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别离》四章是黄遵宪“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梁启超语），“能直言眼前事直用眼前名物”《夏敬观语），是诗体试验的典范作品。四章《今别离》运用乐府杂曲歌辞崔国辅旧题，风格古朴，写法悉依古法，而内容却写的上一个世纪末西方工业文明的新事物，先后分别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以及地球东西两半球昼夜等。其中被引用最广的是第一章：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前双轮驰，益增中心忧。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今曰舟与车，併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
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
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迹留滞不？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有论者将黄遵宪诗与孟郊《车遥遥》一诗作了对比，认为此诗“用韵与句意俱自孟郊《车遥遥》诗来：‘舟车载离别，行止犹自由’本孟诗‘舟车两无阻，何处不得游’也；‘併力生离愁’本孟诗‘无令生远愁’也；‘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本孟诗‘此夕梦君梦，君在百城楼’也；‘望影倏不见，烟波遥悠悠’即孟诗‘寄泪无因波，寄恨无因舟’意；‘所歌君归时，快乘轻气球’即孟诗‘歌为驳者乎，与郎迴马头’意也”。这种对比不管是否准确，都很有意思，说明黄诗是在有意套用前人诗情而赋以新的意趣。他的试验是有成效的，那些被认为缺少传统韵味的现代文明的事物，被诗人妥妥贴贴地嵌进了饶有古趣的旧框架中。他的工作也仅仅在于证实，旧诗是有可能表现现代事物的。他并不试图说明，旧诗应当被取消或被替代。这也就说明了，一批“诗体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行动所包蕴的“革命”性相当微弱。
但黄遵宪的《今别离》不经意间却向我们传达出一个崭新的信息，即一个生活在封建农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文明时所具有的新奇惑，以及他处理这些感受时所面临的表达方式的匮乏。作为这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黄遵宪具有极大的应变能力，由于他对中国传统诗艺的谙熟，他得心应手地利用所熟悉的技巧，对目前的新异予以恰当的处理。这就是我们此刻读到的既陈旧、又新鲜的《今别离》。中国初次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者，当他站立在19世纪的最后的太阳下，面对着喷吐着白色烟雾的轮船和火车这些庞然大物，首先受到震撼的便是它的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巨力。传统诗写离别常用“别肠”一语，但黄遵宪这首诗开头便写“别肠转如轮”，把传统的意境与火车的车轮转动加以联系便颇新异。在过去，诗人笔下的车轮是“一日一万周”，而现在却是“一刻既万周”，则是对于现代速度传神的描绘，这在传统诗文中是没有的。《西厢记》写离别，是马儿缓缓地行，车儿慢慢地随。所有的古旧诗文，那离别都是一缕扯不断的丝，悠悠地向着无边的深远扯开去……现兮，诗人显然对眼前这种现代怪物造出的速度很不适应。他感到这种现代舟车甚至不如古代舟车，同样载的是“离别”，而后者却要“自由”得多，因为可以慢悠悠地缠缠绵绵地握别。而现在，钟声一响却是非离不可，无情到“顷刻不少留”的。此外，“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也极言现代速度之奇妙，诗句对这种现代交通工具飞速奔驰情状的传达相当地简括传神。
《今别离》第四章写的是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观照下，地球两端昼夜明晦两相差异的感受，也是以古意出之，用男女双方互相追寻而每每相乖相喻，甚为精妙有趣——
汝魂将何之？欲与君相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
昨夕入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
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
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敢常参差？
举头见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
君在诲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
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
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
《今别离》是古题，却别寓新意。今即现代，这就是它隐含着现代意念中的人生离别的内涵。这一首写的依然是离别的主题。开始自问，你的魂魄要到哪里去？答曰，我要和你追随在一起，不管大海的风波多么危险，我都要跟着你！但人已离去，远离万里相随并不可得。而且距离是那样的长，地不可能因而缩短，即使是鸟儿的翼翅也难以跨越重洋。更加不可逾越的却是自然界的障碍：这里明月在天，是夜晚时分，而你那里，却是拂晓清晨！我们二人“眠起不同时”，那梦魂又怎么相依？这样的诗一下子把传统的时空观念打破了。人的视野拓宽了，思维也变得焕然一新。黄遵宪的诗歌变革主张，是尽量采用古法以表达新观念。这种观念新是新了，却依然站在保护旧法的立场，所以并不彻底。但它实践的结果却造出别样的境界：中国传统诗的境界是静，时间是绵远不变的，白天和夜晚也是固定的。这样的意境在现代科学的侵袭下解体了，这章《今别离》中的人生离别之苦，无形中增加了新的悲愁一即使是梦魂中的相念，也变得难以实现了，因为不仅人各一方，而且是“昼夜相背驰”，如何能够相聚呢？这就是现代诗意。现代诗意终于堂堂皇皇地打进古诗中来了，这还不让人为之兴奋吗？所以，尽管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和“今人不必与古人同”的诗观并不彻底，距离民元之后的新诗也还有很长的一段间隔，但他以“新理想”、“新观念”的这种对于古典的“侵入”，却是亘古未有的第一次冲击，他是功不可没的。
论及黄遵宪对诗歌变革的贡献，自然不能忽视作为旧诗人，他以宽广的阅历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所带给古典诗歌内涵的增广和艺术的助益。黄遵宪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了解西方世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的见闻的深广，经验的丰富，在当时少有及者。东方的曰本和新加坡，西方的英、美诸国他都到过，出使各国期间，航行海上多有停靠，还顺道访问过许多国家。就旧诗而言，他无疑为之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过的风情人物和诸多常识，这种对于旧诗意境的拓展乃至更新是无形的强烈，不仅是一种冲击，而且是巨大的震撼，是一场没有宣称的变革。
“公度负经世才，少游东西各国，所遇奇景异态，一写之以诗，其笔力识见，亦足以达其旨趣。”
世界，为古今诗家所未有也”，这是徐世昌对他的诗能充以“奇景异态”的肯定。这样的评论很多，就黄遵宪的创作看，这一点的确非常突出。他的工作使中国旧诗的内涵得到极大的增广，以往认为某事某物不宜入诗的，如今在他笔下均有了相对妥贴的处置，这是他的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开阔了旧诗的新领地，或者说，他发现了传统诗歌天空的新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是中国诗的哥伦布也未为过分。
黄遵宪的确开阔了中国传统诗的视野。他写巴黎埃菲尔铁塔，写苏伊士运河，写伦敦的雾，写西贡和香港，写大阪和日本的楼花。而《锡兰岛卧佛》一诗，皇皇二千余行，是一首规模浩大的涉及佛教历史以及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巨制。在诗中他说的是历史，而不忘的是现实。如其中“既付金缕衣，何不一启颜？岂真津梁疲，老矣倦欲眠。如何沉沉睡，竟过三千年”，说的是佛，却让人想到中国的昏睡的老态，以及诗人自有的那份焦虑。此诗最后的结语依然落在对于现世的感叹上：“海无烈风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旦，谁侮黄种黄？弱供万国役，治则天下强。明王久不作，四顾心茫茫。”此诗写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此年正月十一日，黄遵宪随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使薛福成大臣出访，二十七日抵锡兰，二十八日作此诗。此时中国积弱已深，正思奋发，诗人回顾绵长古国历史，心不能已，故有此种感慨。
中国旧诗的历史是太长了，它所形成的规范，使几代诗人蒙受罗网，而无能冲破。这造成中国诗的凝固和停滞。当世界即将告别19世纪而进入20世纪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升腾起工业革命的光芒，它的光焰使睡眼惺忪的中国为之目眩。但是中国诗却不能包容和接受这种赐予。黄遵宪是率先把这些光芒投射在中国诗歌黑暗天空的第一人，他把当日世界那些最新的观念和信息，以及他所亲历而又为国人所陌生的异域风光展现在中国那些封闭的耳目之前，他使中国诗歌甚至使中国社会着实地经受了一次强刺激。对此，撰写《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一文的作者有过一番非常中肯的评说：“以异邦的景物来扩大中国诗歌的领土，这功绩是不小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称黄遵宪“是中国自有诗以来第一个有世界观念的诗人，这固然一方面由于他的游踪广阔，见闻繁赜，同时他敏于感受的精神，也容易吸收到时代的思潮，非庸俗之诗人所可迫及。”
封建末世的奇才
黄遵宪是封建末世出现的一位奇才。在那样封闭的社会里他的学问和才华能得到如此全面的发展，一方面由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同时也是时代的催迫。处于危势和濒于灭亡的中国，呼唤着一批志士仁人为此奋斗和抗争。这使一批精英分子自然地站在了风雨的前列，他们随时听从时代的召唤贡献出自己的智慧。这一切，若是说，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是一个梦想的话，那么，在1898年即戊戌那一年的夏秋之间却彻底地破灭了。
于是，此刻我们谈到的这个曾经受到皇帝的重视并且亲自阅读过他著的《日本国志》、长期担任过外交官员的黄遵宪便在那一场历史的刀光剑影之中消失了。留下来的仅仅是我们此刻絮言不休且名实难副的“诗界革命”的一个代表人物。
其实，黄遵宪的才识远远不止于做一个让历史记住的诗人，他的才识是超乎常人的。光绪二年黄遵宪第一次见到李鸿章，当时李告在座的郑藻如称黄为“霸才”。李对黄的第一次见面便有这么高的评价，可见其不凡。黄的才识的确不仅在文学和诗上，其表现为全面的和特出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创造——一个希望创造奇迹的时代，总是首先创造它的创造者。
这些年国内对清末政治家曾国藩的兴趣骤然升温，曾的各种文集相继重复出版，似乎对他的评价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此事而言，想起黄遵宪对曾的评价上来，益发显示出这位诗人不趋同、不媚俗的独立人格精神。事情缘起于早年梁启超想写一本《曾国藩传》，就曾的为人的评价征求过黄的意见。黄为此给梁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仆以为其学问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哲学，未梦见也”，“此其所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则朝廷之命，在下则疆吏之责耳。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所学皆儒术，而善处功名之际，乃专用黄老；其外交政略，务以保守为义。尔时内战丝棼，无暇御外，无足怪也；然欧美之政体，英法之学术，其所以富强之由，曾未考求，毋乃华夷中外之界未尽泯乎？凡吾所云云，原不可以责备三四十年前之人物。然窃以为史家之传其人，愿后来者之师其人耳，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
这些见解的批判精神非常鲜明。但他不是对前人作超越历史背景的要求或指责，而是充分考虑到彼时彼地各种条件造成的局限性。但是他仍然认为曾国藩的学问立足于儒家不仅支离破碎而且陈旧保守。曾国藩最致命的弱点则是不了解世界，对国外之事一无所知，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近世而缺乏全球观念则是极大的缺陷。黄遵宪认为历史的作用是使后来者有所学习有所借鉴，但是，若“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学他就会误国，且对自己也无益。由此可见黄遵宪卓然自立的超人胆识。其他等等，还有很多，如他在日本、朝鲜等国际关系问题上给予朝廷的建议等，都证明他的经验与学识绝非一个“诗人”（不带任何贬义）所能概括。事实上，1898年2月光绪皇帝调阅他的著作就不是把他看作诗人。这位皇帝不是像嗜才、也显才的风流天子乾隆那样出于对诗才的器重而和他切磋诗艺的。光绪是乱世天子，焦头烂额的国际国内种种事务，使他早已失去承平帝王那样的闲情与雅致。他的想起黄遵宪，是他对这位熟练的外交官的才识早有风闻，而且他听说这位幕僚有那样的一本书，这本书不仅介绍了作为同一人种和同一文化根源的亚洲近邻的山川风物、历史现实和典章制度，而且还对它的兴盛和皤起有着精当的论析——立志救亡兴邦的皇帝，想听听这位知识分子的意见以便对自己的决策有所禆益。这样，就有了本章开头讲的那件“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的记述。他不是想起大清国中还有这么一位诗人，这位诗人不仅五言古体写得漂亮，还会写一手工整的七律，还倡导过什么“我手写我口”，等等，完全不是！
这种关于“他是诗人”的评说，是百年之后我们的事。是我们发现在别的方面无话可说，或者是，我们感到了历史的沉重和无情，感到了一切是欲说还休，才想起了诗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许多深谙社会和文学的人都知道，诗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它往往能够代表一个社会的精神存在。它可以作为文明的灯盏在那里无限延伸地点燃着，代表那个时代不灭的光焰，它有时更是一个良知在那里思考和发言。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诗尽管“微不足道”，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诗是一种最后的支撑，当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诗存在着，所以说：屈平辞陚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