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有可能生病，有了病就得找医生。特别是在青藏高原上，高山病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每个人，大家都离不开医生，医生是人们生命的保护神。初上高原的新兵，能不能翻越唐古拉山，要到22医院检查身体，拿上合格证才能上山；威严的海拔4000米的高度挡住了儿童上高原的路，那是22医院医生专门为保护儿童的安全设置的“障碍”；多少个在青藏雪域奋战了几十年的“老高原”，在他们的晚年离开高原退休到内地时，站在22医院的营门前，深深地三鞠躬，说：是你几次将我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今生难忘你的恩惠；22医院的一位年轻护士在护送一位昏迷的重病号下山住院治疗途中，不幸遇到车祸献出生命。人们掰开她的手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病人的姓名、籍贯和单位；一个离开青藏高原已经10余年转业到内地某城市的中年人，每年春节都要给他曾经住过院的22医院那个科寄去一张精致的贺年卡，上面写一句话：是你们给了高原军人翱翔的翅膀。
22医院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首生命之歌。它留下的不是瞬间的美丽，而是永恒的风景。
22医院的白色高楼座落在格尔木街头，但是他们的白衣天使一年四季都分散在青藏线的各个角落，那闪亮的红十字是铸造高原人新生命的希望的图标。
荒原勇士——柴达柏胡杨树
在唐古拉山下，长江源头，沱沱河兵站有22医院设立的一个医疗站，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轮流去医疗站值班，一年轮换一次。在青藏线上，唐古拉山是大家公认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它既是青藏公路的制高点，又是“无人区”的制高点。走高原的人在经过这儿时发病率最高。医疗站建立10多年来，先不说它抢救治疗的数以万计的病人，仅说说它给予过往人员的精神鼓舞和安慰就足以看到当初医院设这个点的良苦用心，完全是懂得心理学、顺乎民心的一个英明举措。
我不知听过多少高原汽车兵对我讲过这样的话：我真发怵翻唐古拉山，总担心在过那座山时有高山反应。那个病一旦缠上你，你如果体质差，十有八九会把命丢掉的。可是，这时一听到有人说，放心吧，翻山时让医疗站的同志给你查查体，没毛病你就甩开臂膀放心过山，有点小问题，带点药，也会顺顺当当过了山的。就这么几句关于医疗站的话，我们心里就有了希望，当自己站在医疗站医务人员面前时，却是另外一种心态了，想着我一定能翻过山，因为医生说了，我的体质很棒。即使身体谈不上多棒，我也能过了山。
说这番话的自然是初上一高原的新兵，还有到西藏去旅游的地方游客。我绝对不以为他们在说晕话，许多第一次上高原的人包括曾多次闯进唐古拉山怀抱的本人在内，都有过这种“心理作用”。
为了佐证他们这种心态的合理性，我特举出以下两个例子。之一：
每年都有10多名新兵把命丢在唐古拉山等“无人区”的地域内。
那当然是青藏公路通车后不久的年代，进藏的新兵由于不适应“无人区”的气候，每年总有相当多的人被各种高山病折磨得死去活来，有的根本过不了“无人区”。现任22医院副院长杜智敏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搜集了有关资料证明，在60年代初至“文革”前的几年间，都有10至15名新兵被各种高山病夺去生命。之二：没有高山反应的一个新兵也被高山反应吓得晕过去了。一年，有一批新兵进藏，从格尔木出发那刻起，他们就念叨着唐古拉山，担心自己过山时有高山反应。所以一路上总是不断地问，到唐古拉山了没有。带队的老兵总是回答说，还没到唐占拉山。明明汽车已经走在唐古拉山上了，老兵还说没到。直到汽车完全翻过了山，老兵才说：汽车早就翻过山了！新兵们一听，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晕了过去。
这个听起来近乎笑话的故事，说明了“无人区”和唐古拉山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和一些人在它面前所产生的心理障碍。在这样一个地区设立医疗站它的意义绝不亚于建立一个兵站。
我找到22医院的老院长余忠江，是他当初亲自规划并组建了这个医疗站。至今他仍然记忆犹新，是总后勤部首长根据广大指战员的要求，通过兵站部责令我们走出医院在线上建立了这个医疗站。上级的指示非常明确，哪儿最艰苦、过往人员最容易发病，22医院的医务人员就在哪里出现。我们经过反复考察，论证，最后定点于沱沱河兵站。余院长说，说句心里话，我们选定这个点主要从抢救病人方便这个角度考虑的。至于这个地方对平衡、稳定过往人的心态、鼓励他们丢掉思想负担去翻越唐古拉山这方面的作用，我们当初确实想的不多。
医疗站建起的最初的日子，余忠江院长和其他几位领导多次到第一线去和医务人员一起抢救病人。现任院长俞祥海为抢救危急病人，先后19次上唐古拉山，两次在兵站蹲点，一蹲就是4个月，3次带医疗队到牧区去巡诊。副院长杜智敏更是从山里滚出来的高原官兵自己的医生，他1968年入伍后，除去三年上军医大学的时间外，都是在基层当卫生员、医生，先后工作过的地方有纳赤台兵站、冷湖兵站、开心岭兵站、沱沱河兵站、温泉兵站、修建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指挥部等单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修建地下输油管线的两年时间里，他背着药箱翻山、趟河、走冰道，步行走完了格尔木到拉萨的路程，许多地段走了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次五次，甚至更多。1985年调他到22医院工作。
22医院政委芦伟兴对我说：俞院长和杜副院长都是在高原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了，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书。当然，在我们医院像他们这样的老高原有一大批，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默默奉献，从不张扬。尽管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故事到处被人传颂。
我在沱沱河医疗站见到了军医徐春玲，这位年轻的藏族医生，1995年从青海省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22医院。我问她：你大学毕业后为什么不挑选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去工作，偏偏穿上军装来到青藏线？她淡淡地一笑：没有考虑那么多，医生在哪儿都是为大家治病，当时既然22医院需要人，我就来了。年轻人嘛，吃点苦有好处。我叉问她：沱沱河医疗站抢救病人的任务重不重？
她说：闲忙不均匀。有时一天就有四五个病人需要治疗，当然是指重病号了，甚至半夜三更还在为病人忙着，这里的条件差救治不了的，我们就得送下山到医院去抢救。
应我的请求，徐春玲给我讲了她在医疗站那半年时间的情况。
我更多的是想了解她和同事们是怎样在那种环境里生活的，因为只有自己求得了生存，才可能去救治病人。她满足了我的要求。
当时，医疗站是清一色的女军医，共3人，除徐春玲外，还有万燕玲、高登莲。水对于女同志来说，似乎比对男性更重要。她们需要洗的东西总是很多。可是，沱沱河当地没有淡水，是从老远的地方砸冰取水的。好不容易从远处拉来水存放在池里，那些讨厌的老鼠、乌鸦、饿鹰常常乘人不备时去偷水喝，甚至在水池里游泳。
所以她们只能在屋里的水缸里存放些水，慢慢地用。清早起床后倒上一脸盆水，3个人轮流洗完脸后，水仍然在盆里存着，白天洗手，晚上睡觉前用这水泼在地上，因为踩踏了一天，屋里那土地面早变得虚浮着一层土。睡前再倒上一脸盆水，3个人轮流洗洗脚。
她们从不洗澡——这倒不完全是缺水的原由，在这个终年气湿都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永冻层地区，赤条条地洗一回澡招致来的诸如感冒等种种不良后果，实在不值。反正夜间屋里就她们3个女人，半遮半露地站在火炉旁互相擦擦澡便足矣。屋里白天黑夜都生着火炉，烧的是煤块，为防煤气中毒，不管天有多冷，小屋上方的小格窗都开半拉。这样，本来温度就很低的屋里便更冷了。她们宁肯挨点冻也不愿煤气中毒。在这里两全其美的事是太罕见了。
夜里睡觉每人身上压三床被，就这还冷得不行，个别情况下如果谁冻得实在难以忍受时，便钻到另一个伙伴的被窝里去“共患难”。
她们的照明是由兵站的小发电机供电，每晚10点钟就停止发电，这还不消说，那发电机因为年久失修，经管它的又是个经验尚欠缺的新手，所以二天两头就出故障，这样整个兵站和医疗站在夜里失去光明是经常的事。所以，他们屋里的床下放着一包又一包的蜡烛。每夜都在烛光下生活，3个人的鼻孔都是黑乎乎的。有一段时间，大雪封山，医疗站暂时中断了与医院的联系，该送上来的药品和生活用品也不能送来了。气温在零下30多摄氏度，3个女军医一天到晚身上穿着棉衣，披着皮大衣，头上扣着毛皮帽。因为公路上基本上断了来往车辆、行人，病号自然也就少了。天冷，又无事可做，这样心头寂寞，身上更冷。万燕玲突然对徐春玲说：“春玲，咱们下棋吧！”徐春玲真被万燕玲这大胆的设想吓了一跳，问她：“万小姐，你该不是作梦吧！这时候下什么棋？我们这儿有棋可下吗？”万燕玲一笑，说道：“我是说我们这些人平常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有到了艰苦的地方才能体会到要珍惜哪怕一点一滴的幸福生活，也才知道满足。”你说格尔木那个地方怎么样？身在格尔术的人问10个人恐怕有10个人会回答你，太苦了，苦死了！
我相信我们3个人此刻肯定都向往格尔木那宁静而生活用品供应又不错的高原城镇。刚才我为什么提起了下棋的事？咱们医院的文化活动中心，各种各样文娱活动都有，我一次也没去过。我想你们二位去的也不很多吧！这时候我坐在这‘无人区’的医疗站突然想到，如果是在格尔术咱们的医院里，大雪封了山，工作之余我什么也不干了，就拽上一个好朋友，坐在文化娱乐中心安安静静地下盘棋，享受享受生活。可是，这医疗站呢？除了我们3个被冻得缩成一团的女军医，再什么活的东西也没有了！万燕玲讲完这番话后，眼里竟然含上了泪水。其他两个姐妹也一声不吭地呆坐着。
最后，还是高登莲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快8点了，天都黑了，她们还没吃晚饭呢。她便对两位战友说：“肚子该提意见了，咱们做晚饭吧！”两个姐妹跟着高登莲手忙脚乱地做起了晚饭。
自从大雪封山后，她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蔬菜了，只有一些平日舍不得吃面积存下来的土豆，再就是冻肉，做的米饭都半生不熟。冻肉放的时间久了，变味了，臭烘烘的。这阵子，徐春玲在洗冻肉，万燕玲淘米。高登莲是总指挥，既要焖米饭，又要管炒菜，她对徐春玲说：“炒菜时多放些佐料，盖盖冻肉的臭味。”徐春玲说：我提兜里还有一包巧克力，待会儿吃米饭时大家分着吃，能下饭呢！
高登莲忙说：“下饭？那些巧克力早过期了，一股酸臭味！”徐春玲说：“过期？我前几天才从门前的小卖部买来的。”“你知道积压在小卖部有多长时间了？”……
可想而知，她们这顿饭吃的有多艰难！
雪封山的日子过去了，夏天来到了沱沱河。冻了冰的小河中间融化出一道细细的溪流，流水卢给这寂静了一个冬天的荒原带来一点生机。3个女军医照旧那么忙，登门的病人锁着屑头进小屋，展开眉梢去上路。有时送走一批病人，许久也等不来下一批病人，她们就开始写各自的论文，也许叫“感悟唐古拉”更确切些，因为她们写下的多是些在这里为官兵治病时的真实写照以及自己的随想。学术性绝对是欠缺些。高登莲说：等我们在医疗站的日子结束后，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送到某个出版社出版，也许蛮有意思的。万燕玲笑着说：书名就叫“三个女军医在无人区的180天”，这样更有可读性了。徐春玲马上作了纠正：书名太长，缩写成“三个女军医在无人区”就行了。她们就这样边写边聊，屋角放着像大炮弹似的氧气瓶，谁如果感到头晕身上不舒服时，就去吸几口氧气。病人敲门了，她们就中止写作，去迎接患者，做治疗。对啦，我应该说说她们“伏案”写作的各种姿势，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爬在床上写作，另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写。医疗站只有一张桌子，上面还堆积着常用的医疗器械及有关书籍等。但是有时伏桌写作的同伴不忍心独享这份照顾，便也爬在床上去写，与大家“同甘共苦”。总之，她们清贫的生活过得很有滋味。
3个女军医有空就到离医疗站一公里远的藏族牧民帐篷里去串门，当然得留下一人值班了。这些牧民常来医疗站求医，3个女军医也抽空去牧民帐篷里巡诊，一来二去，互相都熟悉了。牧民卓嘎阿妈尤其喜欢女军医来她家做客，她精心做出酥油茶招待她们，开始，她们很不习惯喝酥油茶，喝的多了，竞也喝上了瘾。阿妈说：
“你们喝吧，喝的越多阿妈越高兴。”最初，她们听不懂牧民们的话，后来学了一些常用的藏语，交流就方便多了。阿妈特别愿意吃话梅——当然是从女军医那里学来的嗜好。她说：“它太好吃了，在嘴里嚼上一天味儿也不散。”徐春玲总是尽量满足阿妈的爱好，不断地托朋友从格尔木捎来话梅等一些小吃，送给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