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觉得前景不甚乐观，于是说：“党内分歧，亟待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有赖于党的正确领导。我来陕北，就是要直面同仁，凡是我的责任与过失，本人决不推卸！如果你觉得难以开展，我可直接找毛泽东他们谈！”
林育英连连摇头：“不妥不妥，还是我来协调吧，争取早日消除歧见，增进全党团结。”
毛泽东听朱德汇报了分离一年来的情况和同张国焘斗争的曲折经历后，给予高度评价，十分感慨地赞誉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说他在极端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乐观、冷静的态度，做到履险如夷，实为总司令最可贵的品格。
现在，毛泽东开始考虑，应该拿出一点精力与时间，着手解决党内分歧问题了。
一天，毛泽东走进张国焘的窑洞，登门造访。张国焘抑郁寡欢，脸上强打出笑容。
“国焘同志，来陕北多日，对住窑洞习惯吗？”
“哦，比住肮脏的藏包好多了。”
“窑洞冬暖夏凉，体纳地气，又能防敌机空袭，看来，我们要住些时日喽！”
“能住多久呢？”
“短则三年五年，长则十年八年，或许更长一些。”
“唔……”张国焘的喉结上下滑动了两下，打了个波次。
“现在这里上下都在谈论我们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的事，你对此有何看法？”毛泽东转了话题。
“我初来乍到，情况不太熟悉，主席的意思呢？”张国焘委婉地反问道，且恭维地称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我是买空卖空啊！”“主席此话怎讲？”
“有人不理解，凭红军这点实力，却在和人家谈大买卖。据掌握的情报，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肯定会引起美、英、苏的不满；国内反日的潮流日益高涨，也会深入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去，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即快形成呢？”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点燃一支土制烟，慢慢地吸着，说：“现在只能说我们与张、杨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可以称之为‘张、杨、共三角联盟’。张、杨向南京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是不会被蒋介石所采纳，其结果将会在西安出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方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美、英、苏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一方面要看张、杨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
“共产国际是何态度？”张国焘又问。
“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毛泽东瞥了张国焘一眼，话锋一转，说，“张浩同志（林育英）向中央建议，红军三大主力已会合，委员们大都在陕甘，应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我与洛甫、恩来商议，认为召开中央全会还不是时候，可以先在政治局范围内展开讨论，解决分歧，把全党思想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上来。国焘同志，你意如何？”
张国焘显出十分坦然而大度的神情说：“我服从大局，一切听便！”
波谲云诡。
就在中共中央即将召开会议解决党内分歧之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及亲信随员被扣押监禁。
张、杨电邀中共速派员赴西安共商大计。
突如其来的事变，使红军将士为之大震！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张、杨二位将军干得不错，此举大快人心！”博古激悦的情绪难以抑制，对事变大大赞誉一通。
“蒋介石也有今日，先杀了他再说！”朱德抢先表示。
“此事不能完全由我们作主，这要看张、杨的态度。”周恩来冷静地说，“共产国际对此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告知一下，以应周全。”
张国焘颇为冷静地说：“蒋介石是卖国独夫，人民公敌，杀了他大得民心。”
毛泽东最后发言：“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确表示拥护。”“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
会议决定速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
12月14日，张学良来电，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颇感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很有顾虑。
毛泽东亲拟复电：“文日（即12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国，举国同情。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诉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并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
朱德极爽快地插话道：“对张学良说，干脆杀了蒋再讲其他！”
毛泽东说：“你杀了蒋介石，就会冒出张介石、何介石、李介石大打出手，到那时就热闹了，一发而不可收拾。”
12月15日，发表了毛泽东、朱德等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在认识是取得一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此时莫斯科来电，同意中共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变，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应允抗日后，乘飞机安然回了南京。
中共中央紧张地忙碌了一阵子，终于喘过一口气。
红军主力移向西安至洛川前线，与张、杨两路军互相衔接。中央和军委机关由保安向延安迁移。
红军招兵买马，广揽四方志士仁杰，延安由此成为著名的赤都。
延安一天天热闹起来，人们的心情大为开朗。
可是，塞填在张国焘心中的块垒却逐日加重——他曾寄希望于西安事变能给西路军带来转机，没想到西路军每况愈下，传来的坏消息令人痛心。当西路军只剩下零星部队逃往新疆时，对张国焘等人的指控与谴责已是满城风雨。
张国焘痛愤地向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引咎自责，要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
他说：“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也不会指责别人，一切错误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我有关，我请求举行一次中央有关会议，来讨论西路军问题。”
张闻天说：“我提请中央讨论决定。”
于是，中央军委开会，率先讨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问题。
四方面军的同志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陈昌浩的错误。一是在西渡黄河之前，陈昌浩提出所谓建立甘南根据地的主张，使大部耽误了渡河的大好时机；二是过河以后，陈昌浩犯了盲动冒险瞎指挥的错误。如果张国焘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西路军决不会失败。
朱德慎重而客观地分析说：“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这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军、第三十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一起对付马步芳部应当说是游刃有余。陈昌浩指挥上的错误是一个方面，像红军这样一支刚刚走过草地，爬过雪山，又不断与敌人周旋战斗而疲倦不堪的部队，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颗子弹，都易招致灾祸。加上对西进地域生疏，气候恶劣，况且对敌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毛泽东的批评显得没留一点情面，他严肃地指出：“对西路军的失败，可概括为三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这个计划自一诞生，我就公开批评过。二，张国焘同志应对西路军的破产完全负责，对四方面军的损失负责。三，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的耻辱，这将诱发蒋介石对我红军报复和进攻，同时会使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影响。”
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得严峻而沉重起来。
张国焘以毫不掩饰的冲动站起来表示：“西路军的失败自由我承担一切责任，我已向总书记引咎辞职，并愿作深刻的反省……”
他嘴上虽这样说，心里却涌起一股忧怨的有口难辩的酸楚。他愤然地离开了会场，耳边一直轰鸣着的那个浓重的湖南口音，使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权威的震慑。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向党中央作了题为《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
他在检讨书中首先申明说：
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的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和整个红军中的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1935年12月决议以后，我执行着12月决议的路线。我不是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容许的。
我说上面这段话，我觉得是有充分理由，没有丝毫虚伪。不错，在五次“围剿”后，1935年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合时，我与当时的党中央有过分歧；但在12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在这政治上一致的基础上，又在西康地区自动的取消自称中央的错误行为，成立西南局，从政治上的一致走到军事策略的一致，组织对立的撤销，一直到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的统一，和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现在我与党中央之间，没有任何的原则上的分歧了。
在作了这番特别强调他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的申明之后，接下来他开始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的客观情况，而过分估计了主观错误，发展到怀疑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
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一点，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抹煞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一个数量很大的红军的万里长征，减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终于达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和大批干部的保存，正是表现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当超出党中央决议上的批评。……
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
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他在检讨了上述五点错误之后又申明：
虽然我现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与中央一致，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过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
听他发言的腔音和声调，不像是在作检讨，而是在作报告。他作完检讨，抬眼扫视了一下会场，点燃一支烟卷吸着，坐在那里等着与会者的评判。
没人发言。
会场出现了折磨人的沉默。
毛泽东却不急于表态，他向主持会的张闻天递了个眼色，宣布散会。
张闻天委婉地对站起来欲向外走的张国焘说：“国焘同志，请你把发言稿留下吧。”
“可以。”张国焘随手将发言稿丢在桌上，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愤郁、委屈之情第一个走出了窑洞。
3.“抗大”风波，张国焘“闭门思过”，许世友发怒了！
由西路军的失败而引发的全党全军对张国焘的斗争在赤都延安展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宣部部长何凯丰亲自召集会议、撰写文章，发动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批判。林彪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则成为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主要斗争阵地，因为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干部在到达陕北后被安排进“抗大”学习。
斗争开始时，四方面军的有些干部认为，这场斗争的矛头不仅是对准张国焘来的，而且是要整四方面军，颇有些抵触情绪。随着斗争的不断升温，一些斗争专家们借机对有情绪的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批判与斗争。
“你乱抓乱杀过人吗？”
“没有！”
“抢过老百姓的东西吗？”
“没有！”
“强奸过妇女吗？”
“没有！”
“说过反中央的话或做过反中央的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
斗争者盛气凌人的审问，引起四方面军干部学员们的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拒绝回答这种带有威逼和侮辱性的问话。
过激的行为，严重的抗议，招致“抗大”校内的空气紧张起来。林彪再三叮嘱下属要密切注意斗争的新动向，并经过缜密的布置，将红军干部班分别隔离，将学校中的武器收藏起来，以防发生武斗事件。
一天，有人急来向林彪报告：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领着几百名干部学员和战士闹事，提出罢课，纷纷离开了学校！
林彪命令：“派校卫队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林彪知道，这次闹事非同小可，更知道不迅速平息下来的严重性。他先传训许世友，令其停止对抗。许世友拒绝面见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