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五格格把老姐夫拽到我母亲房里，进行最后的摊牌。五格格蹬着山东的洒鞋，穿着藏蓝的干部装，叉着腰，短发精练地抿到耳后，一双眼灼灼逼人，一张脸熠熠放光，气宇轩昂地站在我母亲和老姐夫对面，等待着他们的决断。老姐夫跟五格格比显得就有些窝囊，一件长不长短不短的对襟小褂，是由他去世母亲的夹袄改的，上面除了隐隐的团花外还有饭痂和油渍，脚上没穿袜子趿拉着一双钻出了大脚趾头的烂布鞋。蓬头垢面的老姐夫坐在门边的杌凳上，保持了一种随时撤离的架势。我母亲看了看光彩照人的女儿，又看了看木然暗淡的女婿，轻轻叹了口气。许久，母亲对老姐夫说，占泰，你的意思是……母亲的语调含混而不安，含着歉疚的成分在其中，老姐夫则闭着眼睛不吭声，好像又入定了一般。母亲只好转过头对五格格说，离与不离，不能你一人说了算，金家往上追溯十几代，还没有听过谁跟谁闹离婚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五格格说，《刘巧儿》那戏您是白听了么，街道上组织《婚姻法》学习，难道您就没参加过，都什么时代了，还说这样的落后话，没有一点儿水平，哪里像革命干部的家属。母亲气了，站起来大声说，就是皇上废后也还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革命干部怎么了，革命干部就能那么随便，说蹬谁就蹬谁，何况占泰并没有什么大错，不就是爱喝点儿酒吗，你阿玛活着的时候也爱喝酒，我们不是过得也很好，你要是在外边看上了谁你就直着说，用不着跟我们娘儿俩逗闷子。五格格的脸突然一下通红，她说，我看上谁了……我看上谁了……母亲说，我知道，都是那个王连长催的你。五格格说，您说话得有根据，不能瞎猜。母亲说，妈是过来的人，妈什么看不出来。
娘儿俩正在争辩，老姐夫突然闷声闷气地说，我同意离。
母亲说，离？你个傻呆儿，离了婚你怎么活！
老姐夫又不言语。
母亲说，你打小是在金家长起来的，说是姑爷，跟我的儿子又有什么两样，我不知道别人还不知道你，就你那点本事，连个纸盒也糊不到一块儿去，我怎能眼看着你没路可走。五格格说，妈，您这话说得不对，什么叫没路可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宽着呢，只要肯劳动，就能活。母亲瞪了五格格一眼说，占泰是老实人，你这样欺负他也不亏心？五格格说，我怎的是欺负他，离婚是两厢情愿的事，谁欺负谁呀，再说了，离了婚我搬出去，您舍不得他，让他还留下给您当儿子，这不两全其美。
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离了婚的五格格以最快速度搬出了金家，事情的结局给人的感觉是，五格格像个压根就没融进金家的媳妇，老姐夫倒像个金家的土著，事情整个颠倒了。母亲总觉得亏了老姐夫，就着人将偏院的门砌死，将该院落另辟出去，招赁房客，以房租养活老姐夫。母亲良苦的用心却也没得到老姐夫怎样的感激，只是说进出金家不方便了。
我从学校里回来，到偏院去看望离了婚的老姐夫，已不能从小门跨过而非得从我们胡同后面的镜儿胡同才能进入了，本来是一墙之隔的事，封死了，就带来不少别扭。偏院里又搬来了两家街坊，一家是保定来的在煤铺里摇煤球的汉子，一家是又从山东跑回来的送水的老孟，都是凭力气吃饭的老实本分人。老姐夫住南屋两间，把北屋和东屋让出给房客住着，显得很谦虚谨慎。
我来到小院，看到南屋的窗户纸破着，门框斜着，屋里五风楼一般空空如也，只有一股我熟悉的老姐夫的味道，除了这味道以外，房里的一切都变了：用木棍绑着腿的紫檀方桌上搁着盛糨糊的碗和一个火柴盒模样的木头床子，墙角堆着摞得多高的火柴盒，那些小盒子一垛一垛地用纸绳精细捆好，无一不是老姐夫所为，我想，没有点儿技术哪里捆得好这些小盒子，老姐夫真是练出来了。桌子以外的地界儿都是尘土，厚厚的一层，使家具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貌，简陋的炊具显示出主人生活的拮据与贫困，床上的被褥杂乱不堪地堆着，满是水渍的黄纸由顶棚上脱落下来，很寒碜地吊在半空，与一个没有罩子的满是油污的灯泡遥相呼应着……
身后传来老姐夫的声音：啊，是小酒觫子来了！
回头看，黑瘦黑瘦的老姐夫掂着酒瓶子，晃晃悠悠进门了。
我的鼻子一酸。
老姐夫则依然如故，在情绪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说我是难得来的贵客，无论如何不能马上就回去，他得请我好好吃一顿。我说还是回去吃，母亲那边已经做了卤面。老姐夫说难得有人陪他吃饭、喝酒，也不是什么好吃食，家常饭罢了，要是我嫌弃他的饭就甭吃。让他这一说，我要硬走，显得反而不好，想想陪冷清的老姐夫吃顿饭也是应该，于是，我就留下来了。
老姐夫见我不再执意回去，很是高兴，孩子一样地兴奋，拿碗拿筷，抹桌搬凳，这使我感到，他留我吃饭是真心。
把那个酸臭的糨糊碗和丑陋的木床子挪开，我跟老姐夫相对而坐。老姐夫变戏法般地从一个有着穿旗袍美人画的铁盒里抓出两把花生米来，撒在一个豁了口的浅碗里，碗的底部，有着“大清乾隆”的蓝印。老姐夫说，花生米必须搁在铁盒子里，还要扣严，要不就皮了，皮了的花生米实在是没有吃头，他从来不吃皮了的花生米。我说我也不爱吃皮了的花生米，老姐夫说会喝酒的人都是这样。
老姐夫的宴请不能说不丰盛，碟儿碗儿，大大小小摆了七八个，细观其内容，除了一碟花生米是主菜外，其余都是咸菜，而这些咸菜又都是由一块熟酱疙瘩演义而来。有丝有丁，有块有片，有淋了花椒油的，有和了芝麻酱的……
金朝的皇子，谱摆得很大，穷架子不倒。
主食是棒子糖粥，不是老姐夫熬的，是邻居老盂媳妇的制造，送过来小半锅，在火上温着。老姐夫爱喝棒子粥，他说这东西是调和脾胃，疏通血脉的补品，但熬棒子粥需要工夫，得勤看着勤搅动，老姐夫当然没那耐心，所以老姐夫平日只能喝简单的棒子面粥而喝不上精细的棒子粥。
老姐夫喝酒，很斯文地嚼着酱疙瘩，将那花生米吃得很省，想必那是很珍贵的东西。喝了一口辣酒，我赶紧夹一箸咸菜填塞，咸得我只想咳嗽。闲聊间我问那个木头床子是不是糊盒的工具，老姐夫说就是，说别小看了这个木头床子，它其实就是火柴盒的底样，有了它，一万个盒子也如出一辙地相同，不会走样。说着老姐夫顺手抽出一片薄如纸翼的木片，在木床子上三折两绕就叠出了一个火柴盒，规矩方正，有棱有角，煞是可爱。这里应该说明，早先的火柴盒都是由薄木片制成，大约是桦木吧，洁白柔软，用处极广，不唯火柴盒用它，连肉铺里卖肉也用它来包装，半斤绞肉，托在木片上，粉白衬着嫩红，肉香透着木香，是件很赏心悦目的事情。当然，后来为了节省资源，火柴盒变作了纸的，绞肉包装也换作了塑料的，就再难找到那亲切自然的感觉了。老姐夫见我对那些小盒子有兴趣，就细细地给我介绍糊盒的四道基本工序，圈框、糊底、折套、贴花，哪道工序也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残次品，被验活的打回来重做。老姐夫说，别的活都可以返工，唯独这火柴盒返不了工，做坏了就是做坏了，改不过来了。我问糊一个盒能挣多少，老姐夫说，糊十个是四分钱。是啊，那时候一盒火柴才卖二分，一个空盒又能值多少呢。我说，以前火柴用过不少，倒从没注意过装它的盒子，用过也就扔了，现在看，一个一个地将它们精心糊起来，也真是不容易呢。老姐夫拿起一个糊好的小盒对我说，别小看了这么个不起眼的盒儿，它里面的学问大了。我问怎的学问大，老姐夫说，你看它，六个面，四长两短，两个大面分别为天和地，用古代算学“天元术”来计算，能解二元高次联立方程。六个面应“六合”之数，即天地四方，老庄说六合之外。圣人而不论，其实是它把什么都包容了……老姐夫慢慢儿地抿着酒，谈论着火柴盒的哲理，一副悠然自得，享受生活的轻松神态，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灯光下的老姐夫变得遥远而朦胧，飘逸又空灵，突然地，我感到了自己的浮躁与浅薄，不知怎的，我为五格格的孟浪感到了惋惜。
我问老姐夫近日可曾见过五格格，老姐夫说她倒是常来，柜里那床里面三新的棉被就是她上礼拜送来的。说着老姐夫站起身，打开柜门让我看被子，这使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安慰。老姐夫把新被收着，舍不得拿出来盖，却又要向我炫耀，其实他的心里还是念着五格格的。我问老姐夫还练不练功，老姐夫眨着眼睛对我狡黠地说，外面在大炼钢铁，他们比我练得厉害。
六
五格格到底跟王连长结了婚。
1961年王连长作为金家的女婿跟着五格格正式进入了金家大门，这是我们家第一位工农亲属，我的母亲不知道对这位革命的工农干部采取什么态度才好，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我知道，在她的心里，仍认可着偏院的老姐夫，老姐夫再不争气再没能耐，也是金家的一部分，那气息和精神都跟金家通着呢，永远不可能分割出去。可眼前这个穿呢料中山装，说着一口陌生陕南话，对金家的一切物件、礼数都有着崇敬与好奇的人算是怎么回事呢？像是花园里突然闯进了一头野猪，那么各色，那么别扭，那么不合章法。我们家老四舜镗说，如果命运按部就班，这主儿说不定还是大巴山里牛背上的牧童儿，鬼使神差地竟骑着牛进了北京，娶了皇上的亲戚，跟老子骑牛出函谷关一样，他也是得了道了。我的几个哥哥谁都不认可这位王连长，包括最憨厚的老七，他对连长也敬而远之，从不主动搭话。那时候，只要老四一回家，就要翻弄我父亲的留声机，翻过来调过去只放一张唱片，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着重听的就是一段：
我只见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
下穿水裤，足下蹬着草鞋，
腕挂藤鞭，倒骑着牛背，
口横短笛，吹得是自在逍遥，
吹出了的山歌儿是野调无腔，
绕过了小溪旁。
我们谁听了这个段子谁都偷着乐，这无疑是在寒碜王连长出身卑微，顶多是个山区放牛娃罢了，要是老四们知道，王连长实际的生活还远不如唱片里的“自在逍遥”的话，不知又要编派出什么段子来，以从没受过苦难的大宅门出身的公子哥儿们的思考，山里的穷小子，大概就如那“丑末寅初”里唱的是一样的。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饥寒交迫，难。
当然，老四这么折腾，这么评论全是白搭，人家王连长和五格格根本就不在家住，人家有自己的机关宿舍，一切都是公家供给，连保姆都是公家给配备的，人家压根儿不在乎我们家放不放“野调无腔”的留声机。
老姐夫从来没有评论过王连长，不但不评，还喝五格格的喜酒，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那喜酒是王连长家乡的特产“西凤酒”，婚事过后，连长让办事员送过来两瓶，指着名说是给老姐夫的，老四让老姐夫把那两瓶酒扔出去，老姐夫说，好好儿的酒，干吗要扔？说着撬开瓶盖儿就往嘴里灌，老姐夫一边喝“西凤”一边赞不绝口，说这样的酒只配给秦始皇喝，“秦王扫六合，虎势何雄哉”，没有这“西凤”料嬴政也统一不了中国。
老四说老姐夫没出息，痛心疾首地哀叹：所愧为人夫，无酒致夭折！
跟新姐夫不理会“倒骑牛背”一样，老姐夫也不理会“愧为人夫”。
五格格和她的新丈夫在外面干着革命，很少回到戏楼胡同的家里来，也很少顾及到年迈的母亲和正在读书的我。那时候我们都处在饥饿状态下，粮食不够吃，周身浮肿。学校停了课，美其名曰：劳逸结合，这样，很多的时间，我就待在了家里。
每天的饭食是以两计算的，粮票在那个阶段成了珍贵无比的东西，谁能送谁半斤粮票，那交情该是深厚得不能再深厚了，其价值比今天送一套房高，今天的房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彼时的粮票是踏破铁鞋也觅不来的物件。我每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八斤半，这个数字至今记忆犹新，不会忘记。按说这个数量不少了，在今天谁能吃得了呢？但在当时就是不够吃，还不到二十号，粮就没了，每月二十四号是买下月粮食的日子，需早早地就去粮店排队，寅吃卯粮，恶性循环，越不够越吃，越吃越饿。我的哥哥们回来探望母亲，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躲过吃饭时间，怕让母亲为难。哥哥们一走，母亲就要掉眼泪，说儿子大老远奔回家来了，当妈的连碗热汤面也端不出来，怎么说得过去。可我知道，母亲是真端不出来，就是端出来了，哥哥们也不会吃。那时能接济我们的只有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六格格舜镘，她每次回来，总能带回些出其不意的东西，有时候是“人造肉”，有时候是，“小球藻”，还有一回给母亲兜回了两个人胎盘，说那东西是大补……
在我们家为吃而煎熬的时候，老姐夫那边出了岔子。
老孟找到我母亲说，去看看你们家的姑爷吧，是粮票让人偷了怎的，有一礼拜没动烟火了。
我母亲一听大吃一惊，人要是一礼拜不吃饭还不死吗！
母亲让我和老七舜铨快过去看看，真有什么事赶早给五格格报信儿，说是离了婚，也曾是夫妻一场的，再怎么冤家到这个时候也不能计较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