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对莫伯军的担忧似乎更多理些，他说，小莫是应该早些离开五道梁了，他已经当了9年兵了。他应该给予五道梁的都付给了，五道梁该给他的和不该给予他的他也都接受了、五道梁这个地方呆久了，几乎所有的人身体都要受到极大的损伤，性格也要变得怪癖。小莫难道不明白自己付出的已经超过身体的极限了吗？他明白，经谁都明折。但是他忍耐着各种无奈坚持工作在五道梁，过去他想退伍而组织需要他继续留队时，他忍耐着。后来组织考虑到可以照顾他的愿望而他却提出要坚守在五道梁时，这同样需要忍耐。说句心底里的话，我对莫伯军这样的同志是很喜欢的，尽管他们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有些缺点还很突出，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丝毫不会含糊的，这就是当组织上把哪怕再重的担子压在肩上时，即使他们浑身伤痕累累，也会挺起腰杆挑起来。没有莫伯军这样千千万万个高原战士，怎么会有青藏兵站部这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受到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队伍？
陈二位讲了他的兵，却很少提到自己，我想这大概不是他的疏忽，而是有意的回避吧。因为他给我说过，他心里有话，要好好给我倾吐倾吐。五道梁那个地方人烟稀少，知己者很少，他又不能在他的部属面前把什么心里的话都讲出来，特别是那些窝在心底里有时又不得不倾吐的，在一些不理解的人看来属于牢骚的话，是不能在兵们的面前讲的。他是一站之长，站在下级面前，就是他们的标兵，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该讲的讲到什么分寸，这是很有讲究的。作为一个几十年间奔波在青藏高原军营里的作家，我深知每一个高原官兵都有压在心底里的“私房话”。在我真正走进他们的心里之后，他们才会毫无保留地把“私房话”端出来让你听。
陈二位在汽车连当驾驶员以及后来当连长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后来他到沱沱河兵站、纳赤台兵站以至现在到五道梁兵站工作，我不仅有所耳闻而且多次见面，再加上“乡党”的关系，慢慢地便成了好朋友，对于他的事也就知道的多了。他的20年兵历中，有19年是泡在青藏线上的基层单位，连队和兵站。别人告诉我，陈二位的身体已经被高山反应折磨得精疲力尽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身体现在进入全面大修阶段了”，他的意思是说应该全面“大修”了，但是还没有进行“大修”。因为在2000年夏天我见到他时，他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高山反应在陈二位身上最明显的反应是头晕，一走路就头晕。
1993年他到某汽车团10连当连长时开始头晕的，那时他经常带着车队在线上跑，跑着跑着说不定什么时间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晕的时间很短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后来当然是越来越严重了，有时一天之中就能达到8次头晕。他总觉得在高原上工作的人，哪个能没高山反应，所以他直没有把自己头晕的问题当成个事，甚至连他的爱人刘翠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不知道。1996年他调列兵站去工作时，他只是给领导说了句“我已经143次去过西藏了”，并没有明确地告诉领导自己有头晕的毛病。他到了沱沱河当副站长不久，头晕的毛病就明显地加重了，较之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头晕持续的时间再不是几十秒钟的瞬间了，有时他要躺半天才能恢复过来，而且头晕过后伴之而来的是头疼。有一次他头晕头疼实在熬不过去了，才给刘翠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自己有这种病。
这是刘翠第一次从丈夫的口里听他讲自己的病情，刘翠听出他在电话中说话的声音很乏力，放心不下，便立即乘车到了五道梁。当时陈二位躺倒在床上已经二天了，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刘翠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想吃点家乡的臊予面。刘翠搜尽兵站食堂的角角落落找到了做臊子丽的辣椒、醋、生姜、瘦肉等原料，又倾其全部烹调技术之才华，做出了陕西风味很浓的臊子面。没想到二位端起碗只戳了两筷头就放下了。他说口里没味，吃什么都不香。
刘翠知道病中的丈夫是厌食的，就安慰他说：没并系，过两天等你病见好了，我再做臊予面给你吃。两天后当刘翠把做的油汪汪、香喷喷的臊了面端给一位时，一位一口气儿就吃了5碗，真馋人！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只要陈二位高山反应头晕时，有媳妇刘翠做的臊了面，病情马上就见轻。别人说，陈站长不是采用药物去治疗高山病，而是用“感情治疗”。我相信这话。人在病中最痛苦的日子里，最思念的往往是自己最亲最亲的人，这时候如果他所思念的人能来到身边，绝对有助于缓解他的病情。这便是人的精神作用在治疗疾病中所起的特殊功效；当然，我还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爱妻刘翠精心做的臊了面毕竟不能根治丈夫陈二位的高山反应这个顽疾。尽管这些年中，她一次叉次地从格尔木往沱沱河、五道梁跑，为二位不知做了多少次可口可心的臊子面，二位的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2000年一开始，陈二位就开始抱病工作，从来没有到医院检查过身体的他突然想去格尔木让医生给他看看病。他对站上的一位领导说，虽然过去我也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有毛病，但总有一种侥幸心理促使我没有勇气进医院的门。看来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必须面对现实，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不巧的是当时教导员公出不在站上，他要是一走，站上没有主管领导，这是不行的。刘翠在格尔木急得直淌眼泪，他在电话上对丈夫说：二位，你给领导请个假，让别人管站上的工作，你快下山检查身体吧！二位则说，让谁管去？就我和教导员两个人最熟悉站上的情况，我俩都走了，哪个生人能下子抓得起工作？刘翠是兵站部评出的“优秀军人妻子”，从来不拖二位的后腿，见二位说的有理，便不坚持让二位下山了，说：你想吃什么就告诉我，我做好了给你送上去。二位说：我啥也不想吃，我只感到自己再在这儿呆下去，身体确实撑不住了。刘翠光是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期间，他两次在工作时晕倒在地上，是公务员把他背到床上，醒后他才知道内己晕倒了一刻钟。
后来，陈二位到22医院检查身体时，就查出了一身的毛病：心脏供血不不足，脑右上4区有块病灶，萎缩性胃炎，颈椎5？7椎间盘突出，腰椎4—7右侧椎间盘突出。
我看着他桌头那一大摞病历，问：
“你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医生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必须抓紧时间治病。我现在最现实的想法是住进医院里，让我痛痛快快地病休一段时间，上高原20年了，医院的病房是什么滋味，我没尝过，这回不想尝也得尝了。”
他的话里含着一种无奈。
我望着满脸倦色的陈二位，突然眼前浮现出一面斑斑驳驳的墙壁，墙壁上用白灰刷写着两个大字：忍耐。
这而墙壁就是20多年前的五道梁兵站紧挨着青藏公路的围墙，墙中间有一个没有门栏的大大的门，“忍耐”二字写在门的右侧墙上，左侧墙上也写着两个字：吃苦。我之所以特别提出了“怨耐”二字，因为它太新颖了，过去人们还没看见谁把这两个字以显赫的位置写在兵站的墙上，显然写它的人是要向大家昭示一种精神，提倡一种境界，表露一种心迹。
五道梁兵站出现这两个字的年代大约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到底是1978年、1979年还是在1980年或1981年，为了弄清楚它，我寻找了不少当年在青减线上工作的老同志，请他们回忆这件事，都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结果。比较让我信服的答案是赵信大校的一番回忆。
赵信是1960年4月到五道梁兵站，他在那个令人难以想象出有多荒凉、艰苦的地方呆了四年半，站过岗，做过饭，给过往汽车加过油，还剿过匪。后来他任过宣传科长、仓库政委、兵站部副政委，车管学院政委、西北物资局政委。现在退休在西安。他告诉我，青藏线官兵口头上讲“忍耐”这两个字在早先的时候就能听得到，但是作为标语口号用文宁写出来，确实是起始于五道梁兵站他倾向于在1980年到1982年之问，到底是由准提出来并写在墙上他无从查起。他告诉了我出现这个标语口号的具体背景：那是新兵入伍的时间，一些新兵小愿到五道梁兵站来，分来后也不安心工作。有一年来了10个新兵，就有两个新兵过不了高山反应的袭击这一天，永远地倒在了五道梁。在这种情况下，新兵中出现一些思想波动一点也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兵站出现“忍耐”这两个字的标语同样不奇怪。
赵信对我说：据说“忍耐”这两个字在五道梁兵站的墙上写出后，一度还出现过小同的认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认为，“忍耐”是一种消极对待艰苦环境的思想，“忍耐”只能一时半会起作用。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安心在高原工作的问题，还足要靠党性，靠觉悟多数高原人，特别足在高原战斗了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同志，则认为“忍耐”这两个字提的特别真实和具有概括力。没有觉悟或党性不强的人，他只能当逃兵，决不会“忍耐”。“忍耐”恰恰是甘愿吃亏，乐于奉献，识大体、顾人局，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精神。所以“忍耐”是一种思想品质，一种道德情操，一种精神境界。
在青藏线上积极提倡“忍耐”精神的当数现任第三军医大学政委耿兴华少将，他当时是格尔木大站的政委。这位曾经做过“诗人梦”的将军，在他的职务并不算太高的中青年时代就经常提出一些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对新事物总是满腔热情地喝彩开道。我只举这样个例子：被总后勤部授于荣誉称号“有理想热爱高原的优秀战上”孔志毅，后来在漂流长江的壮举中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孔志毅这个典型的树立以及他后来漂流长江的行动，许多同志都有不同看法。作为孔志毅所在团的副政委耿兴华，是极力推荐并宣传孔忐毅的。我因为写过反映孔志毅的报告文学《昆仑白雪》和《昆仑山的爱情》，与孔志毅及他的妻子徐岚成了好朋友，他俩多次在我面前提及耿必华对他们的关怀、帮助。尤其使我难忘的是，一次孔志毅给我讲了在即将给他授于荣誉称号前，耿兴华专门找他谈话，指出了他的缺点。而在一些人不同意树立孔志毅为典型时，耿兴华是坚定不移地认为他当之无愧地足个典型，请求给他授予称号。就是这个耿兴华最早在他所管辖的单位把“特别能忍耐”这个口号叫得响响的。据说，当时在“民间”已经基本上趋于一致地提出了“三个特别精神”（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可是由于一些人对“特别能忍耐”的提法有异议，所以兵站部的领导在讲到“三个特别精神”时也总足小心翼翼的。它第一次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出现，那就是耿兴华、赵信等同志为兵站部部长王根成和政委杜克安的讲话里。真正地把“三个特别精神”在全军全国叫响，这还归功于现任解放军撤副总编江永红，他也是一位很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他是最早宣传青藏兵站部事迹的记者之一，功不可没。
那是1989年12月，青海、西藏和青藏兵站部纪念青藏公路通车35周年，年轻的少校记者江永红来到了青藏高原。按他原先设计的“蓝图”，他要乘汽车从两宁一直走到拉萨。然而心劲极盛的他并没有抵挡住高山反应的袭击，汽车行至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他就头疼，呕吐。他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这无情的摧残，陪他的同志遵照当时兵站部政委范银瑞的安排，又把他送回西宁。直到今天，江永红还感到遗憾：如果我咬着牙坚持一下也许就翻过5300米的唐占拉山，到了拉萨。江永红回到北京后不久，《解放军报》就于当年12月22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他写的报道，题目：《青藏线畅通35载，创奇迹前无古人。奥秘在于指战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
1990年7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视察青藏兵站部的部队时，专门给兵站部题词：“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
从此，“忍耐”便成了共和国军人独有的品质。
从那以后，我每次来到青藏线上，不仅在五道梁，而且在沱沱河、在唐古拉山、在安多、在黑河……凡是常年驻扎着军人的地方，我都有一种被高山反应折磨以后所产生的无法抑制和无法形容的自豪：正是在被人称之为“生命禁区”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中国军人用顽强的意志和赤胆忠心，创造了一种丰盈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奉献。当这种精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所承认后，它就变为大家共有的精神财富了。
在当前西部开发的热浪中，我几次上青藏高原，无论是在新兴的城镇里，还是在荒野开采油田的工地上，或是在牧区的大草原上，都能看到人们用各种笔体各种颜色将“三个特别”书写出来，悬挂或雕刻在十分显眼的地方。每在这时候我就为我的那些默默无闻的奋战在青藏线上的战友——老的战友、新的战友：已经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战友，现在仍然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战友，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