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杂文散论
经历了5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经历了60年代我国经济暂时的困难时期，邓拓作为一个政论家、杂文家，他把思考的目光投注到人们热切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剖中。于是，六十年代初，他捧出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同吴晗、廖沫沙合作）两本闪烁着思想光彩的杂文随笔，表达了一个真诚的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执着思索，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心怀。
人们不会忘记，自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革命的进程。政治运动畸形发生后遗留下的难题，却留给人们无限思考。当党和人民逐渐从热情澎湃的大跃进运动冷静下来后，面对一个严峻的历史时期，一个善于思考的作者是努力寻求思想答案的。1961年2月，邓拓以马南邮的笔名开始了《燕山夜话》的写作。一年以后，他又同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写作《三家村札记》。这两部博雅深沉、议论风生的文字，表达了作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感情，对不良的思想作风的深恶痛绝。
邓拓曾戏称《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当时的编辑顾行同志也回忆说，是在编者再三催促下，作者才交稿开笔的。但是，联系历史的情况分析，它的出现并非偶然，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历史的原因外，作家在数十年笔耕生涯中，每每在社会情势严峻时刻，总不乏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1957年，他写的《废弃“庸人政治”》犀利地剖析了那些“好大喜功”、碌碌无为的“空头政治家”的“庸人”作风；1959年，他在《谈将才》一文中，对领导者的作风从古代选贤任能的标准：“智、信、仁、勇”几方面说开去，阐述了一个干才的思想锻炼的重要。当一个渐趋活跃的政治局面形成时，急剧变化的现实反映到一个历史知识丰富、对社会问题有认真思索的政论家心中，他运用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武器——杂文，投入到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夜话》和《札记》是作者特定历史时期思想探索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
《夜话》和《札记》共171篇文章，相当数量是作者对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的状态有感而发的，也有的是剖析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的思想问题。所以，站在时代探索者前列，直面现实，激浊扬清，针砭不良思想倾向，是邓拓杂文一个极其严肃的题旨和鲜明的思想特色。
1961年3月，《夜话》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发表。文章针对当时有些人面对物质生活的困难，精神空虚，轻易抛掷时光，鼓励人们象古人一样，利用夜晚“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邓拓指出：“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从生命的价值，这一崇高的人生命题上看待人们的工作和劳动，一开篇就给人们展示出严峻的人生命题。
作者的思索深深地根植于现实，寻找“生活中的题目”。很长一个时期，“政治流行病”——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很有市场，严重地危害了党的工作。对此，邓拓先后在多篇杂文中、给予了明确有力的批评。在《伟大的空话》中，作者借用小孩子编写“陈词滥调”、内容空洞的“伟大的空话”，讽谕那些不讲实际内容和效果，欺骗和吓唬人们的套话、空话、废话。那些不顾场合、搬弄一些空虚的字眼和词汇，“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他奉劝那些爱说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这种坦率明快的语言，透示出作者抨击浮夸和虚荣，提倡务实的精神。作者在著名的杂文《一个鸡蛋的家当》中，对一个时期以来，那种妄图凭借空想和说假话而自欺欺人的思想作风，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认为：“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抨击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想倾向时，对社会组织管理中暴露出来的弊端，投以深深的一击。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作者从劳动力本身是最大的社会财富这一显见的论题讨论开去，引用古代统治者也能懂得“使用民力”的“限度”的故事，严正地指出：“有许多事情必须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决不可过于勉强，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个方面爱护劳动力，从而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在《陈耿和王绛的案件》中，作者把“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许多弊病”，处理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性”问题，揭示出来，用历史的掌故，“打开人的思路”。这不能不是作者对我国多年来在执行干部政策上的偏颇的警觉。作为一篇千字文的杂感，不可能去论述和分析党的政策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得失。但作者从有趣的历史掌故中寻绎出给人以思考的论旨，把对不正常状况的忧虑和思索献给读者，是十分可贵的。
如果从涉猎的广度来看、邓拓把思考的触觉伸向这一时期政治生活和社会人生的诸多方面。他抨击个人主义做事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的态度（《推事种种》），鼓励青年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发扬青春锐气（《胡说八道的命题》，《说志气》、《人穷志不穷》）；强调理论和实际、知和行的结合（《不要空喊读书》、《事事关心》、《文天祥论学》、《变三不知为三知》）；提倡追求真理、坚持不懈的精神（《颜苫孔之卓》）；坚持实事求是和反对盲目从事（《放下即实地》、《磨光了金币》）等等。大凡那个时期思想理论的重要问题，邓拓的杂文都有所涉及，然而，作者在针砭时弊、揭橥思想时，往往把思考的聚光镜投射到一两个论题上，或从不同的侧面，集中深入的论述，表现了批评者的热烈和勇敢，也表现出理论家的深沉和执著。
实践的观点，亦即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和不迷信、盲从，敢于探索追求的思想是邓拓杂文的重要内容。他从纷繁的社会现象中，捕捉一些思想倾向上悖离唯物辩证法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变三不知为三知》一文中，邓拓指出：“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始、中、终三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原始阶段和中间阶段更显然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事物的终结阶段往往就是当前的现实。而对于这些又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把这些考察综合起来，就得到全面的认识。”在《主观和虚心》一文中，他认为：“为了彻底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不问程度的主观主义成分，我们惟有要求自己，遇事都一定要保持真正的虚心。”在《放下即实地》中，作者讽刺了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心中无数，所以遇事没有把握，不知如何是好”的盲人，指出：“人必须经过亲身的实践体验，才能知道事物的真相。”坚持实践和注重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来，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观点，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邓拓的许多杂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作者说：“所谓聪明智慧只能来源于实际知识，而任何个人的实际知识都比不上广大群众的实际知识那样丰富。”作者从古人的“不必谋自己出”引申开去，批评说：“有的人常常喜欢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邓拓曾经说过：“我写《燕山夜话》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的。如果仅仅所见所闻，那只是录音机，必有所感，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成为有思想的东西”，这应看成是作者对一些不良的思想作风的否定和批判、包括对长期以来政治生活中左的思潮和恶劣思想作风的抨击。
当然，邓拓的杂文不仅是针砭时弊，思考社会问题，还有相当篇数是作者以一个学识广博的“杂家”，对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由此，构成了他杂文又一特色：内容丰富，森罗万象、见微见著，是一个富有的精神世界和知识天地。作者几乎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曾涉足：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天文地理、农桑医术、军事棋艺、风情习俗、史实掌故以至花鸟虫兽等。仅就摄取的题材而言，这些杂文的总和，是作者以丰富的知识描绘出的一幅趣味盎然、启迪人睿的长卷画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