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俊研究员面对办公桌上堆满的数十本国内外有关研究《孙子兵法》的书籍以及他那一本又一本的读书笔记、资料卡片几乎与那些书籍的厚度相当的时候，如此传统手工研究陈旧的方法，曾令他感叹不已。他想起了著名作家姚雪垠为写《李自成》一生中共做了10万多张资料卡片。10万多张资料卡片，堆起来又该有多高啊！这还不说，光做这些资料卡片，要消耗研究者的几许生命年轮？人文社会科学要从冗长、繁杂、费时的传统研究方法中摆脱出来，寻找出一种简明、快捷的现代研究方法，该有多好啊！西方甚至有人断言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若不从传统的手工研究方法上跳出来，就无法进入现代文明。
此时杨少俊研究员坐不住了。这位50年代初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精通俄、英、法、日、德、罗马尼亚等6国语言的四级研究员，决心在研究《孙子兵法》上来一个手段上的突破，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他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军事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军事历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拜见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部长谢国良研究员。志同者道亦合，两位学者的思路不谋而合，当即决定由杨少俊研究员主持尽快开展研究。临告别时，谢国良研究员不无深沉地说，据从日本得到的可靠信息中判定，日本已有学者采用现代化手段对《孙子兵法》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而《孙子兵法》可是我们民族的“族宝”和华夏文明的精华啊……杨少俊研究员听后一时无语，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最后吐出了11个字：“我们不能再落于日本人后！”
11个字，重千斤啊！重在杨少俊心灵深处的民族自尊心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源于杨少俊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的一片赤诚。谢国良会长了解自己眼前的这位战友——
这位战友，1950年入伍后，积极要求进步，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1951年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然而由于解放前，他15岁上初中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误人过国民党“三青团”组织，这对他后来的进步带来了很大影响。因为这一政治历史问题，1955年组织上对他作了转业处理，安排到石油部工作。他并没有因为政治问题带来的后果而放弃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改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在一次向组织汇报思想的交心会上，杨少俊说：“这个历史问题确实是自己人生起点上的一个错误，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要有接受党组织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组织上安排我转业，是党保持自身队伍纯洁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无怨言。”到了地方之后，杨少俊仍然积极要求入党，经过20多年的努力，虽然他的愿望还是没有得到实现，但在这期间，他始终坚持做到了两条：相信党；自觉接受党的教育。
时间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1978年的事情。三度复出的伟人邓小平挥起了巨手，停顿数年的军委三大学院开始复建。母校没有忘记从后勤学院转业的杨少俊，复建之初就向他发出了归队的召唤。面对这召唤，杨少俊感到有机会重返部队工作，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他毫不犹豫地向部队党组织表明了态度，很快回到学院从事外军后勤研究工作。杨少俊心中的理想之光始终没有泯灭，回到学院后，他坚信只要自己经得起组织的考验，做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就一定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于是，他归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从1950年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至1983年正式入党，杨少俊先后写了20多份入党申请书。
入党这一年，杨少俊已经52岁了，但他却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杨少俊掏心窝地说，经过30多年追求的愿望得到了实现，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件大喜事；我入党时间虽然晚一点，但和那些80岁以上还积极要求入党的老同志相比，我的入党时间不算晚。入党后，杨少俊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党的工作，立志用自己的学识为军队后勤建设做出贡献，为鲜红的党旗争光。由于杨少俊工作能力强，1985年他从一个普通研究员被破格提升为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外军部部长。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除了翻译、编辑、出版英、美、日军后勤理论与建设方面的书籍和论著30多种、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外，还为军委、总部提供有关外军专题研究的材料和我军后勤建设的论证报告百余篇，其中有代表性的《国防后勤学》、《理论后勤学》等书被军委和总部列为高级干部必读书……1991年，杨少俊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不甘心就此休息，想继续为党的事业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他以主人翁的姿态，自己选课题，组建课题组……
这就是自己的战友，一位一生坎坷、信念坚定、对事业执著追求的战友啊！
谢国良会长紧紧握着杨少俊研究员的手，直觉得眼眶里发热——有这样信得过的战友，有这样对党赤胆忠诚的战友，还怕我们的事业不成功！还怕我们永远落后于日本人！
日后，杨少俊研究员究竟如何研究《孙子兵法》，这里不再赘言。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在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孙子兵法》著述之中，杨少俊研究员另辟蹊径，独具特色，他第一次用现代化手段——微机检索来研究《孙子兵法》并获成功，开了用电脑研究孙子的先河。这项开拓性的科研成果，在1992年“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的首肯和中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刘华清副主席亲切地握着杨少俊的手说：“你为中国人争了光，为中华民族争了光，为我们的军队争了光，党感谢你！”
事后，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感叹至极，他特意从东京飞到了北京，慕名找到杨少俊，伸出大拇指说，中国人聪明，用现代化手段研究孙子，抢先了一步。面对日本人的叹息，杨少俊面容平静，他内心里却非常激动。
现在，回过头来看，若没有《孙子兵法微机检索专家系统》这项开拓性科研成果，杨少俊日后就不可能如此之快地在国内外首次推出《毛泽东思想研究系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统》的重大科研课题。公正地说，《孙子兵法微机检索专家系统》的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系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统》之源。而在《孙子兵法微机检索专家系统》研究过程中，他摸索出的“运用多学科知识交叉并举，让计算机的现代功能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大研究思路；采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图书资料库的形式，为读者及研究人员准确、迅速、方便地提供不同层次的信息和外文对译检索内容的方法；采用‘计量史学’的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进行准确的定性定量分析的手段”等等，均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系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统》中得以成熟的运用和扩展。
起初，思路对杨少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用杨少俊研究员的话说，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讲，他和正宗的众多“孙子兵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权威人士相比，这三个领域知识的掌握要肤浅得多，虽然别人给他封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头衔，但他依然不是这些领域的权威人士，然而，权威人士却没有“想”到计算机；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讲，他和科班出身的软件专家相比，他所掌握的计算机知识要贫乏得多，然而，软件专家却没有“想”到人文社会科学。杨少俊在计算机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上，找到了“结合点”。他就这样在看似“纵”和“横”的结合点上打了一个相当精彩的“交叉球”。
飞速旋转的“交叉球”，在杨少俊研究员思路的诱导推动下，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于是，计算机和“孙子兵法”结合了，和“毛泽东思想”结合了，和“邓小平理论”结合了。这个结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科学，这种现代文明特有的“交叉”形态，既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真切表述，又有高科技、自然科学的直观显像，更给人们增加了一层别样的趣味。正是在这个思路的诱导推动下，杨少俊踏上了一条跋涉的征程，沉湎于“文字游戏”和计算机键盘的咏唱之中——让我们忆下这个时间吧，对杨少俊来说，这是一个困惑而又难忘的时间——公元1992年6月16日！
此时，杨少俊研究员所在后勤学院处在撤销变动的关键点上。人心浮动，人心思走，昔日宁静的校园沸沸扬扬不再安静。刚刚拉开《毛泽东思想研究系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统》序幕的杨少俊研究员心绪纷杂起来，他处在了研究的十字路口上……
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出现了。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刻鼓励支持了杨少俊，这就是——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上将。周克玉上将慕名来到后勤学院观看《孙子兵法微机检索专家系统》的演示，看后他不禁拍案叫绝。他握着杨少俊的手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今后还有什么设想吗？”杨步俊欲言又止，犹豫不决，临送周政委上车时，他终于鼓起足够的勇气向首长吐露了心声。随着杨少俊心声鼓点的跳动，周政委停了下来，他再次拉着杨少俊的手坐下来详细交谈，在听完杨少俊的汇报后，首长郑重而平静地说：“后勤学院解散，《毛泽东思想研究系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统》决不能散，这是功在千秋的大课题，要做好，一定要做好！”接着，周政委又明确地指示说，我看你搞的这个系统是在帮助读者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大方向对头；用计算机软件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手段现代，研究思路对头。首长的两个“对头”的指示，无疑给处在十字路口上的杨少俊指点了迷津，他放眼望去，顿觉一片光明。未了，杨步俊试探似的说：“首长，我想请您担任整个系统的总主编。刚才您谈的那两点，事实上已经在履行总主编的职责了。”没想到，周克玉政委的回答是如此的爽快：“行，我就在幕后给你当个总主编吧。”周克玉政委的具体关怀，为杨少俊的研究压住了阵脚！
然而，这只能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实际运行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接踵而至。
经费，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学院处在解散的特定时期，靠正常渠道申请拨款已不可能。杨少俊研究员和他的几名助手来了一个“负债经营”，他们从学院科研部借款数万元，简单地购买了一些必需的科研设备，就脚踏实地地干了起来。干，甭管三七二十一，干成了再说！这就是杨少俊课题组当时面对经费困境的选择。两个月后，“钱”实在掰不过来了，借亦无处可寻，他们想到了自己的总主编。杨少俊以课题组的名义给周克玉政委打了一个申请10万元科研经费的报告，周政委很快批了下来……有限的经费难以保证研究的“高速运转”，杨少俊他们只好咬牙紧腰，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创造条件上。没钱买微机，只好借别人淘汰的比“286”还落后的兼容机，大量的资料要微机处理，这陈旧落后的机于在速度上跟不上研究的脚步，焦躁不安的杨少俊和他的助手们来了一个“不曾开眼、不曾喘气”的“决战”等速度，只等得他们眼睛胀得通红，血肉之躯燃烧……总主编来听取报告了，杨少俊憋足了勇气提到了“速度”问题，于是一台先进的“386”微机搬来了，于是在速度问题上才来了个柳暗花明！
在经费不足的频频折磨之中，杨少俊他们的信心始终是坚定的，甚而达到了旺盛的境地。因为，要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完成这个课题，要在邓小平90岁生日之前完成这个课题，时间只有一年多，大量迫在眉睫的研究工作等待着他们去做。若没有非常规的信心和坚忍的毅力，后来的研究简直是不敢设想的。杨少俊必须尽快地投入到数以万计的有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文字资料的研究之中了。他在搭起基本研究框架后，就开始到处跑，王府井、东四、西单……北京大大小小的书店几乎跑了个遍；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驻京几十个单位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时为了查找一个资料或核实一个数据，他不惜连续跑十几个单位，坐公共汽车过了站，中午吃不上饭的事儿时有发生。每天跑回那间冬天没暖气、下雨就漏水的破旧办公室，只要不空手而归，他就其乐陶陶。几个月跑下来，他身体瘦了一圈儿，值是上百册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图书，180多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挤满了3个旧书架，在“更新换代”时“退出现役”的破写字台上擦成了山。对这近两千万字的图书资料，他都一本一本、一件一件反复进行研读，随时摘录在卡片上，或者写成短文，或者绘成图表。他把相关的、相近的报刊找来，分门别类，分析研究；他把分散、零碎的资料集中起采，排列组合，归纳整理；他把收集来的毛泽东著作、邓小平文选、辞典、有关书籍搬来，一页一页地解剖思索，记录在案——他完全沉浸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海洋”里了，智慧的大脑迸发出耀眼的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