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完营院，我们来到了文化活动中心。这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白楼，一层为娱乐活动中心，有健身房、棋艺室、书画厅、摄影间、台球乒乓球馆；二楼是图书馆、阅览室和荣誉室。我在书画厅看到墙上贴着这样一幅对联：静坐闲聊莫话他人之过；酒奠过量须防乐极生悲。
我站在这幅对联前久久地品味着其中的含意。
团长对我说：这是政委的杰作。
祁晓峰马上作了纠正：“我在格尔木街头发现卖字画的小摊上有这两句话，便抄回来，让一位同志写出来，贴在了这里。没想到它很吸引人，来这里参观者，不管是军人还是地方的老百姓，也不管是职务高的人还是职务低的人，他们总会把这两句话念诵一遍或数遍，然后说，有嚼头！”
祁晓峰还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这种爱好已经坚持了18年。
每次随车队出发时，他的提兜里总是带着一台照相机，利用工作之余拍摄连队的生活、沿途的风光。18年间，他拍了8千余幅照片，发表了50多幅。我2000年10月重返高原时，在西宁看到一个摄影展览上就有他拍摄的反映高原汽车兵生活的作品。差不多同时，我也看到了他发表在《青海日报》上的照片。在格尔木见到他时，我翻阅了他摄影集中的部分作品，有不少照片拍的很有水平，取景的角度独特，画面的人或景不张不扬，平中见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羌塘写意》、《雪山日出》、《月落念青唐占》、《后藏丽人》、《雪域灵魂》、《昆仑浴斜阳》等。他说，拍照片几乎占去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这使他生活得很充实，很有滋味。他还说，在业余时间搞摄影也是一种事业。
我问他是怎么开始业余摄影的，他说：完全是由于战士们的需要，我才拿起了照相机。
1983年，祁晓峰在汽车连当排长，许多战士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唐古拉山、布达拉宫前拍一张照片，退伍时带上，作永久的留念。可是他们的这个愿望却无法实现，不少战士在高原服役五年六年，甚至十多年，退伍回家时连一张“高原留念”也没有。当时照相机还没普及。于是，排长祁晓峰自己掏腰包，拿出60元钱买了一台红梅牌照相机，为战士们拍照。随后他又动手找来木板做了个印相机，自己洗照片。他在当排长乃至后来当副指导员时，给许多战上和连队的干部都拍了高原留念照。
战士退伍、干部转业时都高高兴兴地带着这些“高原留念”回到了家乡。直到现在，不少退伍战士还给他写信说，每次看到他当年拍的照片，就想起了在青藏高原跑车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故事之三：“青藏运输线上好八连”所在团的“团座”。
我来到了另外一个汽车团。这个团涌现出了一个模范八连，在青藏线上名声很响，1995年被总后勤部命名为“青藏线上好八连”。命名时八连已经安全行驶了39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750多圈。八连的名字叫得越响，团队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越高。
走进这个汽车团的大院，当我从连队车场经过时，看着一排排停放得整整齐齐的汽车，心里马上生出一股就要奔腾起来的感觉。
也许在今晚或者明天，这些铁马又要奔驰在雪山冰岭间。
我在团部见到了团长孙燕、政委李怀占，还有副政委何新民。
他们和我都很熟悉，相见格外亲热。何新民毕业于解放军车管学院，他在当连长时，被授于“热爱高原模范连长”的荣誉称号。去年我到拉萨时，他还在拉萨大站当副政委。他陪我到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地采访，一路上风风雨雨，多亏他的照应才使我减少了许多麻烦。记得我们去日喀则的那天，中途突然遇到了暴雨，司机看不清道路，只得停驶在路边。大约半个小时后雨停了，我们正准备走车时，发现前面不远处一股泥石流堆积在路中央，我们根本无法通过。何新民便下车找道班工人联系修路之事。随后他又帮着道班工人一起清除公路上的沙石，直至我们的车通过。那时我看着溅满一身泥浆的何新民，心想：谁会知道他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呢？
仅仅隔了不到一年时间，他又调到汽车团了。此刻他握着我的手说：青藏兵站部的干部就是这样，四千里青藏线都是你奉献的地方，叫你到哪儿你就得奔向那儿！
孙团长头一天刚带着车队从西藏执勤回营，一脸的疲劳还未退净，再加上颠颠簸簸有点感冒，脸色蜡黄，说话嗓子也有些沙哑。
他对我说：我今天就不多讲了，让两位政委给你多介绍些情况。不过，我还要说几句，说说我们可爱的战士。这次我带着几个连队上线，执行的是今年夏训后的第一趟任务，也是全年的最后一趟任务。车队到拉萨后，不少战士提出要求，想上一回街，到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走走转转，照张照片。你知道吗？他们当中不少同志今年很可能要退伍回乡，当兵这么多年，跑了数十次拉萨，却没到过布达拉宫广场，没看过大昭寺，有多遗憾，回乡后也无法给亲友们说呀！可是，我们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上级有规定，上街的人数非常有限。再加上任务急，我们在拉萨只呆了两天，还要卸货、修车。所以绝大多数战士没有进城。
孙团长讲到这儿，叹了口气，又说：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确实太可爱了！不让进城逛街，难道他们就没有想法吗？肯定有嘛。
但是他们知道比逛街更重要的是上级的规定，是执行任务！
李怀占政委在另一个汽车团当副政委时，我们就相识了。他这个人从外表看起来怪朴实，像个庄稼汉出身，但内秀，肚子里装了很多学问，实际工作经验也很丰富。因此他讲起话来言之有理，内涵深刻，很耐人琢磨。用别人的话说，李政委讲话具有穿透力。
我们这次谈话就是由他讲过的一句话开始的。我告诉他，前几天我和你们团几个干部聊天，他们都提到你在一次全团军人大会上讲话时，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让大家久久不忘。
李怀占马上追问：一句什么话，对他们的印象这么深？
我答：你说“出门自宽，宽不倒大局，见人自矮，矮不倒品格”。
“对，是我讲的。那是今年初在团党委扩大会议上我讲过这句话。我足在规劝我们的干部处事要从全局出发，要讲政治，千万别总是计较个人得失。”
“你讲这句话总会有具体的针对性吧？”
“那是我挨了文义民政委的批评后，引起我的思考，反省，便讲了这句话。”
“文政委因为什么事批评你？”
于是，李怀占给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那天下午，团储蓄所的职员去银行送款，她进银行时将小车停在路边。这时一位喝醉了酒的交通警察无缘无故地扣了团里的车，并口吐脏话骂人。送款的职员和他辩理，他竟动手打人。当时，正是傍晚团机关下班的时候，团里得知此事后，一位干部立即带了几个战士找这位“醉汉”去算账。所幸的是没有找到“醉汉”，才没有发生麻烦事。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文义民政委知道了，他当时就从格尔木兵站部指挥所打电话给李怀占，批评他们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欠妥，他说：
“你们都是团一级的领导了，怎么没有一点政治敏感，办事这么轻率？有天大的事我们都可以通过组织去协商、解决，带着兵去干什么？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处理每件事都要慎之又慎，马虎不得。凡是涉及军民关系的事，我们宁肯吃亏也不能闯祸。”
李怀占很有点愧疚地对我说：“文政委的批评我们当然会接受，但说句心里话，开始我们几个领导并没有认识到自己那样做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交警打了我们的人，理在我们一方，我们去说理算不得大错。至于带几个兵去，是有点过分，可毕竟没发生什么事呀！后来，兄弟单位出了一件事，才引起了我们足够的重视。那个单位有个干部打死了藏民的一只狗，与藏民发生口角，引起了民族纠纷。多亏处理得及时、得当，事态才没漫延。文政委在兵站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了兄弟单位发生的事，也讲了我们团那件事。他的批评相当严厉，我记得当时他在分析了这两件事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后，用很高的嗓门提醒我们说：我们在青藏地区执勤，我始终认为，安全工作是大事，军民关系无小事。我希望大家都牢记这句话。”
李怀占沉思了片刻，对我说：不久，团里召开党委扩大会，我在传达了文政委的讲话之后，也讲了以下的一段话：
“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要妥善地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军民关系，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政治敏感性很强的问题，说到底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具有社会性，个人离开社会不能生存。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但都受社会的制约。军人与一般社会人不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军人不单是为自己才存在，而是为社会存在。所以，我们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要心装群众，心装组织，心装制度，心装纪律。要做到遇事一定要靠组织，一定要靠领导，一定要讲原则，一定要讲政策，讲长远，讲方法，讲友情；要牢记单位声誉、个人形象、军人纪律；不能办的事坚决不办，不好办的事决不强办，过头的事不做，失象的话不说：要切记行为不可粗野，言语不能伤人，感情用事会坏事，哥们义气会惹事，争强好胜终不胜。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出门自宽，宽不倒大局；见人自矮，矮不倒品格。”
连队故事
这么多年，我一次又一次再返青藏线，不断地奔驰在青减公路上。在从格尔木到拉萨河谷的部队基层单位，结识了不少新老朋友。他们常常给我写信，打电话，有的心内地休假、出差时还顺路或特地拐到北京来看望我。生活中有了这些质朴而厚道、真诚而热情、行动多于言语的战友，我觉得很充实，很有生机。我也感到自己年轻了，我的创作激情总是在不断喷发，这是他们给我的动力。
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而这个世界屋脊的“屋脊”是什么呢？是这些总在默默无闻地在海拔4000米、5000米的高地上战斗、生活着的兵们。从在世界屋脊上开拓出这条公路那天起，这儿就有了他们的足迹，被暴雪埋不住、狂风卷不走的足迹。46年了，人员换了一代又一代，最初的一代兵现在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的后来者仍在坚定不移地踏着他们的足迹战斗着。可是，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是在内地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人类几乎无法生存的“生命禁区”生活着？
是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屋脊的“屋脊”，是支撑青藏公路的脊梁。
这里，还是让我讲几个有关这些“脊梁”们的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藏区飞出来的鹰。
他叫彭春喜，汽车驾驶员，1989年3月从四川阿坝州理县入伍，今年29岁了。他像一台压路机似的咚咚咚走到我面前，伸出厚实的大手和我相握，从他那剽悍的体形上我一眼就能看出藏族人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气质，仿佛浑身都向外冒着劲。我问他的藏族名字叫什么，他说从阿妈生下他就起的是汉族名字，一直叫到今天。他还说，他们那儿许多藏族人都喜欢起个汉族人的名字，原因他不知道。他不到5岁时，阿妈就离开了人世，是阿爸把他拉扯长大。我又问他，你入伍时会讲汉话吗？他说，汉话倒是能拌拌坎坎地讲出来，只是不识汉字，念信写信都不会，是战友们手把手教他，现在早就能写信了。他两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连续5年被评为优秀士兵，连续5年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荣立三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现在的实际职务是班长，连里给他下了个不成文的任命，叫他当副排长（无此编制），因为没有排长。团里的领导对我说：“全团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彭春喜这么好的兵了！”连里的同志又对我说：“他永远像个新兵。”意思是说他总是那么有朝气，又总是那么谦虚、好学。
彭春喜从1991年当驾驶员以来，累计翻越唐古拉山70余趟，将大约近300万吨的物资送到了西藏，安全行车6万多公里，节约油料2.7吨，节约车材6万余元。高原汽车兵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路上跑车，流动性很大。彭春喜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不管在驻地还是在路上，他每天都能早早起床坚持跑步，冬天6点20分起床，夏天7点20分起床，跑上半个小时，回到驻地再打扫院子，整理内务。他说，要想在高原上把工作干好，身体是本钱，你亏待了身体，拿什么完成任务？有一次，他在藏北的当雄兵站早晨跑步时，天黑，路又不平，没小心将脚扭伤了，他强忍着疼痛总算把车开回了格尔木驻地，再也挪不动一步路了，只得躺在床上养伤。
这期间卫生队给他电疗、贴膏药，什么疗法都用过了，就是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还是临时来队的妻子熬中药用土方了给他治疗，疼痛才略有减轻，可以下床走路了。就在这时候，连队又要上线执勤，连里领导有意留他在连里继续养伤。他没有领这份情，找到领导说：“新排长还没到职，我这个副排长再不出发，这一摊子人没个领头雁，还不散了？”连里领导说：“这个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们自有安排。”彭春喜恳求说：“我想还是让我出发为好，我毕竟熟悉排里情况，有利于工作。这样吧，我可以不开车，给新驾驶员打保险。”就这样，他硬是强忍伤痛登车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