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可以说，没有谁比鲁迅更受到重视。近半个世纪来，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卷帙浩繁。鲁迅著作博大精深，因之，鲁迅研究也应该是不断发掘，不断创新。
最近几年，挣脱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鲁迅研究在作家传记、作品分析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收获。一些研究有年的专家和文学史家，厚积薄发，另辟蹊径，从众多侧面和角度进行深入研讨，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于1981年出版的李希凡同志的《〈呐喊〉、〈徬徨〉的思想与艺术》（以下简称《思想与艺术》）和1982年出版的《一个伟大探求者的心声》（以下简称《心声》）两本书，显示了这一实绩。
早在50年代初，李希凡同蓝翎在《红楼梦》研究中崭露头角。日后，在古典小说、艺术理论和当代作品评论方面，都有所收获。李希凡同志对鲁迅，特别是对鲁迅小说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曾说，他敬仰鲁迅，把鲁迅作品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剪除“四害”，文艺得解放。1978年，李希凡在干校劳动时，开始了对鲁迅创作的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两本专著。
读了李希凡的两本书，突出的印象是，作者力图把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探索者来研究，作者从鲁迅称之为创作的“五种”作品中，寻找伟大的“鲁迅精神”，即作家对民族和人民，对革命和时代忧愤深广的历史责任感。对于鲁迅创作中的题旨，对鲁迅小说同时代的联系，作者都给予认真地分析。而作者着力捕捉的是鲁迅在风雨如晦的历史年代，坚韧不拔地追求真理和探索革命道路的精神。从作家对于人物的剖析中，去分析和探究作品的深刻的思想底蕴。在《思想与艺术》一书中，作者分析了作为“五四”革命的战斗檄文的《呐喊》的主题，对鲁迅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同辛亥革命的关系给以专题论述，作者更为关注的是作家在《呐喊》、《彷徨》两部巨著中最为深沉的思想探索，即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深切关注。所以，我们看到在《深深地培植在被压迫农民的沃土里》一文中，对《呐喊》、《彷徨》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探索给以深入的分析，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代表广大农民群众发出革命战斗的伟大作家”；对封建旧时代作为“牺牲品”和“殉葬品”的读书人孔乙己和陈士成形象的分析，以及对在生活的重压下而失去理想以致幻想破灭的子君悲剧形象的分析。尤其是在《“歧路”和“穷途”中知识分子的剪影》一文中，分析了作家几篇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对作家揭示的处在彷徨歧路中的知识分子命运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李希凡不同意有人批评说，鲁迅在《彷徨》中写知识分子的际遇是由于创作素材缺乏的“转向”，认为《彷徨》同《呐喊》一样，“表现了鲁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求和他自己思想发展的进程”，并指出，鲁迅“特别关注着新知识分子群的遭际和命运，并集中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那些曾经投身于革命洪流，而现在却迷路、颓唐、沉沦以至堕落的知识分子的各种面影。以艺术的形象真实沉痛地宣告，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反抗，也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要求，但如果他们不能适应革命深入的形势，把自己拘囿在个人主义的反抗形式和个人主义生活思想的圈子里，他们就必然在时代的洪流中走向‘歧路’和‘穷途’，而只有勇于坚持同黑暗势力抗战到底，并善于从群众中吸取力量的人们，才能求索出新的道路和找到新的战友。”这是作者在分析作品，同时又是对鲁迅精神的礼赞。
在《思想与艺术》的后记中，作者明确指出：“在思想文化领域，鲁迅的著作，给毛泽东思想中的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营养”。这可以看作是作者探究鲁迅创作的一个主旨。鲁迅创作生活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他的小说特别是《呐喊》、《徬徨》两个集子中的作品是总结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一些历史教训，他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与颓唐、希望与失望以至于人民群众的觉醒与麻木等问题的探索，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些现实问题。鲁迅以犀利的目光和敏锐的思索把这些现实问题进行形象描绘和揭橥，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树起了辉煌的旗帜，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李希凡认为，鲁迅战斗的创作生涯虽只有短短30年，而他所创造的财富，却给两个紧密衔接的革命时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勾划出鲜明的轮廓和分界。正是这一思想统领下，他在分析鲁迅创作时，宏观地把握作家作品，在深刻的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作家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独特贡献。同样，在《心声》中，作者着力探索作家的“野草精神”，也是以作家“哲理探求”，去把握“鲁迅作为一个投身于新的战斗的伟大寻求者的不平静的心声”为出发点的。我们说李希儿宏观地把握鲁迅创作，是指作者以凝炼的艺术概括把鲁迅的创作中最为深刻的东西提示出来，一个题目论述一个方面的题旨，总括起来形成一个研究整体。但是，作者对于鲁迅警策深沉的单篇作品也辟专文论述，比如散文诗《死火》；有时一个人物形象，比如魏连殳。这样既在总体上把握作家创作的内蕴，又从不同角度行文，或一以当十，或化整为零，不仅风格多样，且使作者的研究思想有着实在精到的内容。
尽管作者着力挖掘作家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力图描画出一个奋进不息的“伟大探求者的心声”，但作者的论述和分析，并不是孤立地就思想谈思想，也非蹈袭一些作品分析文章程式化的窠臼：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写作手法、人物形象等等那样，而是糅思想分析与艺术欣赏融合，在对作品深刻的思想内容揭示中又把作家独运匠心的艺术手法联系起来。《“歧路”和“穷途”中的知识分子剪影》一文，作者分析鲁迅《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等小说中几个不同生活际遇下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命运，引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时，又不禁对作家手法作些论述和品评，在分析人物时把作家刻画人物的手法特点作点睛似的分析。比如关于《在酒褛上》吕纬甫形象的分析，作者借助于作家对废园写景一段的描绘进行评述，十分真实地分析了此时此景的人物思想。当然，作者专门辟有对作家小说、散文艺术手法的分析，但这并不等于在进行思想内容分析时不能够有对于艺术的警策性的点示，问题在于只要不重复和失当，对这种糅合融汇的分析方法，不妨让其存在。
作为学术研究，对一些不同的意见驳难，互相启发，共同推向朝着真理性迈进，是有助于问题深入研究的。李希凡在两本书中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抒一己之见。比如《故事新编》是否有现实的投影，他直接以“故”事“新”编为文章标题以示明确；对《故事新编》是否“油滑”之说，作者从历史考查和作品的内容分析中予以否定；对于有批评所谓“鲁迅小说缺乏人物的血肉描写”，不重视“人物的外形诸细节”等，作者都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对鲁迅小说风格的概括，实际上也是回答了上述所谓“缺乏细节”等意见。他说；“鲁迅的战士的气质与敏捷的才能，结晶为感应敏锐的犀利的文学形式——杂文，同样的，也结晶为小说创作主要采取了散记体的形态。因为散记体的形态最便于作者直抒胸臆，或透过作者的眼光，作者的感应，或凭借作品的人物，而与现实进行白刃的搏战——直白的控诉，尖锐的刻画，表现为强烈的浓郁的抒情风格。”
作者对鲁迅作品的熟识，在论述时融会贯通鲁迅杂文、诗歌、日记等，加深了论述的思想深度，又使人感到信实。如象在分析孔乙己的性格时，从《我怎样教育儿童》、《朝花夕拾》等杂文、散文中有关内容来比照作家创造典型的思想内涵，在展示某一作品的思想背景时，常常是把其他作品中相关的内容综合起来，映衬反照，以加深分析和论述。这是一个研究者应有的知识积累，但并非是都能做到的。李希凡原不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但他的博识、严谨和勤奋是取得成功的主要基因，这也是我们后学者该当效法的。据说，他还有志于进行鲁迅研究，在此，祝愿他早日见到成果。
一九八五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