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也曾有个医院出于人道主义给他检查过病情，由于是不治之症，只得让他又出去了，他们不敢收留这样的病人。
张永刚继续在街头流浪，他蓬头垢面，已经完全没个人样儿了！有时他晚上也不回那间小房里去，小房里变得臭烘烘的，肯定不如外面空气新鲜。夏夜的星星就是他的被子，他盖着星星睡觉别有一番情趣，只是肝区的剧烈疼痛常常折磨得他半夜里失声大叫。格尔木的夜并不平静！
哪儿是张永刚生命的港湾？谁能收容这个无家可归的外乡人？
终于有一天清晨，辆“110”警车，拉着长长的笛声，划破了高原城镇的宁静，急驶过长街大道，停在了22医院的大门前。
值班护士用担架将已经昏迷了的张永刚抬进了急救室。
位身穿警服的、看来是个警察的人，带着同情又是无可奈何的口气对医务的同志说：
“本来我不该求你们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另外办法处理他的问题。但是，我和我的同志们实在太同情这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我经常看到他在街头游窜，凭我的感觉我可以判断他是个好人，是个无依无靠的好人。我们想了好久，如何处理这位乡人，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送到你们这里来。因为你们是解放军医院。”
张永刚就这样住进了22医院。他生命垂危。
俞祥海给医务处交待了两件事：一是竭尽全力进行抢救，力争让他多活几天。二是立即与张永刚的家里取得联系，叫家里来人，明确告诉他家里，他们来很可能是与张永刚最后的见面。
这时，张永刚处于半昏迷状态，有时清醒过来也不能多说话，嘴里只是喃喃地念叨着妻子的名字：“红梅，红梅！”问他什么事情，他只是摇头，眼里含满热泪。他说：“我最对不起的人是妻子张红梅，她今后受罪的日子还长着呢！”
张红梅接到医院的信以后，长长地吁口气，丈夫出门近三个月，总算有了下落。这三个月她天天把心掂在手里打发日子。但是，她是先喜后忧。永刚是有下落了，却病情加重，住进去两藏途中的22医院。她当然巴不得立即飞到丈夫身边，照管他，安慰他，为他分担病痛。她倒没有犯愁自己走后两个不懂事的娃儿怎么办，托个亲戚管几天总是可以的。让她发愁的是从家乡到高原的这笔路费从何而来？丈夫走时借的那笔钱还没有还清，人家催了一次又一次，她都不好意思见那位借钱的人了。她又要上路向别人借钱，谁还愿意把钱借给一个无力回还的人呢？张红梅如坐针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此刻22医院正在全力以赴尽最后的努力抢救张永刚，但是毕竟他已病人膏肓，即使有妙手也难以回春。他一天一天地走近生命的终点。
张红梅接到了22医院的第二封催她来格尔木的信。这是一封报病危的信。她没有借到足够上一趟高原看丈夫最后一眼的钱。她不得不把家里惟一赖以维持一家生活的耕牛卖了360元。
这，仍然不够她来回的花销。
就在这时，22医院的同志把电话打到村里，电话传来的是噩耗：张永刚因抢救无效已经病故。
张红梅抱着两个娃儿在家里痛哭场。之后，她边含着伤心的眼泪，边给22医院的领导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首长：
大夫、护士你们好！
我夫永刚在您们22医院治病，给你们曾（增）加麻烦，我衷心感谢您们对永刚的照顾和关心。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我没有能力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劳架（驾）代我处理永刚的后事。我们村村民们说：“现在是金钱的社会，永刚病在外边也不会有人管，会抛尸街头。”永刚在外地遇到你们这样共产党领导的好干部，说明共产党的天下是为人民办事的。您们是我的大恩人，为永刚治病又安葬他，在这我带领两个孩子向共产党和22医院的首长、大夫、护理（士）磕头谢恩。谢谢你们，谢谢……
希望您们把自己的姓名地止（址）告诉我，过几年，孩子长大了，我家生活宽裕了，我一定带做（着）孩子看望您们。我衷心祝福您们好人一生平安。
还有一件事情要求求您们，请把公墓（埋葬）张永刚的坟地详细地止（址）写信寄给我，拜托！拜托！
再次感谢党的好干部，我们全家的大恩人！
张永刚之妻、张红梅
2000年农历8月初3
22医院安葬了张永刚，还按照张红梅的要求写信告诉了她墓地的地址。不久，22医院又收到了张永刚所在的当地政府的感谢信，信中重述了医院所表现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当地产生的强烈反响，他们表示要尽所能安排好遗属张红梅及其子女的生活。
张永刚的故事写到这里该打上个句号了，但是22医院的故事永远是不会完的。4000里青藏线因为有了他们那闪亮的红十字，秃…赤岭也显得有了生机，建方在荒芜沉睡的“无人区”里的医疗站是孕育生命种籽的苗圃园，你要翻越雪山银岭吗？请你看看医疗站女军医脸上灿烂的笑脸，你会变得潇洒，也会变得无敌。兵站部副政委贾新华站在昆仑陵园一位战友的墓碑前，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了一席话，乍听与22医院似乎无关，细琢磨却是从本质上赞颂这座医院给青藏线官兵带来无形力量：
“现在几乎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或看到一些人，在议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与待遇满足或不满足的话题，凭心而论我是满足了。特别是站在战友的亡灵前时，这种满足感更强烈。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和我一起当兵的好几个战友都无声无息地躺在这里了，他们生前得到过什么待遇吗？当然得到过。但是与我相比那就是天壤之差了。我在好多年前，听22医院一名护士讲过这样一什事，有一个排长在高原上奔波了近10年时间，他是个汽车兵，长期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病。住院后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抢救他，也未奏效。他临病故前，忽然带着几分羞愧的口气对我说，他都是快30岁的人了，还没结婚，连正儿八经谈朋友都没谈过，他越说越脸红，几乎说不下去了。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他从来都没有握过女人的手，问我他能不能握握我的手？我什么也没说，把手伸给他，让他握。他紧紧地握着，握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贾新华讲到这里，哽咽着讲不下去了。他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才继续讲下去：
“这位排长就是这样离开人世的。他活了30年，在青藏高原奔波了近10年，临告别人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握一握护士的手。和他比起来，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特别像我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副师职干部，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还有什么理由不干好工作？我还要特别提一下22医院那位护士，她通情达理，了解战士的心，是个称职的护士，更是个伟大的女性。我们应该感谢她，是她慷慨地伸出自己热情的手，满足了一位临离开人世的位军人的最后意愿。”
贾新华有这种发自肺腑的感慨，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下面的行动了：1998年1大年三十，他携带妻子张勤到唐古拉山和“三站”的官兵一起欢度春节。他说要纯脆从干活来考虑，我们俩人上山帮不了人家多少忙，也就是一起包包饺子，缝缝连连什么的。这不是主要的，也不足我的本意。春节这是合家团圆的时候，它是中华民族最能体现亲情的日子。山上的战上孤零零地望着夜空的星星思念亲人，那是一种多么揪心的思念呀！我能理解他们。所以我和我爱人张勤一商量，把孩子们过节的生活安排好，上山和战士们。
起去过年。我们上山后给“三站”增加了色彩，增添了家的温馨。
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相信官兵们也像我们一样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