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枚巨大的运载火箭进入待发状态，它将把一颗试验卫星推入太空轨道。卫星控制系统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白拜尔，心里充满兴奋而紧张的期待。
此刻，他的老父高扬的心情和他很相仿。这一天，他起草的《省委一九八四年工作纲要》第二穗，在常委会上通过了。他们的十九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处在某种“待发状态”，他们也要把它推上去……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努力，河北的工作终于理顺了茬口，填平了坎坷。八三年八月，中央领导同志欣慰地宣布，河北的工作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进入了全国工作序列。接着又寄予更大的希望，要求河北应同江苏、山东、河南等省一样，在全国起“橱窗”作用。《瞭望》杂志和《文摘报》以热烈的笔调报道了河北省一九八三年的“五大成就”：大旱之年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超过“六五”汁划；棉花增产一倍，成为亩产百斤以上皮棉省，从后进行列跃居全国第二位；太行山开发研究取得显著成效……不久，《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十篇调查报告，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河北省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盛况……“开展一九八四年工作的主客观条件比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好得多了，”高扬在《纲要》开头写道，“我省工作‘落后一大截’的被动局面已经改变，我们有可能分清工作的轻重缓急，集中力量突出重点了。”《纲要》用“提高人的素质”这样一个总概念，贯穿八四年全省的工作重点，而首要的一条又是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创新精神。
“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党的领导干部自觉克服政治迟钝、思想保守的一切表现，勇于探索各项工作的新途径，创造新经验，”“对新事物不要率意否定，经过观察研究，认为应该扶持的，要勇于负责，大胆扶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讲台上一板一眼地宣讲《纲要》。
“——这里要插几句；看准了当然要扶持。你这不废话吗？不。有的同志看明白了也不敢扶持。违法乱纪，不上班。谁看不明白？怕得罪人哪！”（台下轻微的笑声）“……随时向上级机关提出新主张新建议。——解释一下：有些干部就是不提建议。错了怎么办？闹个不好印织。当和尚不撞钟。”（笑声）他象在私塾里背书那样，随着语调的抑扬顿挫，轻轻摇晃着身子，讲智力开发，讲建立灵敏的反馈系统，讲建设智囊团……他沉醉在上下呼应的会场气氛中，沉醉在即将开始的新的探索、改革和创造的乐趣之中，他进入了…种令人羡慕的自信的忘我的境界……就在这次会议的间隙，笔者访问了他。那天，他刚从会上回来不到二十分钟，我不期而至。他正拿着一本刚出版的文学杂志，读那篇四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于是，我们的闲聊式的谈话就从报告文学开始了……听他满有兴趣地谈论我们的本行，一个在心里藏了很久的问题不由浮上嘴边：他每天脑子里要装多少事情？
一个省委第一书记，按部就班地工作就够忙了，他还要下去调查，要改革，要亲自起草讲话和某些文件，还要随时留心国内外的经济信息，这一切之外，又给自己揽了许多杂事，比如报社记者的稿子，“本来忙得不可开交，但读了此文还是动手改了。改此稿的目的，除了希望读者看到这篇报道是好文章以外，也想帮助你们提高文字水平。我是从严要求。希望大家原谅我这个老头子爱直言，太唠叨。”一位青年农民业余作者写的故事《辣椒嫂》获奖，团省委请求把她转为干部，他批个“同意”就完了，却又嘱咐；请找一本《辣椒嫂》给我看。
我尤其想到了他主编的《河北经济文章选编》。那是他亲自发起的一次写作活动的成果。他说过，“有生产管理之权，而无相应的经济、技术管理知识，这是我们多年来生产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他对下面一些领导干部知识贫乏，眼界狭窄，靠“拍脑袋”指挥生产的状况十分忧虑。他想过许多办法：要求各级订购必备的书刊，开列必读书目，充实图书馆、资料室，以至推荐自己常看的读物等等，但收效总不明显。许多领导干部基础知识差，大部头的著作读不懂、钻不进，培养不起兴趣来。去年夏天，他到沧州调查研究，发现了沧州化工二厂“起死回生”的生动事例。这个厂八一年七月因亏损二十八万元而倒闭，工人放假去做小买卖。这时，县领导从天津请来一位叫王宏烈的工程师当厂长，王宏烈七弄八弄，没用国家投资一分钱，到八二年底创利润六十三万元。这在沧州地区引起轰动，都说这个人有“绝招儿”。王宏烈说：“这不是什么绝招儿，我就是运用了一些经济技术管理常识。”的确，他的经验介绍很能给人一些经济理论基础知识的启蒙。
“这很可能是推动干部学习的一个好办法！”高扬深有所悟。于是，六月十五日，他在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座谈会上发出了编辑经济管理知识活页文选的倡议。他设想选定一百个工农商各业基层单位，由各地领导、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三结合，各自写出四五千字的文章，经验与教训大体各占一半，并且都要上升到理论。一周之后他又召集省直机关各部门二十七位领导干部座谈这件事，从它的意义，到这一百篇文章的选题标准、文体、字数、完成期限，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建议组成一个编辑部，他亲自担任主编。
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主编。编辑部头两个月内编发的四十篇经济文章，他篇篇都看过，绝大部分文章，他都有修改和批注，有的批改达二十处之多。他的批注和修改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篇生动感人的文章。
在一篇题为《周学贵的“学问”贵在哪里》的文章里，有一句“周学贵为什么能变化这样大，变得这样快”，他将两个“这样”划出，写道：“两个‘这样’用得都不通。原来如何，没有写，读者何以见得变化大且快呢？”文中原有几句写周学贵在什么什么路线方针指引下之类套话，他删去后改为：“同样是执行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为什么周学贵能快他人一步，胜他人…筹呢？”又如，原文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后写道：“周学贵是深通此理的。”他改为“周学贵实际上是深通此理的”，并批注，“不加‘实际上’，好象周学贵熟读《资本论》了。”——改了，又说明理由。
最后，他在文章前面批道：“此文在经济文章中具有自己颇大的特色。用经济学的语言来分析总结一个农民家庭的生产经验，而且写的很详细，我过去没有读到过。所以此文很重要。但是此文有缺点。一是有时用惊奇的口气写，这不对。多年前老农民中精明人就是象文中写的那样会经营的，不过是年轻人未看见过他们施展才能罢了。用重新调动积极性、鼓励赞扬的口气来写就对了。二是分析农业家庭有的可用马列主义经济科学语言，有的不可，因为有些语言是适用于现代化工业和大农业而不适用于家庭经济的。文中不但有的地方用语不当，经济科学语言用得也太多，显得不通俗。只要稍加修改，实在是一篇好文章。”
一位专职的书刊主编，也不过如此，甚至不一定如此用功吧！浏览这些文章的底稿，我们不仅为他精深的学问、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也不难想见这位古稀老人呕心沥血，于灯下“躬耕”的情景！于是，插个空子，我忍不住问道：“您这样大年纪，一天工作下来，是否感到很疲劳？”我想他每天一定是咬牙坚持的。
高扬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他没想过这个问题？）摇摇头说：“……不明显。”
我吃了一惊。“那么，你年轻的时候很爱运动吗？”有这种可能，他读书时说不定是个运动健将，老底子厚实。
他的老伴、七十四岁的家庭妇女王纫兰同志忍不住接过话茬，用一口标准的东北口音说：“唉呀！可瘦了！还不到一百一十斤呢。还是老肺结核，这才好了没几年儿。”
高扬笑了，说：“也怪，我年轻时身体并不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文化大革命’十一年没工作，把精力攒下了？我没蹲监狱，除了挨批斗，就在家看书。我喜欢看历史书，历史上忠心耿耿被杀头的多了，比如岳飞、于谦……象我们这样的遭遇还算好的呢！另外，我那时还是有信心的：这么大一个民族，这么大的党，这么容易就折腾垮了？不可能嘛。”
听人说，重新工作后，他从不谈论“文革”那档子事，如今偶尔提及，却如此轻松，似乎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史无前例”运动“风起云涌”，化工部长高扬受中央委派，率领一个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出国访问。八月初回到北京，化工部大院里已经满是“揭批”他的大字报，“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自忖没有什么“罪行”，泰然自若，住在香山静心写他的出国访问总结。“总结”交上去了，向中央汇报完了，在部长位置上上了一天班，即被宣布“停职反省”，押上了万人批斗大会。
他忘了，五九年他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前科”；他忘了，他在工作报告中划掉的套话此时正是划分忠奸的“铁证”。因此，据悉他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中第一个“停职反省”，第一个上万人大会批斗的“走资派”，一时远近闻名。
批斗大会连开三天，其场景令人不忍描述。会场与他的家只隔一条马路，大喇叭震耳欲聋，家人不忍听，又不忍不听，六神无主。
“小将”们来抄家了。按当时的标准，在这位当了多年部长的高干家里抄一点“奢侈腐化”的证据是不费事的，但他们还是失望了。这是一座与普通城市居民住宅一样的统建楼，共四个单元，其中一个单元（两间）是公家留给他办公、开会用的，另一个单元是炊事员、公务员的住室，其余两单元（每单元三十平方米），住着全家八口人。家具呢？一九八四年高扬的家里依然没有洗衣机，电冰箱，老两口的居室里只有一个小书架和两只旧木箱，其中一只是未经油漆的五十年代从东北带来的。可以想见六六年该是何等简陋。
“小将”们翻来翻去，从松木箱子里翻出一捆纳得密密实实的鞋底。生在城市的孩子，大概从来未穿过妈妈亲手做的鞋，不知这是什么物件，厉色质问王纫兰：“你们这是……想干什么？”那东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特务用的“密电码”之类。王纫兰被问愣了：“想干什么？想给孩子和他爸做鞋穿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