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
香港因为它的特殊地位以及经济的奇迹般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香港的艺术、文学和诗在以平静的甚至是低姿态的方式悄悄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架构和格局。因为香港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因此香港有着特殊的文化形态，香港文化是与金融社会的经济形态相联系的，香港的经济实力也藉文化的实力显示出来。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时髦说法，不是由于无知，就是由于偏见。对此，许多人已有论证加以辩驳，黄维梁有专文《香港绝非文化沙漠》对此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论述。黄国彬在《香港的新诗》概论中对此也有阐释。这里的论述是在赞成上述学者意见的前提下，而且是在确认香港的不仅有文化而且有着它的历史与繁荣层面的基础上进行的。
首先涉及的是艺术的有关方面，特别是通俗唱法的流行歌曲。邓丽君在香港和台湾的演唱一时风靡大陆，她的圆润清脆的纯情演唱，轻丽之中又有淡淡的哀愁的情韵，的确令大陆听众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在当日那种生硬、冰冷而且寡情的音乐的统治下，邓丽君的一曲清歌让人感到真实自然的声音是多么的可贵。接着是时装艺术、广告艺术、书籍和商品包装，乃至影视和舞台的演出艺术，从着装、台风到语言表达，都表现出香港风情无所不在的潜在影响。过去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有害因素，如今却在转换它的价值观念。这不能不是转型期的中国对于世界的一种积极和灵活的姿态。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负面的影响。这责任在于模仿以及引进的无选择和盲目性。
至于诗歌，香港的诗歌目前的确没有在外界获得更多的关注。原因还在于隔膜，外界对香港诗的注意不及对台湾诗界的关注。但香港的新诗作为中国新诗的一支脉流却是从20年代开始形成，而且直到今天也在商品世界的挤压中艰难地发展着。处身于香港的这种特殊文学环境中，一般非通俗的文学生存本就极难，何况是读者本来就很少的新诗？
溯源及发展
正因为外界对香港的所知有限，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特殊地区被掩盖的诗的特殊历史及现状，做一个简要的描述。
这里对香港诗的历史及现状的叙述，参阅了诸多有关资料，特别是黄维梁的《香港文学初探》，卢玮銮的《香港文纵》和黄国彬的《文学的欣赏》以及《诗双月刊》的有关专文。
香港的新诗活动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新诗的创作、出版、传播显然要晚于内地。20年代，香港由于与上海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故上海的新文艺的风气总是通过香港并由此传人广州。20年代中期，香港新文艺开始萌发。《大同日报》、《南华日报》等报副刊开始刊登新文艺作品。1928年以后《星花》、《伴侣》创刊；1929年《铁马》及《岛上》创刊，岛上社成为刊物主力，其中刊有新诗。侣伦在《岛上的一群》中说到岛上社当日的处境：那时候的香港的确是寂寞的：古老的封建文化笼罩住整个社会，透不出一丝新鲜气息。而这一群人所尝试的新文艺工作就像孤军突起似地挣扎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之中。《铁马》《发刊词》说它的主旨在于倡导慰抚灵魂和震撼灵魂的纯文艺。
30年代香港出现了两种诗刊《诗页》和《今日诗歌》。有一批香港本地的诗人参加筹办和撰稿。李育中发表在《今日诗歌》创刊号的《都市的五月》。
皮革的鞋，
沥青路温柔地承着，
艰辛跋涉的行脚，
火热的太阳，
照在孤露的人巢，
又落在白巴拿马帽笠，
烘热的风包围着，
倦怠了的电动扇。
这诗风与30年代内地流行的左翼派诗情调颇为近似，大体上反映了当日香港与内地诗歌同步发展的态势。但香港诗的大面积繁荣，还是抗战开始以后的事。战时香港地位很重要，大批内地作家南下在这里时间或长或短地从事新文学的活动，其中萧红、许地山、戴望舒在港时间较长。尤其是戴望舒，作为现代诗人，他在香港的活动，对香港新诗的推进起了深远的影响。
1938年戴望舒主持《星岛日报》的星座，他希望星座能与社会同尽一点光明之责。1939年他除了主编《星座》，还与张光宇等合编《星岛周报》，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等。他在香港为繁荣新诗不遗余力地做着贡献，以他的那些具有思想转变历程的代表作品如《萧红墓畔口占》、《元日祝福》等，也以他对香港新诗运动的有效组织工作。
从30年代到40年代，香港诗的运动，持续有力地受到内地进步文学的影响，幵始是普罗文学，后来是抗日救亡，到了40年代后期，则是迎接新时代的震撼。这一时期香港诗最普遍的内容，是揭示市民的生活真实状态的诗篇。这些诗，大体奠定了30年代至40年代香港诗的基本形态。众多的诗人从内地来到香港，又从香港转向各地。由于他们的到来，使香港在本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处于后方的文化运动中心的重要地位，而与重庆、昆明、桂林和延安相互呼应。除了戴望舒之外，抗战胜利之后，在内战烽烟中来到香港的还有袁水拍、陈芦荻、邹荻帆、黄宁婴等。
40年代结束，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学也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大的分野。被隔离的中国，以大陆、台湾、香港的三分法，开始了它们各自形态的发展。其间中国大陆的变化最激烈，由于各项政治运动和批判运动的幵展，文学和诗的发展也最畸形。相反，倒是台、港两地的文学大体上延续了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的基本形态，平静地发展和变化着。
大陆虽大，但却与世隔绝，数十年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相形之下，台港则处于开放的和交流的世界中。台港两地，因为社会性质相近，人员和作品的交流很频繁，黄国彬对此有过评述：50年代和6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盛极一时，许多诗人都设法把西方现代诗歌的技巧移植到中国来。这种风气，当年也是香港新诗的一个特色。昆南、王无邪、叶维廉、马朗等人在《文艺新潮》上发表的作品，都有很浓的现代色彩。这种特色也可以见诸《好望角》和《中国学生周报》的《诗之页》。在50、60年代的现代浪潮中，香港和台湾的诗歌是互相影响，互相冲突的。此外，由于香港有些诗人（如叶维廉、戴天、蔡炎培、温健骝）在台湾受过教育，与台湾的诗人有来往，因此在风格上两地自然有相近之处。（黄国彬《香港的新诗》）
50年代以后力匡、黄思骋等的《人人文学》、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刘以鬯为《香港时报》主编的《浅水湾》，都以显著的位置发表新诗，对新诗的现代化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洛枫在《香港早期现代主义的发端》（载《诗双月刊》第8期）文中高度评价了马朗以《文艺新潮》为阵地对倡导新诗现代主义的贡献。1956年创刊的《文艺新潮》，共计出版了15期。它在香港新诗向着现代主义进展中的重大作用，得到学界的公认。刘以鬯和梁秉钧都肯定《文艺新潮》在促进香港早期现代诗发展所具有的引进和启蒙的意义和作用。在它的影响下，1955年出版了《诗朵》，1959年出版了《新思潮》，1963年出版了《好望角》，这些工作都对香港新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马朗回忆说：想办《文艺新潮》是1959年秋天的事。当时，海外烽火四起，世乱日亟，香港的人心和现在一起动荡……我们出版这本杂志，从头就是要在革命的狂流中开始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潮流一这个潮流就是现代主义……在这个时期以前，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我们的视听都被蒙蔽多时。回到香港，破除蒙蔽的屏障重新观看里外的世界，我们觉得处身于一个史无前例的悲剧阶段，面临新的黑暗时代，彷徨迷失，于是感到需要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学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要在艺术上建立理想的乐园。这便是朋友们后来所说的推动新的浪潮的历史任务，也就是我们最初要在革命的狂流中开始一个新的革命。这个新的潮流，就是现代主义。（马博良《（文艺新潮）杂志的回顾》，香港《文艺》第7期）
对现实的困惑和失望转而在文艺和诗中实现理想的真、善、美境界，现代主义在香港的移植也披上了东方文为世用的色彩。马朗为《文艺新潮》写的发刊词的题目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乡下来》。该文宣称理性和良知是我们的旗帜和主流，缅怀、追寻、创造是我们的使命，这里的现代思潮浸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人世精神。他们要在一种新的艺术精神下面发扬传统的道德力量。可以看出，香港的现代诗的作品比台湾纪弦一班人的宗旨更接近中国的传统精神。从它的宣布来看，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它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切近，它是应心灵的召唤和对现实的寄托而选择了现代主义的。它受中国传统诗人的人世精神的驱使，而使现代主义在这里得到某种相应的改造。
现在看来，香港的中国新诗在20年代，尽管五四的新诗革命精神从内陆转到此地是一种迟到现象，但是由于当日前驱者的传播，使这里也直接受了五四的薪传。很快进入了30年代，直至40年代，左翼提供的现实诗风对这里的创作有较大的涵盖。可以说，大体在40年代之前，由于也感受到中国的艰难，香港的诗风同样介入了社会和民生困苦。到了60年代，则如上所述，香港与台湾相对地与大陆产生疏远，因此时台、港诗艺交流多。当时正是现实主义潮流涌现的时期，而在这里成为主导现象的却是现代主义诗风的披靡。现代主义潮流为香港诗坛带来了活泼生机，但也使部分诗风转向晦涩，甚至在某些人那里成为一种流行现象。对此，黄国彬有过较为冷静的评论：成功的作品，浓缩凝练，摆脱了三四十年代的不少陈腔。语言、意象、主题都十分新颖；失败的作品，主题含混、焦点模糊、结构松散、语言凌乱、意象杂糅，连作者本身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香港的新诗》）这种诗风趋附时尚的现象，持续了整个60年代，进入70年代始有较为冷静的调适。
现代风的吹刮，促使人们生发出对于理想化的艺术殿堂的景仰和膜拜，于是往往迷恋于那种刻意造出的现代氛围。相反，如三四十年代那种对于现实的锲人反而淡漠了。因此，有的评论家认为在60年代，许多诗人即使生活在香港，也不大写日常的生活，而是写比较遥远的题材，写想象中的世界，笔触比较出世黄国彬《香港的新诗》）。概括地说，60年代的香港新诗比较浪漫——它与现代主义的移植及改造有了奇异的结合；进入70年代则是一种反浪漫的趋向，写实倾向有了新的兴起。香港的地方生活氛围和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开始得到更多的注意。可以说，香港重新进人了诗人的视野，香港也受到更多更切实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