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人民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毛泽东
初次采访邹本兴，我没捞着多少“干货”
新千年伊始，我接受一个任务，去石家庄采访冀联医学院院长邹本兴，邹是部队离休干部，曾任某集团军后勤部副部长，年近7旬为民造福，当属壮心不已，老有所为。在见到邹本兴本人和到冀联医学院采访之前，我手头上掌握了这样一组数字和文字资料：——“冀联”在国家没投一分钱，没有接受社会任何赞助的情况下，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发展成为融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的民办高等医学院，学院占地110亩，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已为国家积累固定资产6000万；
——“冀联”在校学生4000多人，已培养大中专毕业生6300余名，就业率达95%以上；
一“冀联”先后9次被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和河北省、石家庄市教委评为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邹本兴曾获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冀联”的办学方向和宗旨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为社区培养中高级医学人才；“冀联”精神是自信、刻苦、勤奋、顽强、超越、奉献；“冀联”目标是树人育德，培养白求恩传人；“冀联”特色是优师严教，高效兴学；
——“冀联”创办13年来，共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减免学费40多万元；
——“冀联”聘有专职教师260名。80%以上为副教授，其中有30多名为研究生导师；
——“冀联”设有国家高考文凭考试部、自学部、中专部，三个部七个医学专业，同时开设技能课程，加强英语、微机、汽车驾驶等技能的培训，针对学生创业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
——“冀联”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全封闭式办学，班主任多为部队离退休的师团职干部。
面对这样一组数字和文字，使我的受命采访变成自觉行动，积极性也日趋高涨，同时心理准备也很充足，主观愿望料定会很顺利，谁知事与愿违，每次采访都遇到一些磕磕绊绊的事。
第一次采访是跟北京的一大堆记者去的，在这之前，北京军区党委刚刚做出<；关于开展向邹本兴同志学习的决定>；，北京各大报刊的十几名记者呼呼啦啦拥向“冀联”，争抢独家新闻，各捞各的“干货”，不经意间露出“新闻大战”之势，作为报告文学创作，我对炙手可热不感兴趣，但报告文学本身也含有新闻性，所以首次采访和新闻界的朋友一道展开，我还是满有兴致的。
采访地点在某集团军招待所会议室，一道接受采访的还有“冀联”医学院的党支部书记陈丕海、副院长孙宝太、杨树青等人。首先发言的是邹本兴。这是一个年近7旬的老人，虽身穿笔挺的西服，仍看出背有点驼，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记录着老人所经历的历史沧桑。老人讲话胶东口音很重，甚至有些话都听不清。但看得出，老人很和蔼，很有长者风度。老人讲了自己的办学经历，讲了与几位老同志之间的合作，讲了一大堆革命道理。老人讲完，大家开始提问，至少有5名记者问：“邹院长，你究竟为什么要办学？”
邹本兴的回答不紧不慢，跟材料上的口径几乎完全一致：为了牺牲的战友，他们死的时候都说自己没完成任务，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们活下来的人应该替他们为革命多做些事情；为了解决农村特别是革命老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毛主席讲，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在职的时候，经常带医疗队到革命老区巡回服务，去的时候，群众敲锣打鼓，走的时候洒泪相送，所以我发誓，一定要为农村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过得硬的医疗队伍。
说这些，对搞新闻写作的记者们大概已经满足了。可我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满足，我总觉得作为一个老革命，这些言语是不是太闪光了，能不能再掏点真的，更适合现代人口昧的东西。我憋着劲，没提任何问题，吃过晚饭，我大老早来到邹本兴的房间，结果门开着，人不在，问问服务小姐，说是被别的记者拉走了。我挨个屋找，总算把人给找到了，还好屋里只有两个记者。但让我失望的是，邹本兴还是老调重弹，只不过比在会上谈得活泼了一些，内容万变不离其宗，搞得几位记者绞尽脑汁无所适从。大家变着角度问，邹本兴却把目标转移了：“学校是我和几个老同志一起办的，要宣传报道，不能忘了他们。”话里话外，又透出一种高风亮节。记者们一般都皮厚脸憨软磨硬泡，直到把采访对象的“油水”榨干拉倒，但面对邹本兴绝对一致的“口供”，也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在大伙沉思的空当儿，我调了一个话题问邹本兴：“听说你在朝鲜战场上反细菌战的时候，发明过‘篱笆胡同隔离法1，还立过二等功，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在野战部队当干事的时候，搞过军史，采访过好多老干部，跟他们在一起交谈，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战争。这个话题果然引起了邹本兴的兴趣，他的眼睛忽然间闪亮起来，但他的第一句话却是：“这些你都知道啦。”
邹本兴的表情激动，语言也变得生动，但谈的都是战友们的故事，或描述一场战斗经过，就是不提自己。就这样，两个多小时稀里糊涂过去了。
送邹本兴下楼来，我们意外地发现老天下起了大雪，是新千年的第一场雪，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没打任何招呼就下了个铺天盖地满目洁白，谁也不敢预测，这场雪对我们完成采访任务是怎样的预兆。
五进石家庄，我想吃点独食。不然，我造不出这十几万的文字。
春节过后，首都各大报刊对邹本兴的宣传掀起高潮，在各种媒体“狂轰滥炸”的情况下，电视媒介先声夺人，不过那一阵儿正赶上同时报道马永顺、邹本兴两个老同志，一个种树，一个办学，又都是连续报道，互相有些“打架”，同时也有不少熟人问我：“邹本兴办学不是为了赚钱，究竟为了什么？”我知道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不那么容易让人心服口服，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大相信。不行，看来跟大伙一起采访，挖不出真东西，我必须吃点独食。于是，正月十六，我二进石家庄。
进石家庄之前，我没跟邹本兴打电话，一下火车直扑“冀联”，结果正赶上邹本兴主持院务会。我在他办公室等了一个上午，直到吃中午饭才见着人。下午刚谈了十几分钟，省教委来人检查工作，我只好主动“让位”，白呆了一天的时间。
正面“进攻”受阻，我只好来个“迂回”战术，采访书记陈丕海、副院长孙宝太、杨树青、张建奇和班主任、老师们、同学们，到干休所采访邹本兴的老战友，到医院、乡村卫生所采访“冀联”的学子们，到邹本兴的儿子、儿媳的所在单位采访有关领导和同事们，所到之处，都有所收获。这么一折腾，两个礼拜过去了，笔记也有了五六万字，按着我的计划，“外围”扫完，我该攻坚了。
我和邹本兴约好，第二天下午到他办公室谈，我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政治任务，必须给我一个上午的时间。还好，他答应得很爽快。可就在当天晚上，我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令我第二天回京，这次采访不得不暂告一段落。
3月下旬，我三进石家庄，邹本兴正准备全国民办高教委在“冀联”召开的学术交流会，忙得焦头烂额。我无功而返。
4月上旬，我四进石家庄，按说这次机会不错，集团军正组织“邹本兴模范事迹报告团”在所属部队作巡回报告。报告团成员实行封闭性管理，晚上一律住招待所。这下我很得意，白天我坐在底下听报告，利用空闲时间，我和邹本兴约好晚上谈，邹本兴也满口答应。带队的集团军王副政委也下命令让他必须和我谈一晚上。我很高兴，决心利用这一晚上的时间把邹本兴挖空。
吃过晚饭遛弯儿回来，我捷足先登钻进了邹本兴的房间。还好，他正一个人看《新闻联播》，看样子心情还不错。等《新闻联播》一完，他很自觉地把电视关了，跟我扯一些采访以外的话题，我认为工夫耽误不起，赶紧言归正传，看来邹本兴被我挤对得没什么退路了，只好从头“招”来。他正要张口，有人推门进来，说是集团军首长要接见报告团成员，看来我又要让路了，邹本兴看样子有些不落忍，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估计时间长不了，你在我房间等一会儿吧。”我真的实实在在地在房间傻等，一个钟头过去了，还不见他回来，我心里有点着急了。我在部队当过新闻干事，调军区机关以后，也采访过一些典型人物，大部分都是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特别是有些老典型，过些日子没记者骚扰，就觉得寂寞，接受采访惯了，一说一套一套的，又会总结又会归纳，弄得记者都不知道该记些什么。而像邹本兴这样“金口”难开的还真没见过。但我很自信，我会如愿以偿的。
一个半小时以后，邹本兴回来了，进门很歉疚地对我说对不起，接着看看表又说：“看来今天谈不成了，我马上得回去，明天上级要到学校检查，我回去准备汇报材料，实在对不起了，下次吧，下次咱一定好好谈。”他一边说着一边收拾东西，最后把桌上的两个苹果硬塞给我以示安慰。就这样，他用两个苹果把我“打发”了。
4月下旬，我五进石家庄，之前，我为自己立下军令状：不采访到“真货”绝不回京！
还好，这次邹本兴配合得不错，吃过晚饭，很顺从地跟我去了招待所，但开口还是“牺牲的战友”、“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一类的老话题，并对我说：“我们办个学校算什么，比起‘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差多了。”停了一下，他又对我说：“你这本书等二十年之后再写吧，到那时候‘冀联’就值得大书特书了。”我一听，傻了，二十年以后，我是不是还会写作呢？我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对他突然发问：“你的一些老战友对你办学有没有偏见，是不是有人怀疑你赚了大钱？你在办学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有没有一筹莫展苦不堪言的时候？”
我一阵连珠炮的发问，邹本兴大概有些始料不及招架不住，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眼圈发红了。我见“强攻”奏效，赶紧扩大战果：“你心里有话在家里不能说，在单位不能说，跟老战友们没法说，你就把我做一个知心朋友，把心里话好好倒一倒吧。”
邹本兴终于被我蓄谋已久的心理战术击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