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美好的、真诚的，值得人生死相许、倾心相随。所以，这世上便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相随的不离不弃，便有了焦仲卿与刘兰芝以身殉情的生死相依，便有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凄艳哀宛，便有了牛郎织女天上人间的惊心动魄……在《诗经·鄘风·柏舟》中，就写到一位待嫁的女子。她渴望爱情，希望自主婚姻，谁知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就下定了宁可以身殉情也不改变自己的意志的决心。在这世上，再没有比爱情更能值得以身相托付的了。爱情需要彼此忠诚，也值得为它海誓山盟。所以，为了爱情，当一些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因素出现时，当初的海誓山盟就成为了爱人们间于难舍难分之际化作永不分离的信条。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这些信条当中不变的承诺，体现的是一种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情怀。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花前月下，恋恋风尘，和所爱的人在一起，这是一生中最幸福浪漫的时刻。“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古往今来，爱情成了人们吟咏不绝的永恒主题。《诗经》中把这种主题反映出来，不正是遵从人性的体现吗？所以，从爱情的角度，《邶风·击鼓》中出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说法，所反映的就是恋人间的那种不离不弃、难舍难分的情形。因此，与其说它是体现战友情怀的，不如说它体现爱恋情怀更确切。
另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还可理解为奴隶临出征时，对主子说的尽忠心的话。当然，不论它体现的是战友情怀，还是爱恋情怀，还是忠主情怀，当它们面对战争的时候，所宣泄的都是对远离战争的期盼，都是呼唤对个体生命的尊重，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怀想，都是来自心灵深处最真挚的声音。
6.“知我者，谓我心忧”所指的是一种忧世情怀吗？
“知我者，谓我心忧”出自《诗经·王风·黍离》，与它相对应的还有下一句——“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中讲述了诗作者因公务外出到周朝原都城镐京，访问原宗庙宫室时，所见到的是到处长满了黍苗，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见到印痕了。这些，勾起了诗作者无限的愁思。于是他徘徊在荒凉的路径上，内心禁不住充满无限怅惘，悲从中来，发出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喟叹。并且，诗作者的这种心境先后经历了黍由苗长到抽穗，再由抽穗长成黍实的整个过程。他所见到的，颇有山花不知人事改的意味，但他的内心却始终不能自已，每每在物是人非面前触景生情，仰首乞问苍天，渴望寻求到答案。
镐京是（西）周的都城。公元前781年，周幽王继位。他在位期间朝政腐败，国人怨声四起。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他派遣伯士率兵讨伐六济之戎。伯士战死，周朝失败。这个时候，天灾不断，周朝的统治处在了内外交困之中。后来，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以及太子宜臼，改以宠幸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为此，宜臼逃奔到申国，申侯联合鄫国与犬戎进攻镐京。最终，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
周幽王被杀后，申、鄫等诸侯便与赶来勤王的郑、卫、晋等诸侯里应外合，大败犬戎，犬戎退走。于是，他们便拥立周幽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为躲避犬戎的侵袭，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将都城东迁到雒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史学上的东周的开始。
《黍离》这首诗就是在平王东迁后不久，诗作者来到故都镐京时有感而发的作品。在他的眼里，再也见不到昔日的城阙宫殿的恢宏气势，也不见了昔日街市的繁华景象，当年偌大的都城，已是一片荒凉，满目疮痍。此情此景，让他产生了一种深沉的情怀：“只有理解我的人才说我是心中忧愁。不理解我的人都会问我把什么寻求。悠远的苍天啊，是什么人造成这种局面的啊！”毫无疑问，诗作者在物是人非面前所迸发出的就是一种忧国忧世的情怀。这是一种博大的心胸和崇高的志士情结，是一种鞭策和砥砺后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也许是该诗作者开这种风气之先，以致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忧国忧世情怀的人层出不穷，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其中，首推与《诗经》年代相近的楚国人屈原。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出身于贵族家庭。那个时代，秦、楚、齐、燕、赵、韩、魏七国各自称雄一方，四处攻城略地，互相杀伐，连年混战不止。那时，屈原正当年青，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就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而为了对付那时最强大、时常攻击其他国家的秦国，屈原亲自到各国去做工作，希望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
怀王十一年，屈原的外交成功，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聚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联盟的力量，制止了强秦的扩张。于是，屈原受到了怀王的重用，怀王将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交由他处理。但是，楚怀王身边的一些大臣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在秦国人使用的离间计诱使下，最终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随后即位的顷襄王，继续迫害屈原，一而再地放逐他。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满怀忧愤，于同年五月五日投汩罗江自杀。屈原的忧国忧世情怀行于他的公务中，闪现在他的著作中。仅从他被楚怀王疏远时创作的《离骚》中就可见一斑。
《离骚》中，屈原通过对以往生活的回顾，愤怒地揭露了楚王的不辨忠奸和昏庸无能，同时揭露了贵族集团的腐朽和寄生性，他们贪婪自私，背法妄行，结党乱为，是把国家引向危亡的罪魁祸首。而屈原也于作品中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心志，强烈地抒发了自己苦闷和矛盾的心情——为自己的人生际遇、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更为自己不能为国施展抱负、分担忧愁。所以，我们就听到了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呐喊声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哀叹声。这些都体现着他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同情人民的真挚感情。
《黍离》中的忧国忧世的情怀，已成为仁人志士共同的心结，影响深远。在文人当中，唐代的陈子昂可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陈子昂系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青少年时轻财好施，为人慷慨重义气。24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则天重视。他生性耿直，关怀天下，直言敢谏，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株连下狱。他在26岁和36岁时两次从军边塞，积极反对外族统治者制造的分裂战争。
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族李尽忠、孙万荣叛乱，陈子昂跟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任军事参谋。战争中，武攸宜轻敌，致使前军大败。陈子昂热情进谏，并推荐自己分兵万人为先锋去杀敌。但武攸宜把他只当做一个书生，轻视他，不接受他的自荐。过了几天，陈子昂再次自谏，没想到这次激怒了武攸宜，将他贬为军曹。
这时的陈子昂，满怀悲愤，于是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诗中，陈子昂慷慨怀古，把个人壮志难酬的忧愤展现于广阔的背景中，体现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孤独，并将文人身心被压抑的无奈化作了报国无门的凄楚。不过，该诗并不颓靡，反而于其间暗含着一种激荡于胸的豪情——一种将忧国忧世转化为报效祖国的热切渴盼。
与陈子昂等一样，中国历史上心怀祖国、忧系天下的仁人志士不计其数且代代相因，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最宝贵的力量之源。并且，忧国忧世相对于个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国情怀，更是一种美德。所以，宋代的范仲淹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也许正是得益于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傲然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生生不息。这，从源头上来说，《诗经》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