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犁Θ谋遗女乐之说
《世家》云：“与闻国政三月，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Θ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於政事。”此盖因《论语》之言而附会为之者。其谋与秦穆公间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汉以後诈伪人之所为，不类春秋时事。《三传》所纪，春秋时绝无此等事；独《史记》数数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载，定公十年，犁Θ已有“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之语，既有沮之之方，彼时何不用之，乃为会於夹谷？是年齐归汶阳之田，已致地矣，仅三四年，何以又谋致地？是年会毕之时，景公方责犁Θ，谓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获罪於鲁君，今日何以又听犁Θ之谋乎？详《世家》之文，先後矛盾，首尾背驰，乃必无之事，盖皆战国策士之所伪撰。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前《夹谷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并《孟子》）
去鲁之年
《史记鲁世家》，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堕后阝”、“堕费”，《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孟子所谓“见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堕后阝堕费之时。既云“三月不违”，则三月以后鲁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馀日事耳。然则孔子之去鲁当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孔子世家》误也。又《十二诸侯年表》，去鲁亦在定十二年，与鲁世家合，当从之。
【附录】“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於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左传》定公十二年）
围成在孔子去後
《史记孔子世家》，围成之事在去鲁前，缘其以去鲁为十四年故也。今去鲁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而《春秋》书围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则其在去鲁之後无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辄围之，围之弗克而遂置之，轻举妄动，有始无终，皆非圣人所为，不待辨而明者。故附录於去鲁之後。
《年谱》记摄政五年之谬
《史记孔子世家》，摄相去鲁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虽未合，要其时不甚久也。《年谱》则云“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五岁，鲁国大治，齐人致女乐（云云），遂卫。”是谓孔子摄政已历五年矣。余按《论语》，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己可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明孔子见用未尝至於一年也。若果摄政五年，不可谓不久矣，孔子何以言无用己者乎？其说更疏於《世家》，且与孟子所称“见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卫
按孟子谓“孔子不悦於鲁、卫”，是去鲁後郎即也。《史记世家》、《年表》皆言自鲁卫与《孟子》合。故次“卫”於“去鲁”之後。
“於卫，主颜仇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按《孟子》作“颜仇由”，《世家》疑误。其谓“子路妻兄”云者，盖因弥子为子路僚胥而误也。今不从。
【附录】“子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
此似初至卫时之言，故附次於此。
“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辨致粟六万之说
《世家》云：“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按《春秋传》，秦钅咸、楚比之属皆以班爵各受应得之禄；《世家》所云颇似战国养士之风，殊欠雅驯。今不取。
【附录】“王贾问曰：‘与其媚於奥，宁媚於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
按王孙贾见於《论语》、《春秋传》者皆在灵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辨主蘧伯玉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将陈、过匡，过蒲。月馀，反乎卫，主蘧伯玉家。”此後乃有见南子之事。余按《论语》，孔子曰：“齐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又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所谓际可，盖即礼貌盛衰之义。孔子去卫，必不待於灵公之疑，乌有恐获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陈则喳陈耳，匡在卫南，过匡可也，蒲在卫西，过蒲何为？卒不陈，月馀而反乎卫，又何为乎？孙林父将作乱，先谒之蘧伯玉，伯玉从近关出，时鲁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为其卿所重如此，当不下四十岁。下至鲁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当百馀岁矣。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果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鲁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复见於传，又不容晚节竟无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则孔子卫之时，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卫之大夫莫有贤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仇由？既主仇由矣，在外月馀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将谓与仇由有隙邪，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盖《论语》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语，故《史记》妄意孔子尝主伯玉；又因其与《孟子》不合，故为去卫复返之说以两全之，而不知其误也。余谓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时；其平日或尝一见，或两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强为之说。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畏匡条》下。
【存疑】“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篇》）
子见南子事可疑
此章，汉孔安国固已疑之。孔氏曰：“旧以‘南子者，卫灵公夫人，淫乱而灵公惑之。孔子见之者，欲因以说灵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说，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咒誓，义可疑焉。”盖男女之别，本不应见，加以淫乱，益非所宜；而指天为誓，亦与《论语》所记圣人平日之言不伦。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说，不复别陈所见，则晏亦疑之矣。自晋以来，乃或曲为之说，栾肇训“否”为“屈”，蔡谟训“矢”为“陈”，谓“孔子为子路陈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厌；见南子者，时不获已也。”其说巧矣；然文义则牵强难通，事理则无所发明，且孔子在卫乃际可之仕，礼貌衰则去之，亦不至於时不获已而自屈也。朱子谓“仕於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且据世家之文，以为“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其说似矣；然古礼不可考，《春秋传》中亦殊不见，则朱子亦仅出於臆度，恐不足据也。或又以南子为南蒯；南蒯固不优於南子，而其时亦不合，所谓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辞者，其说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後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於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後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说并见前《堕费》及後《佛》，《论语》条下。
辨为夫人次乘之说
《世家》见南子後，“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宋；桓魃欲杀孔子，孔子郑。遂至陈，主於司城贞子家。居陈三岁；去陈，过蒲，遂卫街。”余按：孔子之圣，必不为夫人次乘；灵公虽无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见几而作，礼貌衰则去之，为夫人次乘不仅衰而已，孔子岂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无者。且孔子既去卫而陈矣，居陈三岁，无故而复卫，何耶？岂困於陈而遂忘前此之辱邪？与其复来，则何如前日之不去之为愈邪！使灵公又辱孔子，孔子当何以处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录；而桓之难，贞子之主，悉载之“问陈”之後。详见後《际可条》下。
辩与蒲人盟之说
《世家》云：“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卫。灵公闻孔子来，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云云）。’灵公曰：‘善！’然不伐蒲。”余按《春秋经传》无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经》云：“卫公叔戍来奔。”《传》云：“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而《世家》以去卫为定公卒之岁，又居陈三岁而後过蒲，则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既畔卫，孔子何难纡道避之，乃轻入险地以自取祸。况蒲在卫西，陈在卫南，自陈来不由蒲也，孔子过蒲何为焉？要盟，神固不听，然既许之，甫出而即背之，亦岂圣人之所为邪！蒲，卫之属邑耳，灵公好战，屡伐晋，而独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对灵公之问陈，而於灵公之不伐蒲独力劝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战国人之所伪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辨佛召孔子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