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历史反思，使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企求新的崛起。一旦人民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感情在文学中获得新生，随之而来的便是为满足人民多样审美需求的多样化的文学的呼吁。为着消弭文学的贫困，有志之士再一次寻求点燃文学复苏的火种。五四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革命的和战斗的，但又是丰富的和多样的）重新得到了肯定。人们仿佛从梦境回到现实中来：我们的新文学竟然是如此的多采多姿！不仅是冰心和丁玲获得了重新的认识，而且连长期寂寞的沈从文乃至少有人知的钱钟书，也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兴趣。人们由此确认：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不再是单一的传统，而是多样的传统。开放的时代，特别是直接受到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感召的时代，作家和读者重新与外国文学取得了联系。人们翅首天外，发现那里别有一番风景，而这番风景却是我们长期所不愿或不准窥及的。终于：我们又听见了列宁喜爱的贝多芬的交响曲，热情洋溢的旋律回旋在中国美丽的傍晚。
可以想见，中国人在这样的傍晚所感受到的，是经历了多长时间的期待之后的欢欣。艺术开始在更多的营养源上获得新生命。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和文学，特别是诗，出现了吸引人们广泛关注的新的诗歌，使几代诗人不约而同地卷入了一场情绪激动的辩论之中。有人认为如今的朦胧诗是照搬西方现代派的舶来品，有的认定它是30年代那些沉滓的泛起，有的则干脆判之为诗歌的癌症。其实，青年诗人的创作乃是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特别是动乱年代的生活的产物，而不是其它。青年诗人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或者根本未曾接触或者很少接触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当然，随着国际交往和翻译作品的增多，青年人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特点而溶入了自身的创作的情况也会逐渐普遍起来。即使是对于西方文学的直接吸收，也应认为是正常的现象，而不必为此惊慌。巴近说过：现在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这是一种开放而通达的见解。可惜的是，这些话，现在多半只是由巴金、夏衍这些第一代文学战士说出，而不是相反。
最近数年的文学艺术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文艺事业，的确在摆脱长久的窒息和因袭的重负而走上正轨。传统的优越性继续得到发挥而未曾削弱。以小说为例，现实主义的作品仍然充满了蓬勃的生机，而且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近年得奖的作品，几乎全是此类。其中卓有成绩的新进，如高晓声、古华、张一弓等等都是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勇猛奋进的突击手。有更多的中年作家（在北京，如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谌容）都在这条为一代又一代前辈所开辟的道路上走向成熟。汪曾祺的《受戒》，古华的《芙蓉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体现了这种成熟。只要正视这些事实，应该都会承认，不仅所谓的西方化的危机不存在，甚至现代派的严重挑战也是被夸大了的。近年的确出现了一些关于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著作，如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这些，严格地说，都是一些带有启蒙性质的普及读物，它们带领我们涉猎对于我们是陌生的世界。在理论上不无疏漏而又不失锐气的，乃是徐迟的《现代化和现代派》。尽管他发表了某些精到的见解，但他提出的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其基础是否存在过尚需考订，更不用论及建立在那上面的现代派了。因而，这样的言论也很难造成实际的威胁或危机。
我们对之发出惊呼的，并不是那东西本身有多么古怪，往往是，我们因为不熟悉不理解，而把正常视为古怪。正如前不久一些人嘲弄过的朦胧诗或古怪诗那样，其实，造成被称之为令人气闷的朦胧的典型例子之一，杜运燮的《秋》中的诗句连鸽哨也发出了成熟的音调，要是真从鹤哨是否能够成熟去谈诗的懂与不懂，那真是无以读诗了。当然，诗歌创作中出现了新的迹象，有的诗人于弃绝假、大、空之后专注于再现内心的真实；有的诗人感到原有的艺术手法不够用了，出现了新的追求，他们大量地运用通感，透视，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着扩大诗歌的思想容量而注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把握。但从根本上说，我国现阶段的诗歌，尽管出现了新的倾向，却基本上仍在现实主义的轨道滑行。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大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繁荣已经扎下深根，一般的风是难以摇动其根基的。
这种新的跃动的情况，在小说中有着更为明晰的显示。一般说来，这种新跃动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改革和补充。这种改革之风较早的在小说领域出现。若以茹志鹃的创作来概括，也许可以百合花般的轻柔浅淡的气象的变弱，而代之以一个时空错位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作为标志。在新的时代里，她追求的是更为复杂和立体化的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思考。另一位女作家写了一篇行情诗般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传统的文学观念在这里受到了忽视，它不再重视情节。其中很重要的人物妈妈的名字被忽视到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程度。这篇小说的地点，时间，人物的年龄，性格，都很模糊，但它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却精细而真切。此即所谓内向性的倾向。当许多作家继续采用动人的情节以及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对生活作客观描写的时候，有些作家开始了新的领域的探险，——他们追求把人们精神世界当作自己的表现对象，而且把人的内心结构的层次感表现得既复杂又丰富。
许多作家在今日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内心生活面前，都感到了过去写法和经验的不能满足。写过《红豆》那样充满缠绵情意的小说的宗璞，竟然写了完全变形的《我是谁》（在那里，人变成了爬行的虫夂以及读着荒诞不经，却真实地再现颠倒和畸形历史时期的《蜗居》。林斤澜是一位擅长描写京郊山区乡村场景的、能够表达十分浓郁的京味的成熟作家，他一再表明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点及其生命力的坚信。同时，他又认为小说原应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他追求既写实又不那么写实的特殊风味（有人称之为怪味）。到了近期，他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却以明显的揶揄和讽刺的力量，把那个动乱年代的颠倒、畸形、变态的世态人情，作了淋漓尽致的再现。邪魔的主题得到了强调，而且在艺术上明显地采取了变形的手段。正如那个既现实又明显的变形的《头像》所展示的，他在着力于民族传统之后，追求了现代表现之后，探索着一个新的境界。
这种创作上的明显的新的趋向，是由现实社会所催动，而寻求在更高层次上的表现所造成的。要是仅仅从传统的再现生活的实际样子的角度，来读刘心武的《黑墙》便会茫然，甚至对他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产生怀疑。然而，只要了解到渴求新生活的冲动、以及对于束缚人正常思维的习俗的厌恶，我们便会理解作家在这种极富象征意味的夸张背后的、充分现实感的力量。这种小说要是用直接的社会功利的尺度去衡量，便难免要失望。它摆脱过于直接具体的说明生活，而力求在更为深远的层次上把握人生，以及追求社会的内在运动的轨迹。李陀近期创作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心灵感应，表现对惰性的旧生活及其情趣的不可挽回的消失引发的苍茫之感。他力求在不重性格刻画和几乎说不出有什么曲折情节的情态下，传达出新的生活潮流对于类似《余光》中那种老槐树下的闲散的慢悠悠的黄昏余光的眷惜。《七奶奶》几乎就是九斤老太在今日生活中的复活。但她虽然已经失去了九斤老太那份不满现状的顽强劲，她几乎陷人了挣扎乏力的困境，但她仍然表现于世情未能断念的绝望的关切，这实在是一曲旧生活和旧情感的挽歌，从另一方面却显示了新的生活以无可阻挡的方式冲决着旧日的堤岸。
在当代十分活跃的作家群中，王蒙是一位最不墨守成规、最富探新精神的艺术冒险者。当人们经历了长久的隔膜正沉浸于组织部的青年人重归的喜悦时，他已经迈过了他已取得的成就。他以艺术家的勇气，在信守他的一贯的艺术信念（主要对于现实主义的信念）的前提下，勇敢地向着传统的文学观念质疑。他认为我们的文学观念理应鼓励人们开拓更广阔的道路。更进一步，他向着几乎是支配着我们一切创作活动的最主要的命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提出了新的辨析，认为它毕竟不是无所不包、更不是唯一的创作规律，它并不具有排它性，并不能成为主宰全部文学史和文学现象、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独一无二的核心的命题。
王蒙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证实了他的论点。他进行小说创作的非性格化趋向的试验，他无视相沿成习的首尾相从，一以贯之的时间顺序，而有意地对时间进行切割，按照人物心态的要求对时空重新进行组合。这在他复出之后的实践活动中，几乎是贯彻始终的一种试验性创造。读者无法跟上他那变幻莫测的、无所羁束的文学探险。当他们还对林震、赵惠文怀着惜别的心情重聚时，王蒙已把那一个个昔日的人物幻化为蝴蝶，在人们海的梦中自由地起舞了。在王蒙的创作思想中，核心部分仍然是打破单一的文学的观念，使之向着有变化的、广泛的领域进发。
为了改变我们文学的单层次的结构，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了寻求新鲜的启示，他们也把目光投向世界现代文学，如同他们的前辈那样。不排斥新颖的文学思潮对于某些人的吸引力，也不排斥对某些作品并不成熟的模仿的倾向。伹无疑，它们将对开阔我们的文学视野，改变我们已经显示出来的某种板结的土层有好处。像《巨兽》（周立武，《上海文学》1982年2月号）通过超现实的象征手法所显示出来的对于人生哲理思索的力量；像《高原》（谭甫成，《十月》1982年第5期）通过人的内心渴求所显示出来对于社会某一侧面（例如冷淡和孤独感）的揭示；以及像高行健称之为以冷抒情方式写就的那篇可以当诗读的小说《和弦》（蝌料作，《丑小鸭》），以及为数不少的这类新、奇、怪的作品，他们不曾，也没有力量对我们文学的发展造成损害，而只会给我们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也许包括不成功的启示）。
总的是，我们的文学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有着更为广泛的探索的时期。优秀的传统无疑将得到发扬和继承。但重要的是，许多为我们所陌生的东西正在补充进来。一些古怪的东西（它们不都是魔鬼）堂堂正正地（有的也羞羞答答地）以并不成熟和没有定型的方式向我们走来。现实主义在中国新文学中力量是强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轻易不可动摇的。客观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流派有足够的力量向它发起挑战，它也不会在挑战中——要是有这种较量的可能性的话垮掉。迄今为止，它的力量还是无可匹敌的。所以，与其说是现代派向着现实主义的挑战，勿宁说是多样化文学的渴求向着单一化的模式的挑战。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文学的挑战意味着竞赛和竞争，都是应当受到社会的欢迎而不必惧怕的。
（原载《文艺报》198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