中遥望潍县的方向，想象着人们的日子，期盼着风调雨顺。老天爷没有使他失望。早春的几场小雪，显示出这片饱经灾患的大地，已经亮出了复苏的希望。人人都寄望于老天开眼和一个苦尽甘来的丰年。人们祈求流落到辽东半岛的逃荒者，能够家家团聚。
事实是，紧随其后的几场春风刮过，大地开始回暖。荒芜的土地上，开始长出了足以让人们度过饥荒的苦苣。于是男女老少，开始出现在田野上，掏挖着那救命的野菜。人们感到了老天的关照，看到了一线生之希望。逃荒的人们陆续回到了家乡，开始收拾农具，准备春耕。田野上出现了令人喜悦的生机。
在夕阳的辉映下，郑燮欣然登上东岳之巅。那俯瞰之下的平原、河流和冰雪覆盖的村镇的青色影子……他被眼前汹涌的云海所吸引，还有那落日辉煌与奇妙变幻的云雾。郑燮兴致勃勃、从容不迫地攀登着每一座名峰，仔细地欣赏着沿途古碑与摩崖石刻，就像在阅读一部书法典籍瑰宝。那些历朝历代的官员和大书法家的手迹，被镌刻在泰山石崖上，被镌刻在精美的石碑上，成为了永恒。他研究着，考证着，仔细地揣摩着。
东巡开始于二月，乾隆皇帝奉太后先到诸淀汇集的赵北口临阅水围，到曲阜举行祭孔大典，然后在二三月之交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礼——这正是郑燮最紧张忙碌的时候。随后，皇帝的行程，由“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而到达山东直隶边界附近的德州。一个多月的旅程即将接近了终点，浮现在乾隆皇帝脑中的是京城宫阙熟悉的影子，是亲切的宫灯、朝仪、军机处，以及堆积如山的奏章和僵硬死板的祖宗家法。
乾隆皇帝其实也像任何一位喜好游玩的年轻人一样，总是感到游兴未尽却又希望早日还朝。皇宫里的日子虽然舒适但也并不能随心所欲。他例行公事的这次东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程序，也满足了某种秘而不宣的私欲。等到一切都完了，一切似乎都是心想事成，就感到了一种无可言喻的空虚与厌倦。这就是所谓心想事成的结果。其实并谈不上幸福。
此后的人们很难想象，这位三十八岁，正当春秋鼎盛的皇帝，在龙舟之中是如何招妓夜饮尽情享乐的。人们更难以想象，在那大灾之年，如日中天的皇帝在一片祥和的歌声舞影中，整个地沉醉在醇酒与美女的香风软语之中，沉醉在较之苏州风味而更加迷人的山东爽直少女的香艳之中的安逸情形……当然，昼来清醒的时候，他也多少了解到了此地灾情的严重。于是，皇帝下诏免了山东的赋税，并派遣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当地办理赈给。这才有了此后渤海湾、运河的大批风帆往来，码头上也泊集着满载灾粮的船只。一段朝野关心的历史，就这样烟消云散了，留在书画史郑燮记忆中的恐怕就只有那一枚唯有纪念意义的印章。
十一
连年的天灾，终于露出了转运的曙色。五月，端午节到来的时候，潍河两岸弥漫着热烈的气氛。屡遭磨难的人们显露出生生不息的热情。身着官服的郑燮心情复杂地坐轿行走在河岸上，眼前的景象令他开心。
一阵清风吹过，天上落下了濛濛细雨。这是比香油还要金贵的甘霖，他感到了好久未有的轻松。一连许多日子，他陪同下来赈灾的州府官员们沿着潍河一路而来，巡视着灾荒给生民造成的创伤，也看到了逃荒归来的百姓开始在田间劳作。及时雨，傍着那清风与赈粮，给人们的心中播下了希望，也令郑燮感到了肩头担子的轻松。
一路的旌旗仪仗，浩浩荡荡。俗世官人的威仪把沉寂许久的官道搅扰得热闹异常。天公也回心转意，雨竟然下了一整天。潍河的岸柳，在黄昏的雨雾中更显得墨绿迷人。在一阵阵的雨中，天空偶然透射出的一缕斜阳，更增加了平原上的温暖气氛。长长的柳丝，垂拂在官员们的轿子上和吏卒手中的彩色仪仗上，水珠纷纷四下弹落着。开道的锣声中，夹杂着人喧马嘶和远远的布谷鸟的鸣叫，仿佛在宣示着灾后大地的复苏和民情的回还。
田野里，几个光着膀子的农夫，赤脚踩着田埂的泥泞，快步来到灯笼上写着一个“郑”字的郑县令的轿子前，献上几个新出锅的热粽子。还有的用粗糙的黑瓷大碗向县老爷敬上一杯自酿的高粱小烧。有一位激动的老农，竟然手扶着郑燮的轿杠，忘情地描述着桑麻丰收的预兆。
御史高斌十分羡慕郑县令的口碑与人缘，两人很快地亲近起来。在黄昏细雨和田圃的蛙鸣中，郑燮与高斌二人赋诗相赠，举杯互敬，为健康、为节日，更为预见肇启的丰年。郑县令突然意识到，这还是自己主政潍县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万物复苏的春天，于是诗兴大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