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初时山里的人将那场革命看得很遥远，村里走出去几个半大小子，说是去步行串联，接着过来几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小队部的场上唱了几首造反的歌，跳了几个横着走的舞，吃了几口“忆苦饭”，喊了几句向贫下中农学习，就灰飞烟灭地走了。后来有工作组到野猪宕视察过几回，老说野猪宕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老百姓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这“盖子”的把儿在哪儿，打哪儿揭。于是将队长换了，将支书靠边了，让串联回来的半大小子干，半大小子自个儿提着灰桶，在村街上刷了不少大标语，弄得满村都白喳喳的，像戴了孝，工作组来了，说盖子还是没揭开。半大小子也蒙了，将个灰桶踢得老远，挺着脖子嚷：就是首都北京也没到这个份上哩——
这么着，革命的重担就转移到了饲养员老万肩上，老实巴交的老万，承担了野猪宕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工作组当时长住野猪宕，组长老王是从临近公社调来的干部，原先是供销社的采购，后来造反夺权，成了人物，威严得要命，张口是“大（打）翻在地”，闭口是“不死（是）请客吃饭”。老王每天都要找老万研究革命形势，布置革命任务，老万嗯哪、嗯哪地应承着，烟锅子抽得吱吱响，没看法也没主意。高在灶后的阴影里缓慢轻柔地拉着风箱，老王对这个悄无声息的女人从来没有注意过，村里漂亮姑娘媳妇有的是，革命者是不能为美色所动的。老王只知道老万的女人有个奇怪的名字，叫高，许是姓高，一个极普通的姓氏，总之，他无视这个女人的存在如同无视于那只盘在炕头永远呼呼睡觉的花猫。
山里的女人高知道啥，啥也不知道。
这天，从山道上肆马狼烟地走来两个人，穿着褪了色的军装，没有领章帽徽，斜挎着黄帆布包，别着领袖章。很革命，很精干，很郑重，很严肃的样子。野猪宕的工作组还没有撤，正在家里研究工作的老王和老万很郑重、很严肃地接待了两位山外来的革命战友。来人是靠山屯革命委员会外调人员，外调人说，靠山屯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光辉思想指引下，一举揪出了隐藏下来的日本汉奸特务孙宽厚，同时揭出了一个叫做“高”的日本军妓，这个女人沿着官道逃向西边山地。
老万转过脸去看着高。
高没有拉风箱，高正坐在门外的台阶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南面山的垭口，山垭处有云翻涌过来，水一样地流向谷底……
老王见老万看高，立即意识到什么，对高说，你，过来！
高不理睬老王，依旧看她的云彩，老王恼了，走到高的跟前，点着她的鼻子说，我知道，你就是那个高，潜藏极深的日本特务。
外调人员也很兴奋，他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阶级敌人再狡猾也逃不过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没想到这么容易阶级敌人就落网了。
高对老王说，我不是日本特务，我是八路干部。
老王笑了，说，你是，八路干部你怎不壮烈牺牲，你再不要丢八路的人了。高一句话说不出。
老万说，王组长，我老婆她有病，神经不清楚。
老王说，怎么，你还将她认做老婆吗，你的屁股坐到哪边去了，在这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你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把日本特务养在家里，这个问题你要向组织交代清楚。
两个外调人员强调说，不是帝国主义，是军国主义。
老王说，不管是帝国还是军国，都是纸老虎。接着大喝一声：把她大（打）翻在地！高当下就被隔离审查起来，关在队部的小屋。几个人连夜轮番审问她，并没人打她，正是盛夏，房内换了百瓦光的灯泡，专照着高的脸，人们又将凳子架在桌子上，再让她蹲上去，颤颤悠悠，一次次地摔下来……
没到早晨，她已经被折腾得不人不鬼了。
这已经是很温和很文雅的“帮助”方式了。
三天，不给饭吃，不让睡觉，到第四天，老万来了，送来了一罐小米粥。见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老万悄声告诉高，靠山屯那个老孙死了，吊死在屯南边的一片荒地里，老百姓学大寨，平整土地，在荒地里挖出了一坑坑的人骨，说都是日本人干的，与老孙有关。老孙就自动死在那儿了。
高说，老孙死得冤。
老万吓得直朝高摆手，让她不要再说下去。后来，老万掉眼泪了，说他也不想再追问高的来历，他早就感觉到高不是一般良家妇女，只是没想到会和日本人有关系。
高问老万外面有没有雾。
老万说，大太阳晒着，哪里有雾。
高说，没有雾就好，我给你说说雾的事情，雾一起我就该上路了。
老万说，你的话我怎听不懂。
高借着一罐小米粥的精神，借着外面没有雾的艳阳天气，给老万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完整、系统的叙述，从此再没有过。
老万听呆了。
老万后来将这一切转述了出去，报告给了工作组，于是日本军妓的帽子便很自然地戴在了高的头上。她骑着驴，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这些鞋是从衬里搜集来的，七八双破鞋臭烘烘用绳连着。高先是在村街上游，后来坐着架子车到公社，再后来站在拖拉机的车斗里进了县城……不知谁找来了剧团演祥板戏的日本军装，给她披挂上，将脸抹得五抹六道，耍社火般地在街上巡游，大人孩子看稀罕一样地在下头指指点点，有人朝她唾，有人扔石头，大家都知道她是将自己的X给日本人操的汉奸卖国贼，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她活着的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车下边那些鄙视的、愤怒的、好奇的、厌恶的，甚至是色眯眯的脸在高的视野里形成一个平面，一个一晃而过的平面，她看着他们，却如同没看见一样，她将自己的思路抽出来，抛向天空，让它们在上头荡啊荡，不落下来，让灵魂和肉体分离，她有这样的本事。
不游街的时候她被隔离在队部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给她一盆水，让她刷那些破鞋，没人看着，也不让她回家。她不识字，不会写交代材料，刷完了鞋就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傻坐着。
这天晚上，老王过来了，手里捏了张纸，铺在桌上，很严肃地让高进一步交代“军妓”的细节，高就交代日本兵用小刀片将她的身体划得一道道，没有好地方了，让她烂了几个月。
老王问，光划身上，就没弄你的下边？
高说弄了。
老王想知道是怎样“弄了”。
高就给老王讲怎样“弄了”，听得老王眼睛发直，嘴张多大，一再强调“再详细些，再详细”……
高就“再详细些”，讲着讲着高看到老王的“家伙”硬硬地支起来了，喘气也不匀了，那张“记录”的纸一个字没写，早已飞到了桌底下，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靠到了自己身边，和自己并排挤在狭窄的单人床上了。
老王在高的耳边说，日本男人的“那个”和中国人的有没有不同？
高说她根本没见过日本男人的“那个”。
老王说，怎么可能，你刚才不是还说日本人把他的鸡巴往你的嘴里塞嘛。高说，我闭着眼呢。
老王说，你看看我的“这个”比日本人的怎么样？说着，老王拽过高的手，将它塞进自己的裤裆。
老王问，怎么样？
高说，也没什么不一样。
老王说，你看看这个一样不一样。
说着老王将高压倒在床上，一抬手关了灯……
那晚，老王将高干了三次，三次都没尽兴。
队部的院落，秋凉如水，漫起了薄薄的雾。
老万再没露过面，初时还有人看见他在自家的门口坐着，后来也不知所终了。
高如何到了南大地，如何又进入了张家，成为了张高氏，成为了张大用等六个孩子的妈，她自己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文革”后数年，她几乎是在流浪中度过的，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哪里都不是她的家，哪里都是她的家。有时，恍惚中的她又很清楚，她知道自己要到一个叫做尚村的地方去，她要到那里报到，那里有人在等她，一直在等着她……
张大用的父亲张景福，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人，三个儿子仨闺女都不是善茬，人称“三英三秀”，没人敢惹。家里人多，吃饭的嘴多，各个都如狼似虎，日子过得很艰难。张大用的亲生母亲是被他爹活活打死的，是因为那女人忌妒，爱唠叨，不能容忍张景福在外面时不常地换女人。
张大用们的妈心口挨了张景福一脚，窝在门后头一口气没上来，当时就过去了。她的儿女们对母亲的走也未显出怎样的悲哀，只是没出一个礼拜，与父亲相好的女人便被剥得精光，嘴里塞着脏布，高高地吊在村中央的槐树上。严冬天气，那女人浑身冻得青紫，从树上摘下来时只剩了一口气。没人说得出是谁干的，连当事者也说不出。
“三英三秀”将这个活做得滴水不漏。
张景福成了老光棍，也再没有女人敢近他的身。
这时候，高走进了张家。儿女们对这个迷迷糊糊的女人采取了暂时不管不问的政策，但他们绝不承认她就是“妈”。他们让她住在牲口棚里，白天干活，晚上只有张景福“用”她的时候才临时调进屋里。对张景福来说，她只是个泄欲的工具，对孩子们来说，她是个廉价的劳力。包括张景福在内，谁都可以打她，谁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指使她。高为他们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在张家的几年中，没有一个孩子叫过她一声“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