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的贡献不同于此，他的确为原有格局的诗带来了新气息。他使用的还是文言，但已有新鲜的题材和境界，给沉闷的古典诗歌以变革的激动。所作《今别离》四首，分别描写产业革命兴起的轮船、火车、照相以及科学知识等，终于把古典诗推到了新世界的前面而与梁启超所批评的生硬搬用新词的现象截然不同。他的《今别离》其一咏轮船火车：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上犹自由。今日车与舟，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香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从这首诗看，不仅是题材的更新，引进了新时代科技发明所带来的新的机械和场景，它对中国诗贡献最大的是现代人心理感受的引入。古代那种永恒的田园诗的境界消失了，诗中充溢现代人对于速度和节奏的惊奇感。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这诗句与过去诗中那种缓慢而悠长的离愁，不啻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还是旧日的诗体、诗形，但内质已起了变化。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现代人的心理和情趣，而不是古典的。这就是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论》中倡导的那一种革其精神的试验。因为它在数千年使用的那只瓶子里，已经装进了一个速度和机械的酒，是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实践。因此，一种更为广泛深刻的变革就变得不是那么遥远了。
诗界革命初期，夏曾佑、谭嗣同等以新名词人诗，其试验并不成功。黄遵宪与此不同，他从改革内容人手，进而对改革形式提出主张。他身体力行，作品甚多。有些作品已经透露出新语言的萌芽。他的诗在当时拥有很多读者，人称诗世界之哥伦布。在旧诗将亡、新诗将出未出之时，这位诗人能够给旧格式以生命力，使它能够容纳新内容、新思想、新品质，是过渡时期的一种填补，同时，也开启了诗歌变革的先声。
从龚自珍到黄遵宪，第一代诗人所展现的道路，是一条弃旧觅新的道路。中国传统诗艺根基顽固，诗界的积习也深。在这所尽管是已处于末世颓败的大度里，想要掀动它的一片屋瓦，也会引发连绵不断的激动，更何况意在动摇这座大厦根基的变革？
与以改良旧体容纳新内容为宗旨的新派诗试验的同时，中国诗坛上的维护传统力量也在集结。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是清代宋诗运动的延续。其它还有名目不同的拟古诗派，以及词方面的常州派等。它们是强大传统力量的汇流，是变革时代新旧力量较量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同光体的出现是为了保古，想挽回宋诗运动的颓势。陈三立代表生涩奥衍一路诗风，主张避俗避熟、力求生涩。他们的诗内容空泛，但又热衷于追求晦涩。还有一个陈衍，专事模仿宋诗，也写阴奥聱牙的诗篇。他们不讳言自己爱艰深，薄平易的追求，生硬用典，堆砲词汇，那些作品令人生畏。还有王阖运，是一名著名的拟古家，他专事模拟汉魏六朝的诗文。也有一些诗人则模仿中晚唐诗风，跟随者也大有人在。常州诗派的活动也极一时之盛，他们的词也如那些古董诗派一样，并没能跳出旧有的窠臼。近代中国诗坛上的这种集结，说明了整个中国古典诗力量的顽健，尽管他们不断重复的弱点已经显示出无可挽回的衰落，但这种集结也仍然形成巨大的压力。
这些产生在晚清的诗歌现象乃是一种必然。中国诗歌已到了非要进行变革不可的境地。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政治改良的要求而兴起的艺术改良的浪潮，足以使那些旧力量畏惧。但是不论是新派诗，还是诗界革命，除了引进一些新内容和改造一些旧境界以外，它们的确没有带来更大的震动。这些试验不能摇撼旧诗的根基的事实是极明显的。这样，随着戊戌维新的失败，本来就不曾形成力量的诗界革命也就很快地销声匿迹了。
三、南社的进步争取中国诗歌的期待
清王朝消失的前夜，新的共和政体建立的前夜，中国诗界南社的活动是值得纪念的大事。南社是一个进步的文学社团，它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出现的，成立于辛亥革命前二年，其成员著名者如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苏曼殊、马君武、周实、宁调元等。柳亚子是其中创作最为丰富的诗人。他的创作时间跨度最大，直至当代，和毛泽东有过唱酬。
在清末民初，柳亚子和他的朋友们在南社的聚会，是被社会和诗歌的进步召唤而来的。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说：余与同仁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海内贤达，不非吾说，相与激清扬浊，赏奇析疑，其事颇乐。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揭露当时复古诗潮甚炽的背景：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
最能体现柳亚子的进步文思的是他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的一番话，这的确是传达了本世纪最初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声音：张目四顾，山河如死：匪种之盘踞如故，国民之堕落如故；公德不修，团体无望；实力未充，空言何补；偌大中原，无好消息；牢落文人，中年万恨。于是他选择文学、诗歌和戏剧，以为唤起民众的利器。当他发现了现代戏剧的实际功用时，心头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欣喜：南都乐部，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翠羽明铛，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美洲三色之旗，其飘飘出现
于梨园革命军乎？
南社的诗歌贡献只限于进步理想的传达和诗风部分地走向畅快明达，他们反对墨守陈规和循着前人的脚印走，但他们在促进中国诗歌现代化方面并没有做出独特的贡献。他们中的大部分，可以说都能写一手好诗，但这种诗也只是在旧有的制度之下的一些能够描写自己真性情的创造。从整体上说，南社并没有在促进古典诗歌的进一步衰落和在寻找解脱中国诗歌发展的困境方面有更多的推动。
但南社所召唤的社会和艺术的精神，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强音。公元1904年，柳亚子有一首名作《咏万福华义士》：君权无上侠魂销，荆聂芳踪黯不豪。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风潮。这四句诗，前两句传达失望情绪，后两句则是在寥落无边大地上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是如此的让人激奋，这好像千万人的等待，等待着那一声呐喊，那一个勇敢的行动。这就是南社诗歌所代表的最基本的艺术精神。作为一种争取和企望，他们望着那黑沉沉的天边，等待着那一点微茫的星火。康有为、梁启超一批维新主义者都和清末民初这些优秀的诗人保持了精神上的和谐。诗人和社会进步的争取者在暮气沉沉的世纪末都怀有一种青春振作的希望，他们有一种少年中国精神。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是这一精神的宣言书，这是20世纪第一个黎明的第一声呐喊：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日老大帝国，再则日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果其老大也乎？梁启超日：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大约快到一百年后我们重温这说在20世纪第一天的话，有一种既亲切又惊恐的感受。一百年将要过去，而一百年又仿佛没有动。那种对于老年心态的批判以及对于少年心态的礼赞，都仿佛是为今日而作。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就开始了抗议和等待。他们在世纪的暮色之中寻求那一线光明，用一颗少年心，也用一颗诗心。但显然困难重重，就在南社诗友在南方集结，开始他们诗的交流和聚会之时，在北方，最保守的一批诗人也在集结。这些人普遍有一种失落感。他们想凭那已死的王朝但只是无可奈何的哀叹。中国的诗人显然在期待着什么，他们在期待那一声劈破层云的新雷。张维屏的一首题为《新雷》的诗也许最能够表达这种期待：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此诗作于道光四年，即1824年，是清王朝开始衰落的时代。现在已是19世纪的末叶，应该是寒尽春生的时节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雷声已在浓云深处滚动，中国的诗歌革命也在那时代的雷声中孕育。此后虽然尚有千辛万苦，但已迈出旧世纪门榄的中国诗歌，也就永远不会再迈回来。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