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战争的硝烟消失之后，红旗、秧歌、腰鼓，土改翻身，保家卫国，所有的中国人都处在昂奋冲动之中。人们刚从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走来，除了一片通天的光明，的确看不清什么。似乎除了胜利，一切都来不及从容不迫地开始，即使是对已经开始了的，人们也都来不及从容不迫地体验。热情是充分的，又有新增生的历史使命感，于是产生了众多的空泛的配合任务的诗。现在人们正从狂欢中冷静下来，建设的前景吸引了诗人的视线，这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异的壮丽场面！人们依然是昂奋的，但创业的艰苦劳动使人们变得深沉而实际起来。
黄昏过后不是黑夜，一片片灯光亮过星光，这是邵燕祥《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的诗句。如今，大伙房水库的名字也许被更多的、更为宏伟的名字所超越；黄昏过后不是黑夜的景象在今天的中国也早已不是奇迹，但在当年，这情形不仅对于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邵燕祥，而且对于所有的从苦难中国走过来的中国诗人，都足以令他目乱心迷的。茫茫夜海的中国，何曾有过这样灯光灿烂的奇景！我们回顾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我们诗中最早响起的机器轰鸣，我们不能不记起这位当时相当年轻的诗人的努力。他把自己最早的两本诗集合集定名为《到远方去》是含有深意的，我们已经告别了战争，我们正奔向远方。那里，沸腾的建设生活正召唤我们的青春年华：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全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没有的都将全有，这正是单纯的、充满坚定信念的五十年代精神。那是《第一汽车厂工地的第二个雨季》，他的诗召唤着第一汽车厂的诞生；那是《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他的诗欢祝新中国第一条这样的送电线的架设；《我们的钻探船轰隆轰隆响》，他的诗预言了长江大桥的终将出现……一切都是如此的新鲜奇异，一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国土上涌现，这使我们的诗人禁不住要喊：《我们爱我们的土地》；仍然是邵燕祥的诗，他浮雕似地把建国初期工业战线的蓬勃景象永远地保存了下来：
从一个工业基地，
到别一个工业基地，
道路在我们脚下很长，
岗位也很多。
有些人到达了宿营地，
有些人正在出发；
有些人在工地遇到老战友，
有些人又要分手上路。
到处都是这样朝气蓬勃的动人景象。印刷工人李学鳌有一首著名的诗《每当我印好一幅新地图的时候》，就记述了建国初期我们国家飞跃发展的情景：昨天这儿还是一片空白，今天就出现一座工业城，明天当新地图上刚把这里添好新点、新线的时候，那边，又响起了震天的夯声……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我们的生活确是日新月异，旧中国太破败，停滞得也太久，我们似乎就是开天辟地的人。要是我们走进一座林场，我们就可能是第一批走进林场的人；要是我们飞越高空，我们就可能是第一批征服空中禁区的人。诗人们漫游在这获得新生的工地，他们感到了新生活在热情召唤：
我从东到西，从北到南，
处处看到喷吐珍珠的源泉。
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
岂不就是讴歌人民的诗篇。
热血在我的胸中鼓动：
激发我写出了所闻所见。
这是闻捷在《天山牧歌》的序诗中表达了诗人们的喜悦。还是那个邵燕祥，他形象地再现了那时节我们生活急速变化的节奏：我们正是在工棚周围筑起城市，在骆驼队旁边，让火车发出自豪的吼声。（《我们爱我们的土地》）因此，当一位诗人写到改造荒山的人们时，他要代表新的生活宣布：它告诉远近的人民，云彩上面有了人烟。当另一位诗人攀沿曾经是很荒凉的山脉时，他禁不住要向世界发出欢呼：我们攀登的山脉，不再是寂寞无人迹的了。生活确是以前所未有的惊人光彩展现在人们面前，它让人狂喜。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苦难，他们痛苦地追求，他们痴心地梦想，如今一下子向我们打开了它的过去被囚禁在黑暗中的百宝箱，它便让人爱不释手了。于是，当他们把目光投向这些他们钟爱的事物时，他们恨不得把它的一丝一毫都逼真地保存在他的诗的摄影机中，这个时候，他忘记了诗的特性——他甚至宁肯把诗当成了记录，详尽地再现那生活的真实的图景，为了满足他人，也为了满足自己。
有一段时间，这类描写新事物的记实的诗盛行。没有提炼的详尽的过程描写和情节交待的诗作到处可见，甚至以诗的语言拙笨地跟在事件的背后作新闻的记述，罗列现象，分类排比。要是有人把这样的倾向说成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加强，那实在是一种误会。但事实是：这样的诗得到了肯定，有些作品被《诗选》选入。一首诗，写空军奉命空投支援进藏部队，它挨次写命令传到飞行团、命令下达到领航员、命令下达到机械员、命令下达到空投员、命令下达到场站，然后，飞机方才起飞；接着又写起飞之后由平稳到遇险的过程，最后才空投成功。这种办法对诗来说是犯忌的。诗重视通过诗人的自我来再现优美的感情，总是冷漠于对具体事物作客观的叙说；而这首诗里，叙说却不厌其烦，这是典型的写过程的现实主义。还有一首诗，写边境小镇的街日，它只看重现象的罗列，从带着露水的香蕉椰子，到堆得高高的菠萝，木盆鱼篓里的海鱼、池鱼——有的像银键一样白，有的长着骆驼形状的背脊，有的扬起尾巴要跳到盆子外边去；他用这样拙笨的办法一让诗爬行的办法，来表现他所看到的兴旺发达的生活：
小摊的主人们用不着叫卖，
拿秤的主妇已经忙得喘不过气，
最后想留下一条金色的鲤鱼下酒，
一个开山的矿工却硬要买回家去……
街日的景象远不只这些，只是刚刚开头，而后，买花衣的，买钢笔的，幸福地笑着又去买书籍的，唱山歌的，倚着刚买来的新农具笑眯眯地看着书皮上的毛主席的……诗人一口气写到了街日的尾声，但是，事情还未了结：四面八方还有人群涌来赶晚集。
我们不愿不顾历史条件地责备那时并没有太多经验的作者，问题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罗列生活中的好气象，并不是个别诗人偶然犯下的过失，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五四以来我们不是出现过很多杰出的诗人吗？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这些卓有成绩的诗人何曾这样地再现过现实？我们那时有一种错觉，我们以为只要拥有了新生活，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不包括前人经验的现实主义的新手法。有一首诗在当时是十分有名的，其毛病与此完全一样。诗中主人翁有一双受苦受难的手，又有一双斗争和创造幸福的手。用一双手概括一代人的生活变迁，这本来是这首近一百五十行长诗的基本目的，但作者的方法不是提炼的和综合的办法，而是以描写历史进程的方法平面地铺展开来，——加以列举：二十二年啊，你就用这双手，放过财主的牛和马，拉过财主的车和船，拖秃了多少财主的锄头，磨钟了多少财主的刀镰。你就用这双手，更深半夜里替同伴们盖被，休息的时候便修筐擦锹。你就用这双手，把大山削平，让河水改流！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但是，正由于我们对现实主义缺乏科学的理解，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诗当成了表现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工具，而不是确认诗的行写情感的基本职能。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我们的诗人太迷恋于新生活的新异和光彩，而又太过急切地去把握并表现它，加上我们对于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褒贬扬抻存在着片面性，因而建国初期诗歌在表现新生活新事物（这是应当肯定的）的同时，已经开始产生平庸地临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弊病。
人们热爱生活，但不可照搬生活人诗。建国初期的诗创作一开始就由于观念上的错误而出现了诗与现实的关系过于直接和生硬的偏差。人们没有具体地分析过这个弊病产生的原因，只是一般地谴责过公式化。在50年代，尽管没有条件对灰色平庸的摹写现实的倾向作出纠正那时缺乏艺术民主的气氛，但是有的文章已经提出了对我们颇有启发的见解。这里有一段话，可以认为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在祖国早晨的太阳光下，伟大建设工作是紧张的，生活是沸腾的，我在默诵着郭沫若大气磅礴、冲击力旺盛的《晨安》和《站在地球边上放号》。我们耳朵里听到的、眼睛里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是一片时代的声音，一片强烈的色彩，一团动人肺腑的欣欣向荣的气氛。郭沫若抓住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写出了那些辉煌的诗篇，而我们呢，我们应当怎样地深人到现实生活里去，抓住它的脉搏，叫它成为自己诗篇的节奏呢？这一段话是臧克家说的，不难看出，50年代中叶的臧克家，还保留着进取的锐气。深人到现实生活里去，不是把生活当作书本来照抄、照搬，而是抓住它的脉搏，使它化为诗篇的节奏，只有这个，才是我们深人生活的目的这对诗人是绝对重要的。
我们丝毫不怀疑诗人对于生活的钟情，但是，动人的生活是否只有这样一种动人的（要是可以称之为动人的话）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呢？当时，人们没有这样想过，他们只是对已经开始的生活很满意，也没有怀疑过他们对这种生活加以表述的方式。当然这是作为一种倾向存在的，并非所有的诗人都如此。有的诗人同样热情地抒写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激情，然而并没有罗列现实，他知道提炼：
我爱我们祖国美丽的早晨，
每天，我看见的不是童话的梦境，
而是真实的人类奇迹，
在这辽阔纵横的土地上发生。
昨天，这里是丛草、湿水、泥泞，
今天，这里是钻探机、起重机、建设工棚。
（阮章竞：《祖国的早晨》）
诗人这种对于生活的感情，不仅是真挚的，而且也可以认为是深刻的，之所以可以认为是深刻的，在于他们完全了解这种生活的获得是多么不易：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记忆，
知道胜利的获得并不容易。
红色的火光在平原上升腾，
把沉沉入睡的黑夜惊醒，
那是灾难的可怕的形象：
敌人在烧我们的村庄！
一个热炕，一碗锅边
贴熟的玉蜀黍饼子的香甜，
一家大小的欢快的团聚，
比起饥饿，寒冷和流离，
谁能说不该唱赞美的歌；
（何其芳：《讨论宪法草案以后》）
对于苦难太深重、噩梦太多的人，他于幸福极易满足。什么幸福？玉米贴饼的香味加上一家的团聚，这就足够了。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就值得诗人献上唱不尽的颂歌。那时候，人们的思想比现在单纯得多，也纯真得多，他们认为新的生活一开了头，那光明、欢乐、幸福便是永恒的；他们不会想到苦难和黑暗，他们永别了忧伤。一位诗人由拖拉机下地引起的狂喜，而认定这种狂喜是永远的，从今天，到永远，苦日子永不再回还！从今天，到永远，幸福日子无边沿！又有一位诗人他的诗句几乎可以代表全中国兄弟民族那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感：
我快乐，我歌唱，
打从那一天起，我永别了忧伤。
我就整天整天地，
放开我紧缩过的心，纵情歌唱。
（（壮族）凌永宁：《我快乐、我歌唱》）
一阵欢乐的旋风，掠过清澈见底的溪流，我们窥见了孩子般的天真和狂喜，那种真挚的、噙着泪水的狂喜。不需要由谁来号召，新时代的开始，必然带来一个颂歌时代的开始，这种诗的主题的兴起，以及它后来的发展，无疑地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对于中国新诗的新阶段说来，颂歌题材的兴起是与诗的政治性的加强紧密联系的。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是党的颂歌的典范作品，它又是政治抒情诗盛行的先声。政治抒情诗繁荣的现象，是中国人民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所带来的崭新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有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开始是人们真诚的对于新生活的欢呼，继而是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后来是三面红旗运动与大跃进，我们的社会生活处在一种兴奋和狂热之中，人们忘掉了一切地流汗，喊口号，放卫星，的确是史无前例的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大跃进引起的弊端和危机的显露，出现了一些议论，于是反右倾，政治运动又一度兴起。进入60年代，国际反帝反修的斗争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社会生活进一步笼罩着革命的气氛，那时我们经常召开大会，也经常游行，红旗漫卷，口号连天。这样的气氛使得诗歌的情调弃绝了柔和而变为刚强，弃绝了委婉而代之以雄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