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与一方面军总部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因此中央的通讯系统就是一方面军总部的通讯系统，下设四个局，其中通讯局长是王诤。他从井岗山起就跟随毛泽东负责红军机密的通讯和侦听工作。在组成左、右两路军后，他率通讯总队一部留在右路军，负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右路军的通讯联系。
左路军的一套通讯系统在红军总司令部，下设四个局，其中重要的是作战局和通讯局。作战局局长是一方面军五军团的参谋长曹里怀；最重要的机要科科长是一方面军的毛庭芳。通讯局局长由四方面军的通讯局局长宋侃夫担任，政委是一方面军的通讯局政委伍云甫。
设在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部共有5部电台，其中有一部专门与中央保持联络，又叫一台，台长是一方面军的罗若遐，他直接掌握与中央电台特殊的联络暗号，其他电台无法联络。当时电台的密码每天都要变，有时一天要变多次。在红军长征前夕，国民党军统局特地从南京调专家去江西，冒充上海地下电台与中央苏区联络，企图捕捉红军的作战部署和动向，但很快就被识破了。在当时，如果没有联络暗号和熟识发报手法，联络双方就不可能进行通报。
右路军的一套通讯系统在前敌总指挥部，下设两个局。作战局局长是四方面军的李特，但作战科和机要科的负责人是一方面军的吕黎平与陈茂生。通讯局由中央通讯局兼任。前敌指挥部也有2部电台，一部电台与张国焘保持联系，台长是四方面军的王子纲。另一部电台负责侦听，台长是四方面军的破译能手蔡威。据宋侃夫回忆：那时候，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的或亲译的，都要经过宋侃夫和王子纲。
张国焘拿走了中央与红军的通讯密码，曾一时使中央的通讯联络陷入无法掌控的窘境。因为无论任何通讯联系都要经过张国焘转发而无法与部队和地方进行直接联络。
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苦笑着对张闻天说：“这下好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他随时都想拿去。”
张闻天说：“为团结，该让就让了，怎么也没想到防他这一手。”
毛泽东说：“防不胜防啊！我看还是我找恩来他们想想办法。”
经一番商议，为谨慎行事，决定更换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在由此以后发生的故事说明，通讯联络的控制是多么重要：当中央与张国焘关于红军“北上”还是“南下”发生争执时，在左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被张国焘切断了他们与中央的直接联系。据刘伯承当年的警卫员王泉云回忆：一、四方面军混编后，张国焘独掌了与中央的通讯权，他收了红军总司令部的电台，使得两位首长无法与毛泽东他们取得联系，后来干脆把已经毫无实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调去了红军学校。
而在右路军这边，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的联络密码被收走后，为了尽快与中央和林彪指挥的一军团取得联系，彭德怀只好自备了电台，自编密码。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写道：“派武亭同志带着指挥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武亭是三军团的机要员，奉命带着电台和密码，秘密前往一军团专职担任与三军团的联系任务。可见通讯双方对电台联系的保密工作是多么严密与仔细。
尽管一、四方面军混编时，通讯队伍也随之混编旨在打破张国焘的垄断，但张国焘的“先下手为强”拿走通讯密码，使通讯队伍的混编，一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至于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与正在北上的红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而不得不用明码呼叫。直到二方面军在途中与四方军会合，任弼时马上从张国焘那里要来电报密码，从此直接和陕北的党中央沟通了联系。
当然，通讯队伍的混编无疑给张国焘带来不便，也使他无法真正控制红军总部的机要通讯，他另立中央的第一个“信号”，就是罗若遐及时发信给中央的。张国焘几次要把他撤掉，都被朱德设法保住。
6.历史赋予毛儿盖另一种寓义
毛泽东来到了毛儿盖。
他首先听取了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关于草地情况的汇报后，随即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人开会研究右路军北上问题，确定了经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寺的行军路线和叶剑英率两个团组成右路军先遣队。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索花寺再次举行会议，这是沙窝会议的继续。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以及何凯丰、邓发等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团殿后，他们均未参加会议。
针对张国焘又提出的“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宁、新发展”的主张，毛泽东指出：“我军北进夏河地区，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原，川敌不易过来，而北靠黄河，便于应战。临进青海的回民区，只要党的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主张，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
徐向前态度鲜明地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陈昌浩的态度也变得十分坚决：“我主张主力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破！”
听了二人的发言，毛泽东会心地笑了。
他笑张国焘失算了：在研究左右路军指挥力量的配置时，是张国焘提出让徐、陈二人率右路，他和朱德、刘伯承率左路——这样以来，他满以为可以控制两路人马。然而，他失算了。
毛泽东在大家发言之后，又作了总结发言。
他说：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转入反攻，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向西，是退却，是消极的方针，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
他说：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作战略预备队它赶不及，不能指望。
他最后强调：总之，必须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一致同意，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由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获政治局通过。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
这次会议取得的一个最大收获是没有争执，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这是毛泽东所期盼良久的。几乎整个7月和8月的大部分时间，中央和毛泽东全用于解决这些问题和部署上了。
这不仅仅是权力的角逐，智谋的较量，以及个性、风格和气质的相斗，同时更是对于红军命运与前途的争夺。尽管历史的天平如此艰难地向毛泽东这边加重了一克“砝码”，但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所具有的“一发千钧”的牵引力和制动力，他的主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历史也从此赋予毛儿盖另一种寓义。
也就在7、8两个月内，蒋介石共调动了30万大军堵截红军。他的行营参谋团在向他呈送的《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中说：“残匪均困于岷江以西、大金川以东之荒僻地区，进退维谷，饥寒交迫，日陷于穷蹙之境矣。”
8月下旬，蒋介石的成都行辕从杨森、邓锡侯部获得情报：“匪因内讧，各自奔逃，窜甘者仅为伪一、三两军团，由毛匪泽东、周匪恩来率领，其众不过5000人。朱匪德、徐匪向前则仍徘徊于阿坝、毛儿盖、壤口、芦花、卓克基一带。查朱、毛自与徐匪合股后，所余确不逾万人，徐匪虽拥众较多，数约3万，其精锐亦已损失殆尽矣！”
蒋介石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让他们自相残杀吧！那片荒僻之野不日就成为他们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