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里所叙述的一切，田间坚持认为他写的是现实的事。他说：“现在故事的主要地点，是在长城附近的一个地区，一个县城，一座高山旁边。第四部我写到延安、黄河和西柏坡，因为这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和当时的斗争有重要的关系。石不烂在寻找人间乐园的途程中，所经历的地方当然是很多的，所经历的斗争自然也是不少的，因为篇幅关系，我没有一一记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的是一座臆造的天堂，那里的人物是仙人而不是真人。
现在来听《乐园颂》的结尾，这是田间式的“欢乐颂”，但也可能是一曲云中的仙乐：
乐园的三个姐妹，
一个手上花一朵。
蓝妮把一朵红花，
插在岩石之上。
黑妮把一朵白花，
插在天池之上。
金花把一朵金花，
插在蓝天之上。
新的歌更新的歌，
红鹰要来背上，
他背上父亲唱的歌，
他背上母亲唱的歌
一支号角一挂车，
去攀折美丽的桂树，
他更
向灿烂的星空飞去！
向乐园的最高顶飞去！
当然，人们也可以不必过于责备诗人的幻想，因为那个时代的诗人是不能离开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的。那时，不只是诗人本身，就连从上到下的许多人都被这种虚幻的“现实”所激动着。因为，当时就确认是“一天等于二十”的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或竟然已经实现，认为这是浪漫主义时代。
但是，人们要是仔细地考察一下田间的创作，的确可以发现，不仅是由于当时时代的整个气氛的影响，就其局部来说，在以来被诗人们所充分重视的现实生活的进展和发展过程，被诗人严重地忽视了。在田间的作品中，人物形象是模糊的，多半总是人仙不辨的飘在半空的形象，是一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形象。而故事的情节则是破碎的，或者说，作为叙事诗，几乎找不出一条情节发展的脉络来。特别是那些人赶车通往乐园的过程——这在过去曾是非常重视的诗的责任之所在也被粗疏地忽略了。例如在《金不换》讲实现高级社非常的轻而易举：“车子赶到高级社，轰隆一声换了人。”这就是对于改天换地的巨变的描写。而农民征服自然的斗争，也被写得非常的草率：“劈山迎来红日，筑堤拦住河水，擒来一个老龙王，捉来一条闪电”，“你是一座金山，金山上石头不烂；再把石门打开，车子赶进乐园”。这样的一些描写，对比第一部中石不烂把女儿装上大车，赶进朱桂棠家里，以及在那里各人的心理状态、语言动作的描写来说，就显得过于抽象和过于简略了。
诗人说自己的激情产生于的“大跃进”，但即使是对的描写，也是很不具体而甚为虚空而不实际的，为了掩饰作者对客观事物变化认识的贫乏，《金不换》里他搬动了许多随意性的形象来填补这些空白：“好呀，好呀丰的景象，石头村摇身一变，化作一个美姑娘。登上一座金桥，骑在金牛背上，果林像一把宝伞，擎在她的手上。”
“石头村”是怎么变的？他不写，他只是说“摇身一变”，出来就是一位“美姑娘”，美姑娘怎么美，他也不写。他就用一连串抽象的比喻，如登金桥，骑金牛，手里举着宝伞等，用这样的一些浮华的形象来说明石头村在里的“巨变”。
所以，从现实来反映生活实际的角度看，在田间的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充斥着对主观臆想的人间乐园、地上天堂的繁缛的渲染，而现实生活的真实色彩，已经被他的这些虚幻的笔墨剥落得不可辨认。我们甚至听不到“大跃进”那狂热的呼喊，更看不到在这表面的热烈背后暗藏的危机，田间由于离开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土地而只是沉湎于他自己臆造的天国之中，他无法弥合这些形象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断裂层。于是我们读他的作品，感受到的也是这样一座没有矛盾、没有纷扰，更没有任何阴影的透明而洁净的水晶宫，琼楼玉宇般的世界。“不用去访桃花源，桃花源已在身边”，这是一个纯粹的神话世界，生活在这座乐园里的人，个个都飘飘欲仙。蓝妮“好似月中丹桂”，“劳动王国一女仙”；金娃宣布要“做个云中人”。诗人也宣布“诗是阶级一颗星，皎皎挂在高山顶，揩净长城千里沙，点起碧空万盏灯”。这是绝对净化的彻底光明的天空，是神仙世界。
田间的创作当然是一个极端的典型，这些诗篇的出现并不偶然，它们是整个空想和狂热时代的必然产物。他的创作典型地概括了诗歌创作根本的转变，这就是由写实而转向虚幻的全方位的转移。诗歌经过了在现实的世界里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同样是“宽广”的世界——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
以后，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提倡，以及革命运动的深入，中国新诗体现了一个以写普通劳动群众翻身解放的变革为主题的时代。真实的充满血泪的故事，普通人的痛苦抗争的经历，个人投身到集体的奋斗中所获得的力量，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变迁的时代。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死不着》、《王九诉苦》，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李冰的《赵巧儿》均属此类。但是，随着“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以李冰的《巫山神女》和田间的《赶车后传》的出现为标志，事实作了这样的宣布：诗歌的兴奋点已经转移，“史诗时代”已经结束。
在整个当代诗歌的发展中，不论诗歌演变的潮流如何，有时重在写实，有时重在表达理想；有时可以亦步亦趋地追随生活，有时则完全沉浸在对于并不存在的幻境中。但是，诗歌难以摆脱对于当代政治的依附状态，当人们用诗歌写实的时候，人们是想以此表示自己的不曾脱离对于现实政治的热情；当诗歌离开现实的土地去作神话世界的逍遥游时，从根本上说，人们是在用远离生活的方式在另一状态下图解现行的政治，为那些现行政治观念的形象化作艰苦的努力。李冰写《巫山神女》，意在歌颂当时的改造自然的斗争（是对“大跃进”的现实的折射），试图说明：人间已经变成了天上，巫山比瑶池更为可爱。田间写《赶车后传》，可以说是意在解释“人民公社是天堂”七个字，目的在于用精神上的幻影，为现实的政治目标服务，用众多的形象来图解那些既定的观念。
正是由于诗人紧密地配合着概念的变异，因此，他们诗中的形象也就频繁地变异。由于他们不断引进新概念，因而造成了形象体系紊乱的局面。田间于写成的《赶车传》第六部有“毛主席著作无价宝，搭起这座通天桥，打开书来红旗飘”，“水啊农业的命脉”。在生活面前，诗人已经失去了真知灼见，他自己不会思考，也不会判断，他不是独立的。因而，他无法讲出生活的真相，他只能跟随着各种各样的口号和概念的提出，用自己的诗句对此加以诠释。，他用力地歌颂天堂在地面的实现，到了底提出阶级斗争的观念，他只好“吸收”这个思想，但又无力改变原有的观念，于是出现了形象的“混杂”
“杂糅”。以《海棠歌》一诗为例，此诗写于，正是“大跃进”之后一片没有矛盾和纷争的光明世界，《海棠歌》唱出了“飞桥、高架、天梯、向上”的乐观的歌，并且说：“人说公社是天堂，我说公社胜天堂。”表现的是那时的狂热情绪。但此诗改于，于是又杂糅进阶级斗争的内容，“天堂”上面终于出现了斗争的意向：“你像一颗红印章，捏在社员的手上……不能让牛鬼蛇神，偷去我们的红印章。”由于离开了生活的实际，诗句变成了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观念的演绎。
要是拿田间和艾青相比，田间没有艾青那样地被生活所驱逐，他是幸运的。但是，正因为田间处在曲折而多变的生活潮流之中，他作为诗人的存在，很难回避现实生活向他提出的各种要求，诗人也要不断地适应和反映它。田间发展着，“跟随时代”前进着，他写着各式各样的诗，一会儿配合这个，一会儿配合那个，同一首诗可以是天堂，又可以是天堂上面的阶级斗争。田间在这样的不断适应中，使自己丧失了独立的见解。从这点上看，田间是不幸的。
而艾青由于长期的封闭，他并没有像田间那样可以从“现实主义”变成“浪漫主义”。艾青封闭着，他被封闭的时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冬眠”了将近二十，醒来时，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田间却变化再三。艾青曾经变做“化石”，却正如他的诗说的，经过了多少亿，地质勘探队员，在岩层里发现的，依然栩栩如生（鱼化石）。当他被发现，立即有了新鲜的生命，他唱出的歌依然是那样新鲜而富有生命力：“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即使死亡，能量也要发挥干净。”田间没有成为“化石”，他不断地运动着，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也许不是田间一人的不幸，我们将以此来进行总结，希望当我们生活着并运动着的时候，减少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