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青朋友从外地来，总是要喝酒的。酒桌上说到了我正在写的知青故事，都说“我们都老了，快把那些过去不能说、不敢说的故事讲出来吧！”然后大家抢着为我讲故事。农垦报的张总编说：我知道一个故事，当年一个男知青追求一个女知青，被拒绝了，他竟把自己的“命根”割下来了！很惨……
老胡马上说，你说得不对，那个知青是我们连队的，我俩还是好朋友！老胡当年在完达山下、蛤蟆通河畔的一个连队当兵团战士，后来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先当医生，又搞装修，再以后到日本搞设计，前几年回国，办设计公司、开西餐馆。他为人热情，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和当年知青战友的联系。
几天后的下午，在他家那个门前爬满青藤的“露西亚”餐馆里，伴着一杯浓浓的咖啡，老胡给我讲了这个奇异的故事一他叫小凡，我们是一批的，1968年11月8日从哈尔滨到北大荒的，当时他只有15岁或16岁，是1968届小初中生。他家境不好，在大学当老师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父母离了婚，父亲去了大兴安岭改造，领走了弟弟。他和母亲在一起，她在医院当护士。
小凡一点也不伤感，每天嘻嘻哈哈的，人很聪明。聪明的人都幽默，经常给我们讲笑话。下乡时正是冬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棉猴，脚上是一双对缝儿的棉鞋，脖子上扎了一条颜色很鲜艳的围巾，很讲究，十分可爱的样子。白天他在园艺排干活，培育果树。晚上和我学拉手风琴，后来请人把家里的小提琴捎来了，又跟我学小提琴。他很勤快，一到吃饭时，他抱了好几个饭盒，帮助我们打饭，然后一起边吃边白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说。
我们是个大连队，当时有200多个知青，北京的和哈尔滨的是先来的，大家在一起混得不错。上海知青一来，我们就有点躁动了。他们都穿着黄军装，外面披了一件草绿色的大衣，很有风采。上海的小青年，无论男女都是白白净净的，比粗糙的北方人显得滋润多了；那些上海的小姑娘样子娇小，更是楚楚动人。特别是他们绵软的沪语，听着很有趣。小凡一有空就往上海知青堆里混，他们也喜欢他，那些小姑娘，一听他说话就笑，他也擅长在女？亥子面前表演。不几天他就学会许多上海话。回到我们宿舍，小凡就教我们，连骂人话他都会，这小子真是个语言天才！
这么多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在一起，天长日久总要闹出些浪漫的事儿，这也很自然。可是在那个年代，小青年不好好学领袖教导、不好好干活，而去谈情说爱是大逆不道的。其实，爱情和地里的庄稼一样，它也在生长，谁也挡不住。连队对这方面管得很严，最尽职的是一个姓苏的女副指导员，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兵，她很热衷于对男女知青的跟踪和抓“对儿”。知青说她有点“变态”，也可能是误解，她真怕知青闹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管领导，她是有责任的。
可还是出事儿了，那事儿还和我有关系！一个姓宋的哈尔滨小伙儿，爸爸是省里很有名的教授，这小子看上了北京的姑娘小萍，要写封信，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找到了我当“枪手”。小宋读书时是数学课代表，脑袋很灵，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但写情书就不在行了。那时我读了不少法国和俄国的爱情小说，《红与黑》《安娜丨卡列尼娜》我都很熟悉，写情书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小宋一看很感动，连说好好好！他求我去送信，我说，情书必须自己送。那天也很巧，小萍正看小宋送来的信时，苏副指导员来了：“你看什么呢！”然后抢过来就看一小青年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股掌之间。她越看越生气，“没想到我们连还有这么下流无耻的小青年！”她气汹汹地走了。
接着在全连的一次大会上，她宣读了这封信，并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大批判。会后，小萍哭了，痛不欲生。小宋傻了，愣怔怔地坐着，不吃也不睡。几天后，小宋的妈妈来了，把他接回哈尔滨，不久就送进了精神病院。我探家时，还到医院去看过他。“米沙你来了！”小宋还认识我，米沙是我的小名，父亲在东欧留过学，孩子也起了个洋名。我送给他一条“握手牌”香烟，他竟不知道怎么把烟打开，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说到这儿，老胡真找了一支烟抽起来，好半天，心绪才平静下来。我又要了一杯咖啡，接着听他说一无端的批评，让女知青无脸见人小宋疯了这件事对连里的知青刺激很大，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男女青年连话都不敢说了，更不敢来往了。只有一个人还是傻乎乎的，那就是小凡。他还往上海知青堆里钻，特别和一个上海姑娘过从甚密，那个女孩儿比他大，他俩经常互相借书看，她还帮他洗过衣服。小凡对她很依赖，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其实当时他对她并没有产生爱情，也不是现在很时髦的“姐弟恋”。按着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可能是种“恋母情结”吧！这事儿还是没有逃过苏副指导员警惕的目光。这回她吸取了小宋事件的教训，没有声张，只是找了那个上海女知青谈话，好言相劝，不要和小凡来往！否则，X#你影响很坏！那个女知青马上找小凡谈话，她哭着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人家都说咱俩搞对象，这样影响不好！”好像一盆冷水泼在小凡头上，他很难过，也很委屈，自言自语：“我也没和她搞对象呀！”
“谁也没想到，后来又发生了那样悲惨的事件！”老胡说，当时我已离开连队去当兵了，有人给我写信说：小凡把自己的阴茎割下来了！转业后，我多次见到小凡和他的母亲，又询问了连队的许多人，他们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一那一年，1973年夏锄的季节，大家正在铲地，小凡后赶来的。不一会儿有人喊：“出血了！出血了！”那人看到鲜血顺着小凡的裤腿往下淌。大家一喊，他自己弯下腰，想扎住裤角，不让人看到，那时他脸色煞白，用手撑着地，已经站不起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已经昏迷的他背回连队卫生所，丁大夫把他的裤子退下来一看，腿根儿处一片血肉模糊，阴茎被割去三分之二，贴根处还系了一根麻绳儿。
后来才知道，小凡是在大家下地后，在自己铺位的床沿上用镰刀把自己的“命根”割断，为了止血他自己在伤处系了一条麻绳，然后用纸把“命根”包好，埋在宿舍门前的地里。事后，大家和他开玩笑：“你把那玩意儿种在地上，想让它长出来一棵树，满树都滴滴荡荡吊着那玩意儿，好看吗”小凡一个劲地傻笑。丁大夫赶紧做了止血处置，又把小凡送到了团卫生院，最终止住了血，保住了他的命。
一个星期后，小凡又回到了连队。几天后的清晨，睡在小凡下铺的青年感到从上面往下滴什么，掉在了自己的脸上，他打开灯一看，自己脸上都是血！那血正从上铺的床缝向下流。他们爬到上铺掀开被一看，小凡已把自己的气管割断了，他已气息奄奄了。丁大夫和连队干部再次把他送到团卫生院，万幸的是他没有割断动脉，他的命保住了。医生把脖子上的伤口缝合上，他又回到了连队。
听说那位苏副指导员很气愤：“你自杀吓唬谁，我看你是做贼心虚了！”几天后，小凡下铺的青年半夜又听到小凡的呼噜声，上铺一看，他又把缝合刀口的线都撕开了，顺着刀口淌着血……
后来，团卫生院又一次救活了这个生命力极顽强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把他接回家，住在自己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气急败坏的小凡，总是和母亲吵架，有时又很极端，母亲没办法又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的精神时好时坏，他在医院里也是几进几出。
从部队转业回来，老胡到家和医院去看过小凡。后来，他去日本搞建筑设计，前几年看到哈尔滨要开亚洲冬运会，又回来参加体育馆的设计招标。这之后，老胡也常去看小凡，给他送烟送零花钱，有时还领他出来吃顿饭。他和过去一样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一点儿也不沮丧，对病友和护士都很有礼貌。
老胡也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是证明？是抗争？是自虐？还是割断尘缘？他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后来小凡到上海做了一次阴茎修复手术。老胡和他说，你找个对象吧！他笑着说，他妈妈所在医院的一个护士看中了他，可他妈不同意！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老胡说，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凡是1989年，那是在精神病院。他的手用纱布包着，指尖都是黑色的。他说坐火车到外地去看他叔叔，结果下错了站，在大风雪里迷了路，被冻倒在野地里，被好心人送到派出所，他又捡回了一条命。小凡正在等着做截肢手术。那一天，老胡看着自己的老战友灾难接踵而来，很是伤心，他感叹上帝的残忍和不公！
日落黄昏近。小店点亮了蜡烛，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我只好停止了采访，我怕我们不断的哀叹影响客人的情绪。
我想，谁是小凡人生悲剧的始作俑者？是那个“变态”的副指导员？大概不全是，她也许是好意，那个时候像她这样的干部还少吗？也许是小凡自己心理、生理的原因，也不全是。如果，能多一些人性和人文关怀，能更多一些对人格的尊重，这样的悲剧是不该发生的。
去年我路过老胡的俄罗斯小餐馆，进去闲坐，又打听了小凡的情况。老胡神情暗淡地说：“他去世了。”
小凡死在了离佳木斯只有5公里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那是一座白色的6层大楼，收养了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中精神病患者，大约有200人。那里的条件相当好，有专业医护人员对患病的老知青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他们最小的都有50多岁，可只记得自己下乡时的年纪，他们会对来访者说“我18了。他20。”他们心态很年轻，因此也很快乐。他们有的是已经返城了，可又被家属送了回来，因为病都是在北大荒得的，还是你们负责到底吧。只要是北大荒的老知青，只要是得了精神病了，他们都来者不拒，连他们得病的子女都收养了。安养中心努力要让患病的老知青回归正常社会。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曾带着恢复效果好的10名老知青前去参观，他们受到上海人民热情的接待。穿着整齐的老知青像孩子们一样高兴，如不特别注意，谁也不知道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可惜，我们的小凡没有这么幸运。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到这安养中心视察的新闻，她和那些住院休养的老知青谈笑风生，她高度赞扬了北大荒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还好，小凡最后几年一点也没受罪。”
老胡说着，叹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