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读者历来喜爱散文，但怎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恐是见仁见智而难以统一了。不过，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好散文终究是好散文，其中总有一些令你难忘的东西，或涧开一片精神的天地，或引起一种思情的共振，甚至读后还想回过头来读一读。我想，在这次“韩愈杯”散文大赛的征文中，是可以读到不少这样的好散文的。
当然，所谓“‘韩愈杯’散文大赛”，并不是那种流行意义上的“比赛”。它仅仅是从韩愈那里借点儿光彩，找点儿话题，目的还在于鼓动一下行进中的散文队伍。说起古人的散文，无论春秋、战国、秦汉、魏晋，还是唐宋、明清，都有很多好散文可以作为今人的楷模，其文采风骨也实在是不可超越了。而韩愈，却在散文创作的大河中独独树起一面旗帜，那就是“古文运动”。他的“文以载道”虽被今人嗤鄙多年，这只能说是被歪曲、被误解之后造就的恶果。其实，韩愈提倡的“文贵独创”、“辞必己出”、“因事陈辞”、“辞事相称”，正是当代散文观念急需补充的营养。
因此，以“韩愈杯”来活跃今天的散文创作，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措。同时，也使我们读到了不少精彩独到的文字。
从发表的征文可以看出，现今的散文观念已经获得了怎样的长足进步。写人写事、写景写情，人生感叹，世事抒怀，只要是与我们的生存景况相关的，无论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以各式各样的姿态或装束踏入了散文的沃土。譬知竹林的《梦之魂》，写的虽是人际旅程，但让人真真切切感受到的，却是巴金与萧乾六十多年的赤诚情谊；如今，生命的暮色已经降临，而暮色中的此情此谊便显得格外夺目动人。《梦之魂》的文献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到的则是一种人生的省悟：没有比情谊更值得珍惜的了；每个人都在茫茫世界中闯荡，孤独、逆境、风险，都需要情谊的支撑。
李存葆的《我为捕虎者说》，是一篇集全部笔墨而专注写人的作品，可称之为“报告文学式的散文”或“散文式的报告文学”，无论从何种角度掂量，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创造性。我读这篇散文时，开初以为是虚构，而后是越读越觉得真实：不仅仅是何广位这位老人的真实，而且是一种情理的真实，一种被宽阔思路携带着的感悟的真实，或一种与社会背景融为一体的独特人生的真实。写“奇人”往往被“奇”吸引，诚不知“奇”中有着与众生相通的情理，而《我为捕虎者说》的“我”，倒是由奇而凡，给读者留下了一片沉思回味的空间。
一样的触景生情，一样的缘物抒怀，或许还是相近的感动、相近的彻悟，甚至是大同小异的块垒，然各家自有各家的传达与写法，或悠远，或纵深，或辽阔而笼盖万千，或奇拔而险成一景……可谓应验了韩愈的“辞必己出”、“文贵独创”。甘心情愿走上风口浪尖的张承志，依然我行我素地写着属于自己的文章一《大理孔雀》一如既往，泛显着美文的色泽，作品述事写人、状景抒怀，说得上是思绪万千、联想翩翩，悠悠古今相间，把苍山洱海谜一般的古朴秀色与同样是谜一般往事幻想融合在一起，从而勾起了人们对于大理、对于逝去的岁月、对于孔雀及其致命部分一“她的胆”的迷恋或追索：断语是找不着的，但串珠似的感怀与联想，却使我们领受到了沉沉思绪的美。我想画蛇添足说一句，《大理孔雀》非高手而不可为。另一篇写得宽阔细腻的好散文，是周涛的《草原手记——高榻》，作品以翻阅记忆的笔触，写了草原，写了马、写了骑马的得意与幸福，但归根结蒂是写了一种心理感受，那便是意象中的有骑马者并辔而行的“高榻”，而“高榻”仅仅是踊跃着图画与音乐双重韵调的草原吗？“我没有马！”当这句话在“高榻”上再一次升起时，泪滴无奈也罢、怅然若失也罢，倘若有了马又将怎样呢？“我没有马”的慨叹，大约也算是一种微妙的社会心理景观，或一种人的生存状态的精神蒙太奇了。
周涛是诗人，张承志是学者、小说家，那画家或美术家的散文手笔又如何呢？韩美林的艺术创造性众所周知，那种幽默诙谐的美，那种意趣荡漾的美，那种只有感悟到了生活的旋律及底蕴才可能创造的美，人们已经难以忘怀了。而他的散文《人生美好，把美留住》，同样在拙朴的标题下，从那种风趣而不乏犀利的文字间，流淌出一种机智的、但又贴近世俗的高雅之美。说它像美学（或美育）论文，但其中没有弯来绕去的理性阐释；说的全是可触可摸的生活现象，拉家常般地道来，风趣幽默地说去，竟然把怎样才是美的理趣说得明明白白。所以，有眼力者一言便“击中要害”；“非在艺术炼狱中摸爬滚打过的人，绝对写不出此等文章！”然而，非艺术生活的感情何尝不是如此呢？如史铁生的《复杂的必要》、刘成章的《穷山饿石间的生命》，不就是从极普通、极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滤出的生存真谛及永远的诫喻吗？“复杂的必要”，必要就必要在复杂的过程所可能给予我们的种种启迪或激励：我们的灵魂太需要了，需要这种养育精神与情感的复杂过程。这是很少有人会想到的生活道理。“发现”这一概念对于散文的支撑力量是容易理解的，但“发现”与“发现”的传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穷山饿石间的生命》，则把这件事做得含蓄自然：“三百多年前，那叱咤风云的李自成，就出在这里”，篇末一句话，便使我们悟到了顽强的生命是如何诞生的，而今天的一部分生命又面临着怎样的精神与肉体的困惑。
吴若增先生说，现今的散文有点儿热，热点在生活散文和人生散文，其实，“人生散文”是个大题目，写生活就是在写人生，人生之于散文创作，早就是永远的抒写对象了。如这次大赛征文中的《白发》（冯骥才）、《人生能得几清游》（曾敏之）等，篇篇都是抒怀人生的。《白发》自生命入秋始，围绕“白发”而写尽了人生走向暮色的惊慌、凄然、迷惘，以及那种竭力挽留光阴的企图……当然，终局是“觉悟”：“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对此，年轻人可以一笑了之，而于“入秋者”来说，无疑是深刻的“劝慰箴言”了。《人生能得几清游》虽有点儿“想后思前”、“世事如尘”的凄凉感，但说的都是经历了“风尘扰扰、驿站迢迢”之后的明白话，既有“莫放春秋佳日过”的觉醒，又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顿悟，那是生命逆旅中对友情的重估与珍惜，―于是又想起曾先生在作品中写到的因读书而约故人联块作富春江之游、然终如飞絮流水的事儿，更让人领受到其中的沉重。
在发表的众多征文中，时有名家之作呈显在读者面前，如苏叔阳的《树叶》、陆文夫的《寒山一得》、邵燕祥的《怎一个“闲”字了得》等，确是老而弥博、博而见深，那偶得中的意趣，那信手拈来的人生见解，既出人格、又得境界，不愧是随笔式的好散文。而潘向黎的《人在东京》，看得出是一位年轻女性的笔触，其中写了“赞美”、写了“品茶”，都是东京生活中的琐事，但在优美洒脱的字里行间，却透出一种机智，一种优雅，一种明丽的生活精神，乃至一种中国人的自尊自爱的伟大品性。我很推崇《人在东京》的行文与思情。在充满了青春活力的作品中，还有一篇林敬钧的《祈求》，写雄鹰而不止于雄鹰，托出了不屈不挠的灵魂——作者是一位高中生，我想是值得庆幸与祝贺的。
现代汉语的散文，自“五四”以来，曲曲折折，蓬蓬勃勃，如今该是收获的秋天了。我以为，这个黄金的季节正在朝着我们走来，而“韩愈杯”就是一个好兆头。
一九九五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