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黎孚和陈茂生马上去会场把叶剑英叫了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剑英见电报是打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摆，说了声：“你们去吧！”便立即回到会场。
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
叶剑英悄悄走了过去，从口袋里掏出电报，轻声对陈昌浩说：“政委，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给你的。”
陈昌浩的讲话正在兴头上，斜乜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叶剑英退到一边，随便瞥一眼电文——只扫了一眼，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但他表现得相当机警和镇定。稍停了一会儿，见陈昌浩还在台上没完没了地讲话，他便借上厕所之际，走开了。
毛泽东把照料贺子珍的任务又交给了警卫员吴吉清，让吴吉清陪贺子珍去休养连。他特别嘱咐贺子珍和小吴：“告诉四老（指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情况一有变化，彭德怀会马上派人护送休养连转移，并要大家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
贺子珍点点头，深沉地注视着丈夫消瘦的脸庞，说：“润之，你要注意身体啊……”
毛泽东点点头，也道了声：“子珍，多珍重！”
他立在门口，目送着妻子的背影渐渐远去。
这时，叶剑英大步流星地赶来了。
“主席，这是张国焘刚发来的电报，是打给陈昌浩的。”叶剑英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即抄了一份，然后将原文又交给叶剑英，叮嘱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已了解电报的内容，你马上回去，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看他如何处理。”
叶剑英急切地问：“那我们该如何行动？”
毛泽东说：“迅速北上。你最好搞到一份地图带上，我们路上用。”
叶剑英又问：“何时行动？”
毛泽东说：“今晚即行动。”
毛泽东大加赞许叶剑英干得漂亮，在危急时刻立了大功。以后常讲起这件事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在叶剑英送来这份密电的前一个小时，彭德怀也跑来报告情况，再次力促毛泽东采取防范措施，说：“陈昌浩已向四方面军的人放风要听张国焘的，如果他们真要强行解决三军团，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不停地吸烟，不作答。
彭德怀忍不住地发火道：“老毛，你听我彭德怀一句好不好，为了避免自
相残杀，我们可以扣押人质。”
“不行！”毛泽东断然否定。
空气里充溢着火药味。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从一个侧面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指张国焘给徐、陈的复电），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红一方面军情报机构）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叶到，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幸甚！
且说叶剑英回到指挥部，会议仍在进行，陈昌浩还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悄悄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叫他转给陈昌浩。
陈昌浩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话终于结束。与会者站起来扭晃着坐得麻木的身子纷纷离开了会场。陈昌浩仍然坐在台上点燃一支烟吸着，秘书这才将电报递给了他。
陈昌浩看完电报马上收起。此时此刻，他心中翻涌着的是怎样的惊涛骇浪，别人不得而知。
多日来，陈昌浩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停。一头是中央的决定要北上，一头是红军总政委的指令要南下。如果单从一个指挥员的角度来说，他可以听总政委的，而不听其他任何人的。但他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中央就在他身边，就不能不听中央的。他深感夹在中间不好受。
但就个人感情而言，陈昌浩对张国焘有一种知遇之恩。
陈昌浩20岁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武汉从事地TZ作，同年12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他被张国焘看中，一起到鄂豫皖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和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委。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到达川陕地区，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在张国焘将原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打下去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便成为这块根据地和这支部队的领袖。
就陈昌浩个人奋斗的简短历程而言，他的成长与进步，除了他本人的才能外，却与张国焘的栽培与重用分不开的。可以说，因为张国焘，他陈昌浩才有今天，才能在两军会师后在中央政治局给他争得一席地位，才能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上了政委。换言之，几年来，他一直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亲密无间，是张国焘的一名得力助手。同时他十分佩服张国焘的领导才干和驾驭诸事的谋略与练达，他深感两军会合后，红军离不开张国焘的领导，他也想再跟着张国焘干一番事业。中央决定分成左右路军时，他并不乐意到右路军，但张国焘执意要他去，他不得不去。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中，他深感夹在中间挨“夹板气”的滋味不好受：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他于心不忍；依了张国焘，中央不答应，他也不好办。他不理解中央为什么非要一直坚持北上的方针不变？在标着“南下”和“北上”这架命运的“天平”上，陈昌浩终于将情感与理智的砝码抛向了张国焘托出的“南下”的盘子里。
吃晚饭时，他对徐向前说：“老徐，国焘同志又来电催我们南下，我看我们不要再迟疑了，这样耗着要误事。”
徐向前说：“你去跟中央交涉吧，看能否说服他们，要南下就南下，要北上就北上！”说罢，将碗筷一撂，站起来走了。
陈昌浩望着徐向前的背影，知道他心里尤为难受。徐向前对四方面军的感情比看待自己的生命还重！
陈昌浩决定，马上再找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谈一次。
夜幕“哗啦”一下垂落了。一抹血样的余辉从云块裂开的一道缝隙里涌溢而出，瞬间将苍白的云霞染得殷红，但又迅即隐没了。遥远的沉默的雪山也随之失去了它明晃晃亮灿灿的光泽，留下一重重巍峨的剪影。
在毛泽东眼前的一线曙光，也仿佛是这血样的一抹余辉倏忽消失了。
他感到痛心：难道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的悲剧今天会在红军内部重演吗？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人惨淡经营、殚精竭虑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将毁于一旦，红军历经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这点革命的火种将自灭于这个亘古的泽国边缘……不！要设法挽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局面，要尽最大的或是最后的努力避免和制止将要引发的一场睚眦残杀！
毛泽东要亲自去一趟前敌总指挥部，竭力争取陈昌浩和徐向前。
张闻天拦住说：“你万万去不得，我们可以通知他们来。”
毛泽东说：“要他们来，反倒被动，不如我先去找他们探探虚实。只要把二位争取过来即可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张闻天踌躇了一下。他知道，毛泽东是不喜欢身上带枪的。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但毛又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朱兼任第十师师长，于是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但他很快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他身上带过枪。长征以来他手里拄的只是一根拐棍。张闻天暗暗感慨：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老毛，却不喜欢带枪。于是说：“要去，我俩一块去。”
毛泽东说：“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好，你约一下博古，到恩来、稼祥那里开会，我很快就去。”
他说得很轻松，也很决绝。说罢，迈开步子向二三百米开外的前敌总指挥部走去……
陈昌浩正在考虑是亲自去毛泽东住处，还是给毛泽东等打电话请他们来。思来想去，他终于抓起了电话——就在这当口，毛泽东出现在他的面前。
“昌浩同志，根据国焘同志的来电，中央即复电，恳切希望他能率左路军前来和我们一道北上。”毛泽东平静地说。
“嗯……”陈昌浩咳了一声，口气变得有点涩硬，“国焘同志一再电催南下，我看也很有道理。蒋介石发现红军北上意图后，正调集重兵向甘、陕、宁集结，此时南下正好杀他个‘回马枪’。我看南下比北上更有利！”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着，没有立刻发话。
陈昌浩见状，以为毛泽东心有所动，又说：“两军没有会合之前，四方面军就有这个打算，以川康为依托，在四川盆地建立苏区，伺机攻取成都，在那里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就目前情况看，中央与张总政委之间虽然有些分歧，只要合力南下后，召开会议，通过民主的方式是可以消除分歧的。”
毛泽东听着，觉得此公已无法“争取”过来了，再规劝也无用。于是问：“向前同志呢？”
陈昌浩说：“他总是如此，每到晚上就去查查哨。噢，向前同志的意见是不愿再将四方面军分开。”
毛泽东沉默了片刻，说：“既然要南下嘛，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找他们开个会吧。”
“好，就这么办吧！”陈昌浩同意了。
但陈昌浩没想到，这是毛泽东巧施的“金蝉脱壳”之计。
借着月色，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下榻的地方，见徐向前正在院里散步，便走过去问：“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的意见如何？”
徐向前看到毛泽东亲自来找他商量，感到事关重大，不然不会夜晚登门。他慎思片刻后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不妥。”
毛泽东听出了徐向前所说的意思，就只好嘱咐他早点休息，即告辞而归。
毛泽东火速赶到巴西附近三军团驻地。张闻天、博古见毛泽东来到，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此刻，王稼祥已被用担架抬到周恩来的房屋里。于是中央常委们召开紧急会议。
大家一致同意不改变北上路线，并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事态危急，事不宜迟，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因为三军团只有4000余人，一军团的兵力也大致如此，张国焘的人马占绝对优势。
毛泽东说：“自古以来，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是个大教训。张国焘倚仗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分庭抗礼，欲凌驾中央之上，那就由他去吧！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哟！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赶快走掉，走晚了，张国焘就要强迫我们服从他的意志喽！”
周恩来说：“中央完全有权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我们单独北上，张国焘肯定会说我们搞分裂，我看最好改变一下名称，叫‘抗日陕甘支队’，如何？”
“好！”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补充说，“还应起草一个《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及时发出。”
博古说：“对对，以防张国焘钻空子，攻击我们。”
“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毛泽东即作出部署，“通知三军团凌晨两点出发。为了给即将进行的行动打掩护，由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就说部队要南下重返草地，需要多准备些粮食，动员部队在天亮时去地里收割青稞。你们看这样如何？”
大家表示同意。
毛泽东又说：“今晚你们都走，我留下断后，同时做做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工作。”
张闻天说：“你可不能留下，大家一道走。”
毛泽东说：“冇得关系，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
周恩来说：“我也留下陪主席。”
毛泽东摆摆手：“恩来有病，宜早走。”
刻不容缓。
紧急会议一结束，大家分头去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35年9月10日这一天，被毛泽东视为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一切来自张国焘的威胁，他的那份拍给陈昌浩的“密电”是这种威胁的引发点。
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向陈昌浩作了谎报。陈昌浩并没有引起注意——他很可能认为没有理由特别警惕，毛泽东的人马少得可怜，是不敢自行离去的。
然而，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叶剑英和杨尚昆（此时已不在三军团当政委，改在总政治部当副主任，陈昌浩兼主任）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他们要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和政治部的人员一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