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温哥华美丽静谧，街边落满的红色枫叶与静谧深蓝的湖水，构成一幅层次分明的“油画”。远方的群山层林尽染，近处的城市高楼林立，厚厚的云层在碧空上无限伸展，仿佛万匹骏马在尽情驰骋。这是有着二百年历史的加拿大第三大城市，居住着六十万悠闲的居民，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均排在世界前列。秋天是这里最美的季节。
辛婷打开车窗，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静静地欣赏着满眼的风景，一种令人沉溺的安静扑面袭来。她今年三十岁，身材高挑、美丽端庄，是猎狐办的一名“警花”，同时也是一对可爱双胞胎的母亲。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干起缉捕工作来，巾帼不让须眉。
温哥华的每一处街角，都是一处风景，辛婷望着窗外的风景，不禁想起了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想到这里，她不禁暗笑，责怪自己的感性。行动是需要理性判断的，辛婷奔袭几万公里来到这个陌生国度，可不是为了悠闲地游览看风景，而是肩负重任、执行使命。
2014年10月10日，公安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外交部，共同发布了《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通告》指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部门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回国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积极挽回受害单位或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函、电报、电话等方式投案，本人随后回国到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或者有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通告》发布后，许多在逃境外多年的犯罪嫌疑人纷纷投案自首，其中也包括十五年前潜逃加拿大的犯罪嫌疑人周国庆（化名）。他多次给猎狐行动办打来电话，请求投案。缉捕队队长文小华答复得很清楚，只要依据《通告》，主动投案、积极退赃，就能争取从轻的机会。但周国庆逃亡多年，对国内的环境已经陌生，虽惶惶不可终日，但仍犹豫不决，他要求国内派遣警察，当面对其讲解政策。面对这种情况。文小华经向领导请示同意，将辛婷叫到他的办公室。
辛婷进门的时候，文小华正给彭蓬布置着工作。
彭蓬三十一岁，是个刑警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帅小伙，此次从地方经侦借调到猎狐缉捕队，缘于他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对工作的韧劲。他到行动办的时候，女儿才刚刚出生，他是在电话里听着那咿咿呀呀的声音，为女儿过的“百天”。
见辛婷进来，文小华示意她坐下，继续对彭蓬说：“在我们发布《通告》之后，许多嫌疑人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想要投案的意愿。刚才我对你说的陈斌（化名），已经外逃至老挝两年，他致电给属地的公安机关请求投案自首，但是附加的条件是让我们派人去和他见面，经过调查，这个人在当地有产业，也有一定的势力，你此行要注意安全，有情况立即向我报告。”文小华井井有条地布置着。
“还有你，辛婷。”他转过头，继续说，“同样的情况，在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外逃十五年的犯罪嫌疑人周国庆，也以同样的方式要求见面后再投案，怎么样，执行这个任务，你有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辛婷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呢？彭蓬。”文小华又问。
“没有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彭蓬也坚定地回答。
两个人知道文小华的询问并不是客套，作为缉捕队队长，他每次在同志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主动补位、冲锋一线，自行动开始至今，他几乎没有回过家。
“那好，既然没有困难，就要立即执行任务，你们回去马上订票，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文小华一贯雷厉风行，“两个嫌疑人一个在老挝的万象，一个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虽然是劝返，但困难程度也无法预知，你们一定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兵法云，‘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能成功劝返、兵不血刃，才是我们最推崇的方法。时间紧、任务重，你们只有在飞机上熟悉情况了。”文小华说着将桌上的两摞材料，分别推到辛婷和彭蓬面前。
辛婷翻看着手中的材料，此时她已在漫长的飞行后，经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再次回到了昨天。温哥华与中国有着十六个小时的时差，这里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昨天，正好与卡朋特的那首《昨日重现》一样。在此前飞行的近二十个小时中，她也几乎没有合眼，反复和属地公安机关的同志们分析着案件的情况和与嫌疑人沟通的方式。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则是用兵的最高水平，特别是面对这个外逃长达十五年的经济逃犯，几句简单的政策劝返，是很难让他回心转意的。
辛婷看了一下手表，指针上的加拿大时间已经到了下午3点30分。再过半个小时，就是与犯罪嫌疑人周国庆交锋的时候。呼吸了几口温哥华深秋的清冷空气，她关闭车窗，掖了掖衣领，侧目望着碧蓝如洗的天空，她在想象着在几万公里之外老挝万象的彭蓬，进展是否顺利。
10月的万象，气温二十八摄氏度，小雨。
老挝位于亚热带，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经常是上午细雨淋漓，下午就晴空万里。万象是老挝的首都，紧邻湄公河中游北岸，素有“檀木之堡”的称号。
清晨的万象街头熙熙攘攘，摩托车、三轮车络绎不绝、往来穿梭，并不宽阔的街道因为下雨，变得十分泥泞，街边的杂货店前人来人往，小贩们在巨大的芭蕉树下大声叫卖。
万象与温哥华有十五个小时的时差，辛婷的下午，是彭蓬的清晨。彭蓬和两个属地公安机关的同事，走在泥泞的街头，裤角不一会儿便沾满了泥水。他比辛婷早一天到达了工作地点，但面对复杂的情况，工作仍无进展。他再次拨打着犯罪嫌疑人陈斌的电话，对方的号码仍处于关机状态。
彭蓬伸手拦了一辆街头拉客的三轮摩托，低头钻进四面漏风的车厢。
“去中国驻老挝领事馆。”彭蓬用生涩的当地语言说。
摩托车司机会意，车迅速启动，在泥泞的道路上飞驰而去。
万象没有高楼，人均收入水平不高，街旁随处可见寺庙。在这个佛教国家里，居民虔诚和善，将不富足的生活收入奉献给自己的信仰。彭蓬望着街边的异国风貌，在心中默默思量。
犯罪嫌疑人叫陈斌，今年四十五岁，在2012年以做木材生意为由与他人签订一百万元的购销合同，在获得货款后逃匿至老挝。这一走就是两年。猎狐专项行动开展之后，属地公安机关在全力开展缉捕的同时，不放过对陈斌的任何劝返可能。他们对其家人和朋友讲清政策、摆明利害，10月10日之后，又以《通告》为切入点，给其出路和机会。经过不懈的工作，陈斌终于致电公安机关，请求投案自首，但有个条件，必须请警方派员到老挝与其见面。
彭蓬反复思考着，既然此行是应陈斌的要求而来，那他为什么还会关闭手机。有着多年预审经验的彭蓬，判断陈斌此时的心理更多是畏罪。他拿出手机，给陈斌发了一条短信。
“陈斌你好，我是中国的彭警官，应你之邀来到万象与你见面。万象小雨，想你心情也不会爽朗。两年未回国，妻儿想念、母亲挂念，国内的事情未了，想你心中的压力也很大。请收信回电详谈，我们对你留有余地，也希望你珍惜机会。祝好。”彭蓬尽量将短信的语气发得轻松，以避免陈斌产生抵触情绪，但其中的一些词语也在给其施压，他要的就是这种恩威并施的效果。
在领事馆里，彭蓬见到了万象的华商老乔。老乔五十多岁的样子，一开口是浓重的南方口音，他和陈斌是朋友关系。
两人见面，礼节性地握手。“乔总，我们是中国警察，此行的目的是接陈斌回国投案。”彭蓬开诚布公。
乔总默默注视着彭蓬，停顿了一下说：“嗯，我知道你们的来意，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陈斌身在哪里。”
彭蓬笑笑，知道这是对方在试探虚实。“自己关机不露面，只让一个朋友出面试探，这……大概不是待客之道吧。”彭蓬一针见血。
“这……”乔总一时语塞，“哦，您误会了警官，我也不知道他会关机。”乔总说起谎话，连自己都觉得别扭。
“乔总，我是个爽快人，有话直说。这次我们之所以来到万象，是给陈斌最后一个机会，他有顾虑我知道，不畏罪也不可能逃亡两年，不害怕法律的惩处也不会连续变更联系方式。他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他在万象做着木材生意，有一个工厂，同时还在沙耶武里省开着一个焦炭厂，我们中国警察，历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无论他是想主动投案争取从轻，还是要躲闪逃避拒绝见面，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开展工作。何去何从，要取决于他的态度。”彭蓬的话掷地有声，已经指出了陈斌唯一的出路。
“嗯，我明白了，既然您这么直爽，那我也直来直去。我想替他问问你们，他回国自首，有没有从轻的可能。”乔总问。
“您让他看看这个。”彭蓬拿出一张《通告》，递给乔总。“这上面说得很清楚，是公安部在内的四个部委联合发布的，能不能从轻是依据这里的内容。您先让他看看。如果要谈，请让他拿出诚恳的态度来。”彭蓬义正词严，“在万象的六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余万都是华人，华人讲圈子，更讲礼数，既然您能替陈斌出面，就说明您是他的朋友，起码是他信任的人。我想，您作为一个在老挝经商的老前辈，应该能了解到陈斌他现在的处境。”
“好的，我一定转达。”乔总这时候，再没有理由说找不到陈斌。
车缓缓驶过布满落叶的道路，一路上的风景让人如痴如醉，深秋的温哥华有种落寞的美，仿佛是一个优雅女子的淡淡哀伤。
加拿大时间下午4点，辛婷在驻温哥华总领馆里，准时见到了前来自首的周国庆。周国庆今年五十九岁，逃亡岁月的风霜让他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在十五年前，他因为一起贷款诈骗案仓皇出逃，这一晃就是沧海桑田的岁月变迁，如今他的身形和步伐已显老迈，再无昔日的睿智和矫健。
看到辛婷，他露出怯懦的表情。
“你，就是中国警察？”周国庆用颤抖的声音，试探地问。
“是，你就是周国庆？”辛婷反问。
“是的。”周国庆回答。
“我们来接你回国。”辛婷用女性特有的温柔语气说。
“你们，辛苦了……”周国庆的语气里带着复杂的情感，矛盾、彷徨、犹豫、退缩。
他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在和辛婷的一问一答中，缓缓说起了往事，回忆起昨天的一幕一幕。
周国庆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某个大学任教。教师为人师表、受人敬仰，工作稳定还有固定的假期。而当时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让他这样的年轻人极力想摆脱传统的束缚，投入到崭新的生活之中，于是他辞去公职、下海弄潮，经过艰苦的十年奋斗，在商场中拼搏出一席之地，成为令人羡慕的老板。他在学校里教授理科，严密的逻辑性思维让他在商业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的生意越做越顺、风生水起，结交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做生意和教书育人不同，有时讲的不是低调和谨慎，而是豪爽和仗义，他渐渐习惯了和生意伙伴们称兄道弟，在社交场中把酒言欢。他自以为结交了不少莫逆之交，认为依仗着和朋友们的相互支持，就能在复杂的生意场上抱团取暖、一荣俱荣。
谁知道就因为那些担保，酿就了如此的大祸。
“你至今还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无关？”辛婷问道。
“是的，我至今仍要告诉你，这件事与我无关。”周国庆回答，“国内的公安机关对我立案，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辛婷看了案卷，清楚周国庆是在强词夺理。在那起案件之中，他的身份不但是那几笔巨额贷款的担保人，还是案件的关键证人。几笔贷款的金额高达一千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也算是天文数字了。
在周国庆逃跑之后，因为赃款的去向无法获知，造成案件调查的中途搁浅，在国内的其他几个犯罪嫌疑人将罪责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周国庆身上，他们则至今还逍遥法外。
辛婷知道，自己不可能凭借这一朝之力，就把横亘在周国庆心中那十五年的心结打开，索性以柔克刚，用温柔的沟通拉近与他的距离，提升他对自己的信任感。
“你一天不回国投案，就一天不能解释清楚。这一点，你该明白。”辛婷说。
“我当然明白，要不是这次看到你们发的《通告》，也不会主动联系。我现在已经取得了加拿大的国籍，如果我不主动回国，你们也没有那么快能把我引渡回去，再说……”他停顿了一下，“我怎么知道一旦回到国内，会不会得到公正的对待。”他说着内心的担忧。
辛婷看着周国庆，知道这是对方在亮出底牌。她已经和驻加拿大的警务联络官多次沟通，联络官的意见是，因为周国庆已经在加国入籍，如果按照正常的引渡程序，不但程序繁琐、诉讼时间漫长，且耗费精力巨大，所以唯有劝返，让其主动回国投案自首，才是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