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去办公室边处理手头事务，边准备去陕南所需的通讯电话和文件资料，小支（旭仲）也代劳借来了差费。相继打了几个电话，向朋友交代了有关事宜；先后接待了三秦出版社副社长任玉印和该社经营部副经理高立民，谈了发行《西路上》、《书友贾平凹》等书以及北京有关单位给该社摊派事宜，看来，不仅学生和农民有一个减负问题，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存在此类问题。
中午12点20分回到家，边热剩面边给女儿下水饺，待饺子熟时，一碗剩面已灌入我肚中，此时女儿也回到家，向她交代几句安全和饮食诸方面应注意的事宜，便提包匆匆下楼了。在路口邂逅表姐夫，正说话间，农业厅借的红色红旗牌轿车驶到跟前，遂告别表姐夫，上了车。同车的有农业厅减负办公室的李德强副处长和教育厅的安航同志，另一个车里有农业厅纪检组长，也是这次陕南农民减负检查组的组长戴福成，物价局的张健，纠风办的陈轶。昨天开会时已见过面，所以很快就熟了，他们的名字也好记，将陈轶与陈毅联系起来，戏称陈老总，张健不就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游泳健将吗？美国“9.11”事件后，安全航行至关重要，只要新世纪的各国人民同心同德发愤图强，一定会吉祥有福，心想事成。
这次全省农民减负检查是进一步落实今年8月份相继召开的中、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电视会议精神的又一举措，共分5个组，分赴陕北、关中和陕南。我们这一组路程最远，路最难走，刚一进山，就遇上了修路，坑坑洼洼，车东绕西拐，上下颠簸，如于水上行舟，好在两边山景娱人，倒也不知不觉过了秦岭。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以来频频送书下乡、检查市场，计有：2月到户县送书赠书；3月分别送书赠书到凤翔县和保吉巷；7月去陕北检查文化市场；8月赴关中检查出版物市场。前两次检查都由我领队，甚为操心。这次由农业厅领导领队，我轻松多了，深感减负的好处。多日未有的闲情逸致也油然复生，如入山阴道中，沿路风光无限，红叶、黄叶，蓝天、白云，清溪、银瀑，野花、秋果，真是赏心悦目，令人陶醉，不知身在花中行还是神于画中游？
7点多到洋县，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得知母亲已于下午到，终于放心，此行无后顾之忧矣。惜走得仓促，未见母亲一面。
10月18日
上午8点，在洋县政府招待所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戴组长主持并讲了此行的任务和目的，即抽查包括三提五统、农业税、特产税在内的涉农收费（税）、中小学收费和报刊征订中的摊派等项农民减负情况以及各地自查自纠的效果。真正将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
关副县长代表县委、县政府汇报了洋县减负情况。究竟如何，有待检查。于是9点多，我们驱车来到马畅镇，兵分三路分别检查了安巷、安中、东社三个村，从检查情况看，不容乐观，群众反映强烈的一是九五公路集资至今仍在征收，卡房水库集资款也在收；二是报刊摊派严重；三是各村的报刊费均超过1000元，远远超过规定的300元，种数也大大超过规定的三报两刊（《人民日报》、《陕西日报》、《汉中日报》，《求是》、《当代陕西》）。
下午到贯溪乡检查，下起了小雨，乡间土路泥泞，几乎无处下脚，到离公路1公里多的中心小学走了半个小时左右，新穿不久的皮鞋沾满了泥巴。据学校领导反映，由乡政府统一订阅的分配给学校的报刊常常看不到，甚至泥牛入海无消息。回到乡政府，乡书记屈指一算，全乡订阅的报刊达20种，共计费用约三四万元，其中《陕西人口报》就达300份，5000多元。全部由县上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分配摊派，完不成任务的扣乡预算，即报刊征订费用由乡财政支出。而据了解得知，全乡9个村，61个村民小组，16700多人，人均年收入仅1130元，全乡年财政收入也仅120多万元。上世纪80年代后建成的乡镇企业已倒闭殆尽。目前，全乡净赤字达800多万元，贷款也贷不出。
下午5点半回到招待所，召开检查通报会，戴组长概括讲了几句，接着由李德强、我、张健、安航、陈轶分别就涉农收费、报刊摊派、水电收费、教育收费诸方面的检查情况反馈给在座的县上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我重申了有关报刊征订的规定，强调报刊征订应自愿、实用，通报了省上正在采取措施压缩整顿报刊情况。按规定，内部资料是不能征订的，而检查中发现乡村分配的被摊派的报刊中不少是内部资料。这是违规违法的。希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减负大局出发，放弃有关报刊社的小恩小惠，抵制非党报党刊的强行摊派，从报刊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通报会结束时已7点多，吃过晚饭即奔汉中，至汉园宾馆刚好9点，一住下便与在汉中广电报工作的黄鹏程联系。黄为我大学同学，洋县人，好吃米，当年上大学时限制吃米，凭票供应，每一发票，黄即收票而去。不久，黄至，相见甚欢，互问情况，黄更多地问在西安的各位同学的近况，我一一答之。他告我大学同学徐志军电话，徐现在南郑县统战部工作，与徐联系上，约明天去南郑检查之余会见。夜11点多，黄告辞，送拙作集《书友贾平凹》给他作念。
10月19日
上午8点出发，约9点钟，至南郑县政府接头后即驱车到青树镇石桥沟村检查，尽管雨已停下，但乡间小路仍很泥泞，踩着车辙来到村委会办公室，据王育才支书讲，村里订报刊费用达2200元，而人均年收入仅1200余元。一栽上果树即收特产税，一般果树3年才挂果，应于3年后再收税，而现在是栽树当年即征收，即农民未受益却要交税，对此，民怨甚大，望予以纠正。随后去的沙河村和爱国村均存在此类问题，俩村的报刊费用高达3000余元和4000余元。
在镇办初级中学检查时，和校长谈及素质教育，校长感叹现在的教辅书太多太滥，质量高的不多，实用性不够，比如，语文辅导书缺乏课文的背景介绍，所以学生看后受益有限，遇到涉及背景的考题仍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当然这也与现在功课作业多、学生读的书太少有关。记得小时候，业余借阅了不少名著和当红的小说，对语文尤其是作文裨益匪浅。如今的学生读课外书的兴趣也不大，更感兴趣的是看电视、打电游、玩电脑和上网。
下午5点钟在南郑县政府会议室座谈，戴组长和我们一行先后通报了检查情况。之前，县委许副书记也汇报了自查的情况，与我们检查了解的略有出入。会场秩序不好，时有打手机的，最引人瞩目的是县财政局长邱某，打完手机，又声色俱厉，大放厥词，一再借口说据实征收特产税难，是不可行的，若真要他据实征收，他只好辞职不干。语气之强硬，态度之恶劣，连许副书记和市农业局的赵副局长也难以忍受，纷纷呵斥制止。
戴组长在总结时针对上述状况提出要求：其一，提高认识，减轻农民负担关乎国家稳定，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有些地方负担过重造成农民自杀，影响极为恶劣，有损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其二，各地各级政府应严格执行政策，加强督促检查；其三，尽快调查处理案件，给农民一个明白，也还干部一个清白。
7点吃晚饭，饭前，南郑县办公室的某工作人员阳奉阴违，听说我想见任该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徐志军，忙打电话给徐，不久，又来说徐打电话给他说有事一会儿再来。为了逃酒，也为见徐志军，我到餐厅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未见徐的踪影。当我在回汉中市的车上接到黄鹏程电话得知徐志军也乘车向汉中赶时，我明白了一二。待在汉园宾馆见到徐志军时一问，果然其中有诈。据徐讲，那位工作人员后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正在座谈，谎称一小时才能结束，致使徐赶到汉中见我这久违的同学，因亲戚明天做手术又得连夜搭出租车回南郑。小人害人不浅。送徐一册《书友贾平凹》，以纪念同学之谊。
10月20日
上午8点半在汉中市汉园宾馆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检查组全体成员和汉中市副市长朱静芝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与会。与在南郑县的座谈会程序相似，朱副市长汇报了汉中市减轻农民负担自查情况，戴组长概括评介了检查情况并提出三点要求：首先提高对减轻农民负担的认识，端正工作态度，改善会风；第二，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更加深入地搞好专项检查。各位检查组成员从不同方面通报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就报刊征订中摊派问题指出以下三点：其一，违反政策规定强行摊派非党报党刊，所检查的两县6乡18个村分配摊派的报刊种数远远超出了有关文件所规定的党报党刊的范围，而且基本上都是由这些报刊社及其主办、主管单位通过电话、通知、会议、文件诸种行政命令手段定指标定任务甚至作为达标考核内容强行摊派的，而非基层单位自愿订购的。有的报刊与农民和农村无甚关系，没有实用价值；有些报刊内容重复，大同小异，纯属浪费，浪费了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其二，突破了有关文件规定的标准，陕新出报字【2001】72号文件规定：国家级、省级贫困县的行政村的报刊费用（含党报党刊）不得突破300元，而检查发现，作为省级贫困县的洋县的3个乡镇9个村的报刊费用都远远突破了所规定的标准，一般都上了千元。其三，违反报刊管理法规分配摊派内部资料。上述72号文件规定：凡持有“准印证”编印的内部资料，只能免费交流，一律不得刊登广告，收取费用，不得在社会上特别是农村发行。但检查中发现《民声报》、《时事资料手册》等内部资料已上山下乡，遍布乡镇。此外，报刊投递不到位，不按时，有的被上级截留。总之，报刊摊派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尽管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症结在于政企不分，报刊社与其主办或主管单位混在一起荣辱利益与共。地市、县、乡镇有关部门也受利益驱动，为虎作伥，致使报刊摊派之害猛于虎，严重地损害了农民乃至干部的利益，成为反映强烈的热点话题。目前，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正在开展报刊治理整顿工作。希望汉中市委、市政府予以支持和督促，也希望县、乡镇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和配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报刊摊派进行逐一清理，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纠正，对有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在报刊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朱副市长笑着说：“我也需要减负啊，送我的报刊多达50种左右，好多未看，也与工作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关键是有些报刊要停刊。众所周知，报刊征订都有回扣，有的恐怕涉及腐败，报刊尤其是行业报刊的不正之风该到了纠正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