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黑吊钟》
读者的苛刻似乎同市场上顾客消费心理上变化相同：当某种新潮服、流行色泛滥时，人们挑拣选择更为谨慎明察。面对着文学园地花色品种的繁多，苛刻的读者滋生种种不满足的正当要求：那种花样的文学和文学的花样，那以时髦掩饰浅薄的作品，那生吞活剥的舶来之物，以及那些声称为下一世纪人写作的所渭“前卫艺术”等等，或许一时炫人眼目，却不能永远为真诚的读者所厚爱；但文学作品毕竟以创新为生命，如果迁就某些读者的“审美积淀”，信奉再现生活、写实摹真的“一贯制”艺术法规，以为惟其惟大，正宗嫡系，却又丧失了艺术的活力，背离了求新求变的时代审美要求。在中国文学寻求与世界文学同步融汇的今天，如何找到一个既不封闭自己又不失掉自己的临界点，是新时期文学走向深化、突破的关键。
以上感慨也许对评一部具体作品无多联系，但它确实是在今天文学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的同时，困扰于作家、评论家、读者的一个首要问题。而就短篇小说创作来说，这个问题似更突出。短篇小说的篇幅和内涵的限定，要求精致隽永、内蕴深沉凝练，形式和内容展示的“一方天地”限制了作者进行“大面积”的试验，高手大师的运斤之功，在这里也要慎行微举，也不乏有次品败活。因此，我们在检视日出数百篇之多的短篇小说时，对那些既精微深邃，又飘逸灵动的作品，投以赞许欣喜的目光。
这是我读了熊诚的短篇小说《黑吊钟》后的一番联想。《黑吊钟》写得既冷峻又热烈，既简洁又深沉。冷峻简洁的画面蕴藏着炽烈深挚的情怀，它激起了我心中的莫可名状的情绪，总想哼一支歌，那似乎又是不久前看上海人艺演的写意话剧《中国梦》的主题歌。那支我至今仍不知（原谅我的无知）其曲名词意的歌谣，似一曲深沉、悠长、而又遥远质朴的摇篮曲，久久在我心理萦绕。它拨击我心弦的是，那对于人生和土地的眷恋之情，对于潜藏在人身心底的某种情怀和信念的追忆，对于无论是时间的磨洗和空间的阻隔都保留着人生精神圣洁的至情至性的深笃情感。
《黑吊钟》并不同时下众多小说那样讲究故事的完整和人物情节的始末照应，它只写了“烂佬”（也许是因为身份低微，也许是身居烂柯山之侧，小说中的一个无名无姓的农民“他”的自谦之名。笔者借此名之）采获和寻找黑吊钟花同儿子江仔的某种思想情感的矛盾纠结，其主要是揭示“烂佬”对魂牵梦绕的黑吊钟一往情深，以至为采撷那枝心中的黑吊钟只身上山，义无反顾。故事说来并不复杂。“烂佬”是一位名重乡里的花王，沙围乡人每到大寒年前采来吊钟花——一种能有很高观赏价值被称为年花、形同铜钟的花儿，而全山乡只有“烂佬”的花最名贵。人们服膺采花的好手，烂佬能采到稀世之宝，都寄望他采到“百年不遇”的黑吊钟。烂佬早年因花结识了一位劳改在押的“右派分子”四眼哥儿，他是一位懂花并“从事研究这南方特有野花卉”的科研人员。阴错阳差，到沙围来寻四眼哥儿的素芳“阿妹”，先是成了烂佬的女人，后又跟刑满释放的四眼哥旧情复发，不幸身埋花丛，亲人的离散，爱的丧失，烂佬艰难地度日如年，一腔情怀埋藏在心中。当10年后，江仔以西江花木公司总经理身份回乡收购名贵花木。父亲采来黑吊钟被港客看中欲高价收买，儿子献计为了“根本”发展花木建议出售，烂佬却不愿心爱的黑吊钟流失，更不愿那浸润着阿妹血脉精魂的心中的黑吊钟被俗物所污损；尽管因梦中的笃信而错觉成黑吊钟，他却宁可相信自己的错觉而不愿自己神圣膜拜的黑吊钟是赝品，为了心中圣洁的花儿，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声名的不辱，为了一种负罪心理得到些徽的慰藉，他寻找坐轮椅的四眼哥儿来鉴赏评定，他执拗而绝决地再次去寻找那棵真的黑吊钟。
黑吊钟维系着烂佬20年人生坎坷辛酸。因它而有了花王之名声，因它而使阿妹“得而复失”，因它而父子亲情离散，也因它而使无可莫名的情怀在心中深深地蕴藏，使儿子回归故里、僻壤之乡带来繁杂喧闹。小说展示了大自然之物对人生的一种制约（对应）关系。如果说前面烂佬对黑吊钟的神往痴迷，是因为花的富贵品位，同乡人一样，仅是建立在金钱或物质利益之上，而后来有了同阿妹结合与离异，自然之物同人生情感有了种种联系，人与花蕴含一种亲和的情感联系。于是他不同于乡人，宁可信其有把采来花枝视为黑，不吊钟为利欲所动；于是，他十年梦寻，为那株心中的黑吊钟，他几上烂柯山，终于在电闪雷鸣之夜，走向深山，完成心中的归宿，身为心役，赎还感情债。
熊诚在小说中似乎不太明晰地生发题旨，他写两代人对花中骄子黑吊钟不同的价值观（父亲的顶礼膜拜与儿子世俗而又实际的态度），及至烂佬进山找花后儿子对四眼老人的“茫然”，对“什么也不理会”都说明了这一点。儿子带回新派女性、和公司对花术的“发展”谋划等都是与沙围乡纯朴民俗民风所不同的，无疑洞开了当今新经济生活的一面。这似乎又不是作者重点所张扬的。我以为小说还是以烂佬作为一个并没受文明之风熏染的纯实农民，心中隐秘的一种特殊情怀的揭示。这种情感的浓郁和真挚作为一个活的人生灵魂的真实一面，也是支撑和发展人生的重要精神之源，由此，展示出每个人作为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的景观。然而，它毕竟是粗砺的野性的，需要文明之光的照耀。也许作家以江仔的花木公司开发生产和对黑吊钟高价收购等场面和细节，点示出这种枯寂的情感世界同今天人生热烈的文明之风相比照，从中揭示出厚重的历史沉淀对于人生的负累。但毕竟是一种间接的不确定的，因而在题旨的丰厚方面稍稍欠缺些。
令我最为欣赏的是作品对烂佬性情心灵的真切剖视。如前所说，小说对于他人生的坎坷历程揭示仅仅是以黑吊钟为情节线，又从他人山采花巾的种种梦幻追思展现，收到紧凑而简捷的效果。结构上的一种简约老到，实在是短篇精练的关键。而小说又用父子问的思想交错、闪回来联结情节，既注重对比的多视角，又可以省除枝蔓而显得灵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主人公应是烂佬（父亲），但叙事角度的第一人称却给了“我”（儿子）。“我”的部分多是以主观的情绪感觉来贯串，这种变化并不常见于当今小说。作者运用之妙，平添了几分韵味。
作品的语言颇具醇厚凝练的情致，除了个别方言不太好懂外，我认为语言的功力是作品耐读的首要之点。有些是作者捕捉的艺术感觉的表现性抒写，有的是映照在全篇的“有意味的形式”中的语言凝练的遣用。关于黑吊钟品貌形象和烂佬的雕像的描绘，是篇中佳境，恕不一一例举。
《青年文学》的同志向我推荐这篇作品，我赞同对他作品的评语：不造假不媚俗。这篇小说也可作如是观。一腔深情写一方人情，笔蘸真情写世态人心。我们看到了当今短篇不景气的同时作者们孜孜不倦取得实绩的努力，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谈，欣喜于作者那真实情感和精致的结构，写上如许粗浅之语，不妥处，请熊诚兄原谅。
一九八八年《当代文坛报》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