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面所有的考证工作一样，缩写大事记也如同蜜蜂采蜜。据说，蜜蜂每酿制一斤蜜，需要采几百万个花朵。为了这部书，他何止读过几百万字材料，不知费去多少精力，只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其中的艰辛。
邵维正组织撰写了其中12年的大事。从1937年7月到1949年9月，4400多个日夜的历史，即使一天一件大事，也是4400多件大事，何况有时一天就有几件大事。
那么多的大事，都是他们在三年零八个月时间收集、综合、提炼、考证、辑录的。这其中要问每天看多少材料、写多少文字、花去多少心血……都恐怕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1991年，《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出版了。全书共205万宇，其中邵维正组织编写的就有83万字。
近20年来，邵维正就是这么一步步地向前走，研究了党的创建之后，再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时间进入90年代，邵维正崭露锋芒、成果甚丰，先后已主编、参编专著、教材26本，发表论文100多篇。
这些，是他对中共党史的贡献；同时，也成为他资政育人的雄厚基础。
从50年代初入伍，到今天，邵维正已整整在军营战斗了50个春秋。从士兵到将军，从一个文化教员到著名教授，真正使邵维正人生发生变化的是近20年。20年来，从“一大”考证这个点进入，再到取得多方面的丰硕成果，邵维正可谓半路出家，大器晚成。
许多时候，年轻的学者喜欢向邵维正讨教成功的秘诀。而每每这时，邵维正总是声称他没有秘诀，只是面对工作要执著。
单是一个“执著”，并不是将军的全部。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执著中包含着做人的真实、对事业的真切和对工作的严肃认真，并赋有追求真理的牺牲精神。
一位与邵维正堪称好友的学者曾记得，当年听说邵维正要考证“一大”，心里便一愣。因为“一大”的日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继而经过中央定论，并用文件公布，在党内已形成几十年的习惯，弄不好，是要出麻烦的。
那时，两个老友聚在一起，提起邵维正的打算，便有了下面的话：
“‘一大’这个考证不必去搞。有那么多的选题，何必要去碰这个‘禁区’。弄得好，也是引起‘混乱’，弄不好，就是政治错误。好不容易调到北京，还是稳稳当当做点儿学问。”
“正因为是‘禁区’，我才去搞。做学问这也怕，那也怕，就不要搞了！”
“搞这类东西，有几个有好结果的？‘文化大革命’打倒那么多，开始不都是这样整的吗？”
这位好友所说是真的。“文革”中，往往一句话说得不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一篇文章有不慎之处，就会被“踏上一只脚”。远的不说，何干之、胡华和李新当时搞党史，哪一个没有挨过整。当时，何干之几乎命都不保……
“‘文革’是‘文革’。但我相信这次中央真是下决心解放思想了。”
凭着对历史的洞察，邵维正的话没有错。20年来，他研究历史，巨著选出；他资政应用，成为中央、国家和军队领导机关器重的学者；他育人不倦，成为挂着将军军衔的政治教授……
时间进入了新的世纪，将军以花甲之年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同将军访谈，面对他成堆的荣誉证书，一大串诸如将军、委员、理事的职衔，而他还是把教学和育人谈得最多。
前不久，邵维正听说学院青年学术论坛缺乏资金，便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资助青年人进行学术活动。由此可见将军的用心和他对军事教育事业的浓厚感情。
他说：我从事研究和教学几十年，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讲，似乎在向后看，而本质还是向前看！
作为一个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研究历史是“向后看”，但“向后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历史为现实服务是一项基本方针，中共党史更是如此，要真正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必须总结历史经验，面对现实问题，预测未来发展。
他经常说：只有了解昨天，着眼今天，展望明天，立足于战略思考和历史的深厚感，从国情、军情、社情出发，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直面现实，鼓舞信心，增强斗志，把握前进方向。
当他说到改革时，很严肃地重复了邓小平同志的那句话：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的复杂性、艰巨性、深刻性不亚于夺取政权的第一次革命，也不亚于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他认为，改革开放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的变化甚至震荡。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各种各样的难点疑惑摆在人们的面前。
他表示，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当是思想理论战线的战士，不能钻到研究的“金字塔”里，也不能埋在历史的“旧纸堆”中，而要勇于面对现实，敢于冲锋陷阵。
199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邓小平视察南方各地，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成为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动力，后来来了《邓小平文选》，作为“压轴篇”；1992年6月，江泽民发表《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定了基调；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谱写了继往开来的新篇章。
也就在这一年，邵维正来到总后勤部干部轮训大队，承担起军师领导干部理论轮训的教学任务。同时，还担负党委中心组的辅导工作，参与了总后讲师团的活动，团以上领导干部和科技干部的讲课等。
领导干部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是现实问题，教学必须以中央的指导方针为依据，以现实问题为中心，保持一致，解疑释惑，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执政领导能力。
这些年的教学实践，他深感要回答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必须努力做到三个“结合”：
首先是历史与现实结合。观念的转变十分重要又非常艰难，不少人往往受到历史形成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用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和计划经济模式的眼光来看改革开放，难免会有许多“看不惯”、“不理解”甚至认为“离经叛道”，“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等等，还有的感叹“出生人死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针对这些现实的思想反映，他先后经过精心的准备，然后结合历史讲了几个专题：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发展及主要内容》；《改革开放的辩证思考》；《中国共产党高举旗帜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的战略策略思想》……
同时，他注重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检验出是否正确，才能显示出真理的力量。针对一些同志在学习和实际生活中对市场经济、现行政策及某些社会现象的困惑，先后讲过一些专题：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后勤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对策》；《江泽民论现代化建设的十二个关系》；《“三个代表”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
他作过一些精心的调查，力争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问题。
一堂课下来，大家围在他身边一致反映：抽象的理论推断难以回答思想上的疑虑，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分析才“解渴”。为驻京一个单位团以上干部办班时，曾有过一位“权威”来讲课，听课同志反映“讲了一大篇，与我们思想不沾边”，还是喜欢听邵维正这样针对性强的课，知道我们想什么，有理论有实际，能解开认识上的疙瘩。
他在讲课中，一直注意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没有继承谈不到创新，创新要有基础，而且是相对继承来说的；没有创新就不能有真正的继承，客观形势在不断变化，不创新就不可能发展，也谈不上对传统的继承。这个问题在军队建设上，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先后也讲过几个专题：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军队建设论述的指导地位》；《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两个提供”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学习江主席重要讲话，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十四大以来的9年间，先后讲授过28个课题，大多是现实性较强的新问题。难度大，时间紧，要求高，虽有压力，但不畏缩，直面现实，知难而进，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教学任务。
除给高干班、本院培训班讲课外，还给总部机关、军区、武警师干班、驻京单位、北京市以及部分京外单位讲课上百场次；制作或复制讲课录像、录音近千盘（盒）；听课或观看的各级干部达数万人次。
他还受中央国家机关委托，先后参与建党70周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改革开放2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等重大庆典活动的筹备工作。并参与国家“八五”、“九五”、“十五”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的评审工作，担任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并曾代表评委在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庄重颁奖大会上发言。
近20年来，先后参加或承担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活动或交给的任务。一位部长说：我们经常邀请你参加重大活动，你对全国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还连续参加三届全军政治理论编审委员会工作；总政于1987、1991、1998年三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评奖工作均参加，并担任评委会副主任；1988年担任首届全军政治理论教学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除此外，他个人还主编过6本全军政治理论统编教材，主持过3次全军性教学研讨会，总政宣传部曾专门致函向学院表示感谢！
对此，一位中央军委委员对他恳切地说：你的文章和讲课很有思想，很有见地，也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咨询意见，为全军政治理论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
21世纪的帷幕已经拉起，纪念中国其产党成立80周年的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展开。新世纪开局之年，邵维正分外繁忙。他一方面要完成师干班的教学和研究生导师组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参与纪念建党8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由他主编的近百万言的新颖党史读物《中国共产党80周年大事聚焦》已经出版，又有一些新的任务接踵而来。他一如既往，又投入了新的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