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我就读的“眉师附小”座落在县城正西街，与“眉山京剧团”隔街相对。当时京剧团正是鼎盛时期，每天演出午、晚两场。那彩色的海报，那富有魅力的写着戏名的招牌，时时诱惑着我童稚的心灵。尤其是偶尔路过剧场门外，听里面隐约传来充满节奏感的京剧锣鼓声，更是对我产生了难以抗衡的诱惑力。那时候我家住在南门，从学校回家须走一个“穿城”；父母便每日给我一角钱的午餐费，以免中午往返之累。其时生活便宜已极，五分钱就可以吃一顿豆腐烧肉加米饭；省下的五分钱，索性买了戏票，看一场午戏，戏散后还可以赶上下午的课。真是何乐而不为。正好五年级的时候，京剧团张团长的女儿转学到我们班上，她知道我爱看戏，便常常“带”我进戏院，守门的见是团长的千金带进的“客人”，自然不便收票，我于是开始看白戏，连五分门票钱也免了。这样的缘份，使我从小成为一个戏迷。按我当时的“水平”，所看之戏大抵被分成“文戏”和“武戏”两类。文戏不外乎以生（男）、旦（女）为主角，外加老妪、丫环、员外、差役之类，多为儿女情长的言情戏，又总是咿咿呀呀地唱个不停，以我十一、二岁的年纪，既似匿非懂又不感兴趣，更缺乏听其悠悠吟唱的耐心；而武戏呢，则格外精彩，格外来劲。当时最爱看的是三国戏，如，《长坂坡》、《战马超》、《单刀赴会》等；水浒戏，如《大名府》、《大破东平府》、《血溅鸳鸯楼》、《智取生辰纲》等；反清的戏有一出《张文祥刺马》，印象也很深。喜欢武戏，不仅因其节奏、动感、精彩打斗等符合少年心性，而且，当时已广泛阅读的《三国》、《水浒》连环画使我对武戏中的情节、人物大体知晓其半，理解不太费力，书中的英雄跃然于舞台之上，形象生动，看起来特别过瘾。
台上锣鼓一响，那些脚蹬战靴身着蟒袍，头插野鸡翎子，手执长矛大刀铜锤的各色武将，威风凛凛列队而战，你拼我杀难决胜负。惊心动魄之处，常令我激动不已，也艳羡不已。将帅交锋之后，便有小兵勇卒连翻数十个筋斗或连“扯”十几个“倒提”（倒翻），我不禁瞠目视之，叹为观止，随着成人观众的喝彩声而热烈鼓掌。这些人物在我心目中，自是英雄之偶像，豪杰之化身。那紧锣密鼓的气氛，那旌旗蔽日的场面，那金戈铁马的景象，潜移默化于我儿时所向往的豪爽勇武、热烈奔放的心性之中。
其时我有个二弟，年仅小我两岁，同校念书，性憨厚，在我的影响和带动下，他也喜欢看戏，但不及我着迷。记得有一个周末，我的“戏瘾”发作了，必欲看之而后快。当天公布的晚场戏名是《西厢记》，我便动员弟晚饭后同往看戏。二弟问我：《西厢记》是何内容？是不是武戏？我知道二弟非武戏不看，而我又不知其内容，只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即兴“编”了一段剧情，将这出著名的言情戏信口胡诌成了一出“三国”时的武打戏，并且讲得有板有眼，有名有姓，有开头有结尾，有情节有高潮，如此头头是道，无非“张飞杀岳飞”、“关公战秦琼”的瞎扯谈而已，意在以瞎编的“剧情”诱吾弟陪我看戏。
二弟一听“剧情”如此诱人，便随我前往。谁知锣鼓开台人物出场，既无野鸡翎子、盔甲蟒袍，又无刀枪剑戟、号角鼙鼓，二弟连呼上当，我亦自感无趣，只好偕弟中途退场。这一场“恶作剧”，被二弟讥为“骗人”；及至数十年后，兄弟间忆及此事，二弟仍讪我日：“狡猾狡猾的有！”——当年我对戏之入迷，亦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年岁稍长，我才对“文戏”也产生了兴趣，看了全本《孟丽君》，看了《十五贯》，也看了原先看不懂的《西厢记》。京剧团南迁乐山，川剧团取而代之，我又开始喜爱川剧，尤其对一些精彩诙谐的“折子戏”，如《三岔口》、《花子骂相》、《迎贤店》、《花田写扇》等，竟屡看不厌，渐渐悟出其中的妙处。对戏剧的爱好，竟然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仍乐此不疲。每逢有好戏演出，有机会总得一睹为快。电视里的戏剧专场，也常常要占着“频道”，摇头晃脑，美美地欣赏一番。家人往往不甚理解，讥为“古董”，然我则陶醉其中，自得其乐。他们哪里知道，儿时这种爱好早已变为一种“戏剧情结”，潜移默化，以至于根深蒂固而“秉性”难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