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了，但还很年轻。
一九八二年他上任时七十二岁。下去调查，还能攀登钢筋焊成的单面云梯。走起路来，三十六岁的秘书说，不加油儿就跟不上他。
他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读书是他的休息和娱乐。他读三百页的理论专著，也读八开四版的农村科技小报；读英文版的《天方夜谭》，也读当月出版的文学杂志。
他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的（幸而上任以来他还没做过万字以上的报告），此外偶尔也写写文章，忍不住改改记者们的稿子，还担任过一本书的主编——象一个名副其实的专职主编那样。
他工作也和走路一样，讲求速度——效率。“查一查是谁误的事！”“有些文件是有时间性的，拖成‘明日黄花’还印它做甚！”他那里是从来不压文件的。纪委一位副书记下班之前把送给第一书记的呈批件发出，第二天一上班，看见他的批件已经送回在桌子上了。
他曾幽默地说，他赞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你们到底能不能办？如果再不办，我就另找两位不怕和我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但是肯干事的人在他而前绝无惶悚之感。他正在讨论会上发言，几个县委书记居然在一旁辩论起来。于是他就站起来，加大手势，提高嗓香，以争夺听众…一“现在有些电影、电视里有一种‘八股’调儿，”他在一次记者会议上即兴插话时说，“演公安人员，就是叼着烟走来走去；演高级干部，就是挺胸腆肚，哼哼哈哈，拿五做六的……我也算个高级干部吧，你们看是那个样子吗？”
一位省委书记说：和他一起工作，有一种新鲜感，振奋感。
一位省委常委说：他是敢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踏上自己脚印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
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离它最近的那个省城发出一道“命令”：中央决定由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到职；前任几位负责同志接此通知即离任回京向中央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无论何种意见，一律到京后再谈…
套红卷头下，寥寥数语，载着庄严、急迫的气氛，顷刻落到省委每一常委的办公桌上。一颗颗铅字，跳进眼里竟然有声有色，震耳欲聋…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
2历史对人的选择，常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几个月前农垦部不并人农林渔业部——高扬不从农垦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如果河北不是处于那样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中央便不会有这样一项任命。那么高扬晚年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本文所要描述的一系列故事——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篇章——也就无由发生了。
一九八二年，中国的历史已经推进到这样的关口，即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描述的那样：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斟酌这些字句的时候，却不能不为来自河北的消息忧虑，心上压着一块石头。
“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
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埋下了祸根；“左”的影响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在那里很难贯彻，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中央先后多次做工作无效，于是先后派出几位久经考验、且与河北两派素无瓜葛的老同志，接任了河北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遗憾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不久也被河北的复杂局面缠住了手脚。“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充分暴露出来，从省委、省直机关到相当多的基层单位，都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争吵不休。一年过去了，老同志们没有向中央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洋洋万言的告状信……一九八一年夏天中央批评河北工作“落后了一大截”，如今仍然是“一大截”。
这是什么时候了？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十二大”开幕还有一百天！不可容忍，不容等待。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再度易人。
可是，派谁去呢？那里的形势再也经不起反复了，那里的人民不能再次失望了……这是一件煞费踌躇的事情。
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集合着一群深受中央信任的老同志，由余秋里同志牵头，进行着“十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等组织筹备工作。高扬也在其中。他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入党。解放后，担任过沈阳市委副书记、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工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党、政、工、农，他都干过。重要的还不是他的资历和名分，而是素质，用党内一些老同志的话说，“这是个干事情的入”。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事业永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他退出农垦部几个月内，党和国家机关已有六种岗位先后来选择他了。平心而论，只要有工作，他都愿意做。“文化大革命”十一年半不得工作，无端垂老，滋味不堪回首。一九七七年，中央派他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时，他的“三反分子”帽子还没有摘呢。耀邦同志说：管它呢，先干起来再说！高扬也不计较，戴着就戴着，有工作就行！他就这样上任了。
……但是今天，考虑到“年轻化”这个大局，他自己的意愿是退出一线，重操四十六年前的学业，搞点经济研究。
这消息使他的老同事、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大喜过望，立刻表示欢迎。
偶然性就在于，上述六种职务由于种种原因，暂时都未变成现实。于是第七种职务便来叩门了。
这天晚饭后，余秋里同志同高扬一起散步，忽然对他说：“中央准备让你到河北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显然，秋里同志是受中央委托，先来吹吹风的。
这是高扬完全没有料到的，但对河北的情况，他有所耳闻。他懂得事情的严重性质。想了想，他诚恳地回答说：
“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河北又是那样的情况，我恐怕是力不从心了。从长远着想，是否请中央另外考虑人选……”接着，他向秋里同志推荐了三位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觉得他们都比自己适于担负此任。
半个多月过去了。这半个月内，想必中央进行了最后的权衡和抉择，看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是非他莫属了。于是，六月九日，习仲勋同志把中央的决定郑重通知了他……这天，高扬从中南海出来，径直驱车去找他在吉林和农垦部时的秘书韩立成，对他说：“中央已决定让我到河北去工作，我答应了。你能不能跟我去？”
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也有点沉重。他等待着回答。
韩立成沉吟良久。跟他说什么呢？那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前车之覆可鉴，这他知道，这些天，听到风声的老同事、亲友、家人，都反对他去河北，这他更清楚。他经历的坎坷够多了，垂暮之年，还要再冒一次风险吗？想来想去，韩立成还是忍不住建议道：“你能不能再找耀邦、小平同志谈谈？”
“我还能谈什么呢？”高扬说。
“就谈谈‘力不从心’也好啊！”
高扬轻轻地、缓缓地摇了摇头，说：
“一生中，这恐怕是组织上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我不能拒绝……”
不知怎么，韩立成倏地涌起一股慷慨悲歌式的感情……那时，他的家刚从吉林迁到北京，但他立刻回答：
“那好，我跟你去。”
命令和服从，大凡在两种场合体现得最为严肃和彻底：
一个在最下面，班长命令他的士兵；一个在最上面，统帅部派遣大将，同样是一令既出，冒死不辞。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高扬只带秘书韩立成一入，赶赴石家庄走马上任。
第二天，省直机关召开干部大会。这是个历史性的场面。前任几位负责同志各自发表了简短的感情复杂的告别演说。轮到高扬了，他表示今天只是向大家报个到，此外无话可讲。于是，散会。
他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准备捕捉他的每一句话，以判定对自己这一方亦即自己的命运有利还是不利，话他是要讲的，但那需要时间。
第二、第三天没讲，第七、第八天还没讲。转眼已是第十天了。中央为了帮助他摸清情况，派了一个九人工作组协助他，加上秘书和他自己，总共十一个人，要在十天之内理清这团乱麻，并非易事。仓促表态，无论说出有利于哪一方的话，都将重蹈覆辙，引起新的混乱。而迟迟不表态，将使两方的人都感到失望，何况一个五千三百万人口的大省的工作不容久等。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拿出一个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