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余按：《书微子篇》深切恳挚，无非爱君忧国之言，正与箕、比之心无丝毫异，但补救无方，不得已而去耳；是以孔子称仁，孟子称贤，乌有佐周以覆宗国者乎！胶鬲事虽不详，然孟子与传说、箕、比并称，则亦必无私与周盟以邀利之事矣。文王三分有二：武王、盂津之会，诸侯八百，是周之力本足以灭商，故孔子曰：“以服事殷，可谓至德。”谓其能代商而不代商也；何待於周、召私与微子、胶鬲盟而後能灭商哉！微子、胶鬲之与武王皆不应有此事，然则伯夷、叔齐亦必无此事也明矣。盖战国之世邪说并作，皆喜毁古圣人以便其私；但闻微子封於宋而不知其故，则以不肖之心揣之，而以为私与周盟也；闻伯夷尝饿於首阳而不知其故，则又以不肯之心附会之，而以为恶武王之伐商也。武王果许封微子於宋，何以克殷之後不封微子，乃封武庚？夷、齐果避周而饿於首阳，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见於战国诸子之书乎？此宜少读书者皆知其妄，而儒者往往信之，其亦异矣！故今首阳之饿载之让国之後，归周之前，以证其谬。《史记》扣马之谏，盖即本之於此等书。说详见後条下。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篇》）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
【附论】“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同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同上）
【附论】“孟子曰：‘伯夷隘。’”（同上）
引王安石文辨扣马而谏之说
《史记伯夷列传》云：“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云云）。遂饿死於首阳山。”此说自汉以来皆信之不疑；独宋王安石尝辟之。今节录其文於左。
【王安石《伯夷论》】（节录）“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饿於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百世之师也。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扣马而谏，义不食周粟，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辟纣与扣马理无两是
余按：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无两是之理也。是故，启之继统为是，则有扈之阻兵为非；桀、纣之暴虐为非，则汤、武之吊伐为是；汤武是则佐汤、武以伐桀纣者皆是，桀、纣非则助桀、纣以抗汤、武者皆非。战国以降，地丑德齐，各以力争，为君者各树私恩以结其士，为士者各怀私恩以报其君，而不复顾天下之大义，於是各为其主之说始兴，而豫让以死报智伯矣，聂政以死报严仲矣。自世俗论之，则以为贤矣；而自圣贤观之，特徒死而已。故纣之臣未必无殉国者，而孔子概未之论；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其一则去纣，其二则皆谏纣者也。何者？理固无两是也。齐桓能尊周室，存亡国，则以管仲之佐之为仁。楚僭王，灭诸姬，则其臣虽忠如子文而不得为仁，而子西且有“彼哉”之叹矣。宗鲁之殉公孟，子路之殉孔悝，未尝非忠臣之节，而孔子深罪宗鲁，亦不取於子路。然则圣人之心可以见矣。故伯夷之扣马果是，则殷、纣之虐民无讥；苟武王之救民不非，则以伯夷之圣，安得有扣马之事哉！且伯夷固尝辟纣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欲天下之清，必无纣而後可；欲无纣，必有人伐之而後可。纣死既不可待，纣让又必不能，不伐之，无策也。既不欲有纣，而又不欲人伐之，然则伯夷之心将令如何而後可也？纣之暴甚矣，民之困於纣极矣，“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徂厥亡，出执”，是人人皆欲辟纣而不能也。伯夷既自辟纣矣，则人之欲辟纣而不能者，必伯夷之所哀怜而欲救之者也。若但自免其身而已，人之不能免者己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是伯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恶足以为圣哉：然则叩马信则辟纣必诬，辟纣信则叩马必诬，《孟子》与《史记》亦无两皆是之理也。《史记》记东迁以後事，采之《春秋经》、《传》，犹多乖谬，况克商以前乎！《世家》之与《年表》，此传之与彼传，抵捂至不可数，自所作者自犹反之，况经传乎，伊尹之割烹，孟子辨之矣，然《史记》犹信而采之，乌在其可以诬伊尹而独不可以诬伯夷也！孟子之述伯夷，详矣，言之重焉，词之复焉，辟纣之文至於三见，而无一言及於叩马，则首阳之饿因辟纣，不因叩马，明矣。辟纣故饿，饿故思养而归於周，是以《论语》但云“饿於首阳”而不云“饿死於首阳”；不然，何为无故而思“善养老者”，间关数千里而归於周也哉！学者但屏《史记》而不读，则《论语》、《孟子》之文正相发明，经旨自了然而无疑矣。盖当战国之时，杨、墨并起，处士横识，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故或自为论以毁之，或诸人以毁之，是以毁尧则诸许由，毁禹则诸子高，毁孔子则诸老聃，其大较也。伯夷既素有清名，又有饿首阳一事，故附会为之说以毁武王；若《庄子》及《吕氏春秋》（说详前条）其明验也。太史公习闻其说，不察其妄而误采之耳。王氏之辨是也。然太史公尊黄、老而齐六术，其采之固无足怪；独怪唐之韩子，自命为抵排异端，宋之程朱，人以为接孟子之传，而亦信杨、墨之邪说；而辟其谬者，乃出於逢君之安石，是犹鲁之逆祀，更数贤大夫莫能正而正之於阳虎也，岂不惜哉：异端之害莫甚於杨、墨，杨、墨之罪莫大於非尧、舜薄汤、武；此之不辟而但摭拾其他，其毋乃豺狼当道而问狐狸乎！至於“父死不葬”之言，荒唐殊甚，“西山命衰”之歌，浅陋已极；而举世皆信之。吁，其真可怪也夫！
齐太公
太公名号
《史记》称太公曰“吕尚”，而云“文王遇於渭阳，与语大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其後谯周遂谓太公名牙；《索隐》又谓尚名，牙字，而官名为尚父。余按：《孟子》、《春秋传》皆称为“太公”，果如《史记》之说，则太公乃王季，岂可去“望”而以太公称之！盖望，其名也；尚父其字也；吕，其氏也；姜，其姓也；师，其官也；公，其爵也；太公，齐人之追号之也。是时诸侯尚未有谥（周之大臣有谥自周公始），而太公为齐始封君，故号之曰“太公”，犹父之号为太王也。“师尚父”者，连官与字而称之者也，犹所谓保佚、史佚也。“太公望”者，连号与名而称之者也，犹所谓周公旦、召公也。“吕尚”者，连氏与字称之而省文者也，犹子游之称为言游，子华之称为公西华也。“牙”之名，“尚父”之官，皆不见於经传，盖由不知望之即名，尚父之即尚，而妄为之说者也。余性素狭，每见古人世系名姓为世所淆乱，常不平焉。故正之。
【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辨渔钓屠牛之说
《史记齐世家》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丽彡，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余按：战国时人以割烹要汤诬伊尹，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孟子皆尝辨之。太公，伊尹俦也，其不以渔钓干文王也明甚。然即所谓“文王田渭滨与语而载与俱归”者，亦恐未必然也。《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传》曰：“文王之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太公既归於周，见太公者必争荐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猎而後遇之也。後世大臣多固宠而不肯下贤，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为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或曰：‘西伯拘里，散宜生、闳夭招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纣，以赎西伯。’”而《索隐》引谯周言亦谓太公屠牛於朝歌，卖饭於孟津。余按：《孟子》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则是太公不仕纣也。太公方辟纣之不暇，而宁肯自投于朝歌、孟津，纣之国中哉！观孟子之言，太公之事盖与伊尹相类，躬耕自给，安贫乐道，而无求於外者；必无游说诸侯屠牛卖饭，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载《孟子》之语，而《史记》及诸家之言皆不录焉。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大雅》）
《六韬》非太公作
世传《六韬》为太公所作。《战国策》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亦云：“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唐以後因尊太公为武成王，专司武事，如孔子之为文宣王者然。余按：孟子云：“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则太公者乃述、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故《诗》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要不过以仁义之道教民於平时，儆民於临事，率有勇知方之众，为伐暴救民之举耳。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学，沉於性命之陈言，不通达於世务故不知兵者多，而所谓知兵者咸属之於权谋术数之流，由是文武遂分，岂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却谷可，说礼乐而敦《诗》、《书》。”霸者之佐犹能以《诗》。《书》礼乐行兵，况太公王者之佐，而反为此权谋术数之言乎：且《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盖以太公曾相武王伐商，故之耳。後人信之为实过矣！故今不载。
《丹书》之箴未可信
《大戴记》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散者万世。’”此事或以为在武王即位之初，或以为在武王克商之後。余按：“敬胜”数言，文简而意周，事约而功广，诚为圣贤儆戒之言，帝王修持之要术也。然武王有文王之圣父太姒之圣母，其庭帏之教训岂不以“小心翼翼”、“缉熙敬止”之义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为君之日，致齐三日，而後得闻此创论乎！且以此为在即位之初，则与後文“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及“予一人”之语不合；若以此为在克商之後，则尚父乃武王之师，十馀年中所启沃者何事，而此语乃秘之而不以告乎！要其先後实为矛盾。或太公尝以敬义之旨告武王，而後人遂附会之而为此说与？故今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辨伯禽、太公报政迟速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