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学就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国维仍然拒收。他于1922年8月1日《致马衡》中说：“昨曰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及大学條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怵。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己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朿脩。窃以尊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亳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邸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托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在大学方面看来，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着还会不受职位。于是，马衡干8月17日又致函王国维说：“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脩，如先生固辞，同人等更觉不安。昨得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兄来函，深致歉疚，坚嘱婉达此意，兹将原函附呈。”同时，再请张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务祈赐予收纳，万勿固辞，幸甚幸甚。”这封沈兼士致马衡的书信手稿，近期亦已见到。沈兼士听到王国维不受薪金事，郑重地告诉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倘。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人欢迎之微忱，赐予收纳，不胜盼荷。顷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王国维多次不受薪金，显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廉洁。这使人想起了殷周时代的伯夷，作为遺老，不食周粟而亡：那末，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国的国立大学的薪金呢？看来老实的王国维在思想中经历了曲折的斗争。蔡元培校长很懂得体贴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这不是薪金，而是邮资。因为，既，然接受了通讯导师的名义，紧接着“邮资”总该接受的。这样就名正言顺了。果然，王国维在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的信中说：“前曰张嘉甫携交手书并大学脩二百元，诸公同意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愧耳。”并且，立即任事。他说：“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诸生頋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王国维终于多请才出山。”
沉思的铜像
在现今的北京大学一角，那里有一个湖，这湖到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名字。怛未名湖却成I’它的流行的、也是永远的名字。那里还有一座塔，那塔倒是有名字，叫博雅。也许，这似是预先设下了一个名字，让北大接受并丰富它。就在湖光激滟、塔影婆娑的校园一侧，那里有一棵只有北方寒冷气候才能成长的巨大的雪杉，在雪杉的浓荫下，蔡元培先生在那里永恒地沉思着。他的安祥而容智的目光，一直深情地注视着现今的一切，也许他是在想今日的北大是否承传了他的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许他是在回忆“五四”时代他为保护营救被捕学生愤而抗议辞职的悲壮往事。
要是再把目光往前追溯，北京城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名叫沙滩（其实那里没有海，当然更没有所谓的沙滩、那里站立着一座魁梧的楼宇：红楼。红楼的一侧，是民主广场。这些，都是与1919年开始的中国现代史相关联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和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校长联系在一起。
正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几乎都和社会危难有关。1919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举行了巴黎和会，北京军阀政府在会上签订了丧国辱权的条约。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5月4日以北大为中心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队伍便是在红楼钟声的导引下，在民主广场集合并由此出发的。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痛殴章宗祥。警察逮捕学生32人。3日下午，各校学生在北大开会，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一致联合，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蔡元培校长为抗议当局逮捕学生，愤而辞职。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不止一次为保护北大师生而以辞职相抗议。1923年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教授，蔡元培义一次辞职。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进步学者。
蔡元培以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为北大竖起了永恒的丰碑。在他手中完成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改造，使之以崭新的，既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又拥有领导最新学术潮流的，具有先锋精神的，传统与现代、中国和世界综合融汇的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它不仅以学术的博大精深和创造精神著称，而且也以它对中国社会的使命和责任的承诺著称。
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处。这些社会的才俊贤达之士一直作为民族和社会的大脑，进行着富有历史性的思考。北大师生因此也成为民族和社会的良知，他们勇于在社会和国家危难时挺身而起。北大的这种既代表学术和科学，又代表正义、勇敢和道德的伟大精神，是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建设并完成的。是蔡元培赋予北大以与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校名相称的胸襟和气魄。蔡元培本人也在这种建设和賦予的过程中成为北大精神的代表。
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校名的更换表达了中国历史的一次腾跃，中国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到民主共和国的腾跃，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的一次大转移。这种腾跃和转移，极而言之，在于证明中闰社会的进步与这所学校的成立有着极密切的关联。
五匹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北大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是由北大的教授和学生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阵地《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最先叫《青年杂志》》与北大师生关系极深。据胡适自述：“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民国七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he Renaissance，本义即是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
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火种，也是由北大的黎授点燃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断言白话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中国文学史中开创新时代的宣言书。后来，胡适又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详细论析了上述观念。1917年2月，也是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呼应胡适的理论，发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有着维视历史的非凡气概：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篇宣言所具有的魄力与胆识，可以与世纪之交出现的巨人精神相衔接且毫不逊色。由于这批人勇敢的宣告以及创造性的实践，终于使这场空前的文学革命取得了成功。数十年后的今日，有人重新评估这些前驰者的言行，有责之为过激主义者，其实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见解。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简单地斥之为“破坏”亦为未妥。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每一项都是既有“推倒”，又言“建设”。他在作这样的论述时，有着整个的旧文化和旧文学作参照。旧时文学样式所具有的束缚和局限、僵死和腐朽，它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之与新时代的严重脱节和不相适应，以及清末以来“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的未能奏效，激起了那些前驱者的“改造”或“革命”的愿望。这些人，不是简单地提出口号，他们还付之实践。是既有幻想，又肯实干的一代人。胡适是其中最富幻想性又最富实践性的一位猛士。他的新诗“尝试”，以及“尝试”的成功，如同千年壅塞的河流被打开了一道缺口，从此激流奔涌而形成不可阻挡的浩荡之势，实有赖他那种勇于试验的实践精神。
重评“五四”
20世纪最后儿年，也就是“大批判”、“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巨大的文化灾难和文化动乱之后，人们在进行历史反思时，从以往的过激的和粗暴的行动中，于巨大的惊恐和惨痛之余得到某种启示。这种启示不幸地与五四运动发生某种联想，联想导致谴责。他们以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总结。其实，这些判断乃至结论恰恰是激动之余又混杂着惊惧的情绪性的产物，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和理性的总结。
这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估，在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中多持批判性立场或质疑的态度。一位中年学者把“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又把它与“文革”和80年代文化热联系起来，统称为“三次文化批判运动”。认为“‘五四’的反传统的传统”经过“文革”进一步得到强化，“文革”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面的发展”。他在另一次发言中重申上述论点，认为“五四”文化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揪，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在学术层面上，全面否定儒家的价值体系和整个中国传统的价值，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两分，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割裂，以科学、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确了解“传统”、“权威”的积极意义，这显然失于偏颇。01这是一段倾向性十分明显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在诸多的指责中一种较为冷静的评述也在出现。1996年五四运动77周年前夕，《光明日报》邀请三位学者重估“五四”精神，与会者的谈话中表现出深刻的学理性和历史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云志高度评价了“五四”的功绩广民主与科学的旗峡竖立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进步。醤如：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为社会进步、文化创造开出无数法门；新教育的诞生，为国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础；新文化的诞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学术范式的建立，为活跃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为扫除愚昧与迷信、发展科学与技术创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国故，翻译西书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工作。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教育、慈幼事业等等的提倡，则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提高人民素质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有这些，都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分不开的。耿云志这个发言，是对众多的事实的概括，他所讲述的内容，很难以“过激主义”的名义予以取消，所以，是相当切实和相当冷静的总结。
在接近世纪尾声的1996年，陆续出现了这样一批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言论。这些言论对于那些浮躁的、情绪化的判断有一定的沉淀作用。中央音乐学院章仲德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重估了“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其中一些判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更重要的，则是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五四”的根本精神。既有激进的“五四”，也有渐进的“五四”；既有排他的“五四”，也有兼容的“五四”；既有救亡的即政治的“五四”，也有启蒙的即文化的“五四”。“五四”有启蒙与救亡两层含义，其救亡一面与历史上的救亡有同也有异，同在爱国，异在君国分离，人民自觉参政议政，即救亡建立于启蒙之上。……而救亡是紧迫任务，常导致激进、排他、启蒙非一蹴可就，必要求渐进、兼容，故“五四”的根本精神不是救亡、爱国，而是启蒙、民主，作为斩文化运动，其本质更不在救亡而在启蒙，不在激进、排他，而在渐进、兼容。就此而言，更不能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
如再顾及“五四”的实践，则我们可以看到：辜鸿铭可以与陈独秀同登讲坛，《学衡》可以与《新青年》分庭抗礼，坚持文言可以与提倡白话共存于世；“中国本位文化”论可以与“全盘西化”论激烈争辩；自由讨论带来了学术的繁荣，因而涌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这样的思想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这样的哲学家；鲁迅、曹禺、巴金、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家。就此而言，将“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便经不起亊实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