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诗集传》云：“申侯与弑幽王，法所必诛。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雠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得罪於天甚矣。”余按：申侯与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记》，而《史记》采之《国语》史苏、史伯之言；然《经传》固无此事也。《诗》、《书》或多缺略；《左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语》专记周事而亦无之。此非常之大变，周辙之所由东，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旁见於《晋》、《郑》之语，史伯逆料之言，史苏追述之事？乌在其可信为实也！且所载二人之言荒谬者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如谓申侯之事必实，二子之言可信，将伊尹、胶鬲亦果与妹喜、姐己比者乎？以此为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诬也！细玩诗词，但为伤王室之微弱，初无刺王之意，故以“扬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诸侯之不肯敌王所忾。盖因荆楚日强，渐有蚕食中原，窥伺畿甸之势，故戍三国以遏其锋。以为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谓之为忘雠报施，则更冤矣。观其後数十年，楚人卒县申、吕，通道中原，陈、许、宋、郑咸被其害，赖有齐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齐桓亡，许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观兵於周郊而问鼎焉，然则此三国者，正如汉之虎牢，唐之维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详考其时势与其地势而遽以为平王罪也！说并详《丰镐考信录》中。
《中谷有{艹推}》、《兔爰》、《葛ぱ》皆自镐迁洛者所作
《中谷有{艹推}序》云：“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岁，室家相弃尔。”《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葛ぱ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朱子《集传》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说，於《兔爰篇》虽亦采《序》说而不训以为桓王伐郑之事，於《葛ぱ篇》则绝不用《序》说而但以为世衰民散流离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诗云：“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则其人当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迁，家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於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馀，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郑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辽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皆自镐迁洛者所作。盖迁徒之际，弃旧营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辑之不可。是以盘庚将迁，率吁众戚，既迁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则民从之如归市；而《传》亦称齐桓迁邢，邢迁如归。平王不能抚┰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是以其诗云然。吾故读此三诗而知周之不复振也！“仳离”，犹云“流离”。“终远兄弟”，非迁徒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谓他人父”、“谓他人母”也。细玩其词，其为东迁之人所作明甚，非但与王族无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饥岁时也。至以桓王伐郑之事附会之，尤失之远矣。
《王风》非东迁所降
旧说，周室东迁，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诗不为雅而为风；然其王号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风与雅者，诗之两体，非以天子诸侯分也；犹後世之诗有乐府，有古体，有齐、梁体，有唐人近体；诗之外复有词，有北曲，南曲也。《小雅》中间有类《大雅》者，亦有类《风》者，《豳风》亦有类《雅》者；犹唐人诗之《边草河汉》类词，宋人词之《天净沙》、《西江月》类曲也。所以《宾筵》、《抑戒》，卫而列《雅》；《宫》，《泮水》，鲁而称《颂》。诸侯之国既有雅颂，宁天子之畿而独无风乎！东迁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风之传者少耳，非以东迁故降而为风也。曰，然则何以不曰“周风”而曰“王风”也？曰：王也者，别於齐、秦、郑、卫而言之也；若别於《商颂》，则曰“周颂”不曰《王颂》矣。《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风也者，诗之体也，非以其迁故而风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风故而王之也。说并见前《黍离条》下。
《郑风》
《缁衣》非国人美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
《缁衣》，言好贤也。治国之要惟在得人：虽有英主，非贤莫助；虽有善政，非贤莫行。然世未尝乏贤但患人主之不好耳。“子之馆”，屈身以见贤也，──孟子所谓“欲有谋焉则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养资也，──孟子所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是也。故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贤者！郑开国之规模其在此矣！大抵国家初造，莫不以好贤为务。虽以郑之不振，而其立国之初犹且如是，况齐、晋之强，鲁、卫之久，当必有更甚於此者；但开国於周初，世远诗轶，无从见耳，惟郑建国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诗尚存；学者所当以三隅反也。《序》乃以为“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善於其职，国人美之而作此诗。”说者因曲为解，谓“诸侯入为卿士，皆授馆於王室，故云‘适子之馆’”。夫郑，本以王之支庶而为卿士，非由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宫久矣，何待别投以馆？况“馆”、“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词，而人君爵尊禄厚，亦非民之所当为之改衣授粲者也。朱子《集传》亦用《序》说，殊不可解。嗟夫，自《卫序》、《郑笺》出而《毛诗》大行於世，三百篇遂变而为章句之学，与政毫不相涉矣！
《将仲子》非指庄公、祭仲，亦非淫奔
《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郑笺》云：“‘无逾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无折我树杞’，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为“祭仲”，则此乃庄公谕祭仲之词，不得反以为刺庄公。至以“里”为亲戚，以“杞”为兄弟，其取喻亦不伦。且下既明言“父母”、“诸兄”矣，此又何为之里与杞乎？共叔，庄公之母弟也。庄公方假仁义以欺人，将使人谓我不负弟而弟负我，今乃自谓不敢爱弟，少自顾惜者不肯出是语，而谓庄公肯言之乎！此为勉强牵合，无待问者。朱子驳之，是已。然以此为淫奔之诗，则犹未得诗人之本意也。果奔女与，其肯拒其所欢而不使来，其肯以“父母”、“诸兄”、“人言”自防闲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犹谓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谓之何？细玩此诗，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确而不渝，此必有恃势以相强者，故为此言以拒绝之，既不干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与唐张籍却李师古聘而赋《节妇吟》之意相类。所谓“冲可怀”者，犹所谓“感君缠绵意”也。所谓“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诸兄”云者，犹所谓“君知妾有夫”，“远君明珠双泪垂”也。此岂果爱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又按《春秋传》，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其取义正与此诗语意相合，无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许也。然则此诗固善於词令者。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反覆读之，其意自见。若以为淫奔，以为刺庄公，而言语之妙遂泯然不复可识矣。
《叔于田》非指共叔
有友人谓余曰：“朱子大儒，诚有功於圣道，独於《诗传》余有憾焉。凡《序》所称为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谓然；必《经》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为共叔，否则必以《序》说为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诗传》亦有憾焉，顾所憾与君异：非憾朱子之不从《序》，正憾朱子之犹未免於信《序》也。即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郑之以叔称者当不下十之五，使余为《诗传》，必不敢谓此叔之为共叔也。”（答友人语止此）共叔，国君之介弟也，诗人果称美之，当举卿士大夫以为拟；乃仅曰“巷无居人”、“巷无服马”，彼共叔者岂但与里巷之人较优劣者乎！共叔之在郑也，如二君矣；收二鄙为己邑，其目中岂复有庄公者，而诗曰：“衤裼暴虎，献於公所。”彼共叔者岂尚肯获禽而献於庄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谏也，庄公若不为意者，盖庄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抚┰其众，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国人说而归之”，《朱传》亦云“郑人爱之”，段不能结京人之心，而况能得郑国之人之爱且说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抚大都，收二鄙，缮甲兵，具卒乘，爱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车甲之强盛，而惟田猎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诗逐文而求其义，未见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则其非共叔明矣。
名字之附会
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啻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乃称叔即以为共叔，称仲即以为祭仲，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然则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宋陈振孙云：“本朝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订详洽如刘原父、吕与叔、黄长睿，多矣，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为祖丁，‘举’字即以为伍举，‘方鼎’即以为子产‘仲吉’即以为逼吉之类。邃古以来，人之生世夥矣，而仅见於筒册者几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仅存於今世者几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余尝窃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陈氏之言可谓特识。然岂惟古器物为然哉！古今之如是者盖不可枚举矣。故陈恒所杀者阚我也，而司马氏以为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饵金石药者卫退之也，而孔氏以为韩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传有严洞宾者尝挑女子牡丹，而传奇家遂以为吕岩事，以岩亦字洞宾故也。彼说《诗》者亦如是而已矣！滏间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为李老五。同城别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邻郡，闻者遂以为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帐饮食，出金帛以态其狭邪游，犹恐其不得当也。其人知其误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丧。闻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误犹有说者。若《诗》之《将仲子》、《叔子田》，但举其字而姓氏皆无之，何所见其当为祭与共者？乃说《诗》者动谓《诗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据、岂知生同斯世者，相距仅百里，其舛误已如是，况作《序》者（谓卫宏）上距作诗之时已八百馀年乎！嗟夫，嗟夫！此真非言语所能争也！
《女曰鸡鸣》非贤夫妇相警戎
《女曰鸡鸣》一篇，《序》以为“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郑笺》以为“夫妇相警戒以夙兴，言不留色也”。朱子《诗传》不取陈古刺今之意，而但以为贤夫妇相警戒之词。余按：夫妇果贤，则当男务耕耘，女勤纺织，如《葛覃》之“刈、”七月之“于耜”、“举趾”矣；果相警戒，则当如《蟀蟀》之“无已大康”，《小宛》之“无忝所生”矣。今也，鸡鸣而起，所为者弋凫雁耳，饮酒耳，好交游耳；所谓贤者固如是乎？所谓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之徒也。”然则鸡鸣而起不必贤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为贤，则天下之男子岂必皆日日御妇人者哉！盖郑俗浮薄，不知勤於职业，男女相悦者不必论矣，即夫妇居室，不为冶荡，而亦不过弋游醉饱之是好，初无唐、魏勤俭之风，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园势之不振。以此为贤而相警戒，误矣。以为陈古刺今，则尤大误。岂古之人亦惟弋猎饮酒之是好哉！
《女曰鸡鸣》之可取处
《女曰鸡鸣》一诗虽不足以当贤夫妇，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妇人之性多私所亲而执所见。故女叔齐曰：“先君若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汉高帝大封诸子，约非刘氏不王，及吕氏称制，而王诸吕，杀诸刘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难以屈指数。苟於己有瓜葛者，虽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贫困因何致，不问也。夫欲薄之，则以积德从厚之说进之。苟於己无瓜葛者，虽尝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贵自何来，不问也。夫欲厚之，则以节用留馀之说进之。夫夫之富贵，己必与焉，夫之贫困，己亦必与焉，此宜无事不与夫一体，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几以怨报德而以德报怨乎！至於执所见者尤非书所能尽（若汉窦太后奉黄、老，黜儒术之类），虽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诗乃云“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妇人能体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虽不足为贤，然恐後世以贤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亲而执所见者矣。
《有女同车》非刺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