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之为礼，书於《经》，详於《传》，而难见於《戴记》，众矣；其文历历具在，人人所共见也。以为不王不者，独《小记》、《大传》耳。以为五年一者，乃《说文》、《礼纬》文耳。以为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肃、赵匡始有此说耳。《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欧阳子曰：“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然则学者於，从《经》、《传》而置後儒之说焉，可也。即不然，从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经》则曰“本不如是，书之以其失礼也”，於《传》则曰“《传》诬，不足据也”，於《记》则曰“此夏、殷之礼也”。古之圣贤千言而犹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从之，抑何其颠倒也！无亦贵耳贱目，骤闻其说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经传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误，余窃惜之。是非余之好求异於前人，乃前人之自异於经传，故余不得不一言也。
卷三三代经界通考
本考作意
三代经界之制，具於《孟子》而杂见於《论语》、《诗》、《书》、《春秋经传》之文。汉、晋以来，儒者相承而发明之，不可谓无功矣。然自周之衰，王制缺微，旧典散失，学士之所称述或不免有传闻附会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远、益不悉其时势之详；或以近代郡县之规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变之法为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说与经传相龃龉者，咸莫敢议其失；往往反取经传之文曲为之解，以斡旋而两全之。是以其说愈巧，其真愈失，遂致三王体国经野之政淆而不明，学者疑焉而莫能通也。余幼读《孟子》时，即好其说，数十年来，积渐究考，参之经传所称，乃觉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为附和，因条其说如左，以待好学深思者正之。
辨商、周变易井疆之说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说者云：“汤有天下，改夏之贡为助，增五十亩为七十亩。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为彻，增七十亩为百亩。”夫取十夫有沟，百夫有洫之地而画之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沟，百夫之洫，势必尽坏以前之封疆涂畛而别造之，民之扰不可胜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复别取他夫之邻田以益他夫，递移递益，举天下之众皆嚣然而不得宁，尚得为王政乎！则又为之解曰：“先王将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兴利除弊，制礼作乐，进贤而退不肖，继绝世，举废国，谨权量，审法度，岂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而必取民之井疆变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谓之新乎！且圣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与否而姑欲新天下之耳目，中主犹不肯为，况圣人邪！或又为之解曰：“三代之亩，大小不同。夏之一亩，当周之二亩；二亩，当商之三亩强。商之七十亩，实即夏之五十亩。周之百亩，实即商之七十亩。其名虽改，其实则同。”若然，则商、周之授田与夏无异，仍其名焉，可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伪也。圣人创一代之法？因革损益，仅如是之儿戏乎！
彻与助不能相兼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又云：“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别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则不能为彻，彻亦不能复为助也。果用彻而通力作之、计亩分之与？则八家共耕此九百亩之田而君与民共分其粟；十外一也，安能指某田为公而某田为私？果用助而中为公田，外为私田与？则八家各自耕其百亩而代耕上之十亩，十亩之粟以奉上，百亩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谓之通力而作，计亩而分乎？税其田之谓贡；不税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谓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此贡助彻之法也。十夫有沟，八家同井，其经画之形势然耳。使沟间之田不税而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贡。使井中之田有税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助。贡助彻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势。既谓之彻矣，安得复有所谓行贡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讲章又云：“虽周亦助”，犹言“虽彻亦助”。周之彻法即是殷之助法，但改名为彻耳。按孟子云：“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则是助彻之法迥然不同。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彻，犹助也”，不当分而异其说也。孟子云：“惟助为有公田”，则是彻无公田甚明。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虽彻亦有公田”，不当以公田专属之助也。此说最为无理，而世亦多信之。甚矣，讲章之为《六经》之蠹也！
宜公税亩与有若“盍彻”之对。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馀亩，复十收其一。”《论语》，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注云：“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十取其一，则为十而取二矣。故有若但请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按：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彻未尝有也。如以为本助而今税亩，则有若不当对以“盍彻”，孟子不当云“周人百亩而彻”也。如以为本彻而今税亩，安得复有所谓“公田”，所谓“馀亩”者乎？朱子以为鲁本用彻，是矣。然同沟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尝自私其百亩也。所谓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於民者，粟之数耳，非亩也。若於九中复取其一，乃倍赋其粟耳，非税亩也。犹是粟也，犹是君民共有之田之粟也，此一斛粟谓之彻法所取，彼一斛粟谓之逐亩而取，粟何别焉？名何异焉？至於“共井”云者，亦沿“杜注”之误。此自助法，非彻法也。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各耕其田，各取其粟，不得亦谓之通力合作，计亩均分也、且玩有若之对，似彻法已废而欲复之者。若鲁但於助彻之外多取其一，则是助彻未当废也；请罢税亩可矣，何以云“盍彻”乎？增一以为二，君之所取诚倍矣；益八以为九，民之所加无几也。丰歉之殊有相倍蓰相什佰者，勤惰之异有自九人至五人者；八分益一，渺乎小矣。遂谓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也。哀公之问，患用不足也。为不足计者，当损乎？当益乎？有若果欲哀公节用，何不竟以“盍节用”对而但以“盍彻”对？不劝其俭於出，惟劝以俭於入，一何问答之相悖邪！晋士鞅之来聘也，公臣之能射者不备三耦，取於家臣以足之，公室不可谓不贫矣；犹以为奢而欲节之，然则必使一耦不备乃可以为国乎！
一井、一国之助与天下之助
曰：“然则三代何以异制？周何以亦助？鲁之税亩果何如法也？”曰：此不难知，顾人下细考耳。古者非分田有助法也，即制禄亦莫不以九一为程：一以奉上，所以训恭俭；八以逮下，所以示慈惠。是故有一井之助，有一国之助，有天下之助。中之一为公田，外之八为私田；公田以养君子，私田以食野人，──此助之行于井者也。中之一为乡遂，外之八为都鄙；乡遂以奉君（《齐语》所谓“参其国”，《孟子》所谓“君十卿禄”者是也），都鄙以为卿大夫之采邑（《齐语》所谓“伍其鄙”，《孟子》所谓“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是也。其在天手之畿，则《书》所谓“大都小伯”，《传》所谓“王官之邑”，《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视伯”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国者也。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为方千里者九，而要荒之服不与焉，中之一为王几，外之八为侯国。土畿以奉天子（《书》所谓“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谓“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者是也），侯国以封亲贤神明之裔（《书》所谓“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孟子》所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天下者也。是故齐、晋、宋、鲁，外诸侯也；秦、温、郑、虢，内诸侯也。自平王东迁郏、辱阝而秦、郑乃渐列於会盟，其初实畿内也。鲁公室之卑以乡遂分於三桓，而都鄙如故也。晋公室之弱以都鄙并於四卿，而乡遂如故也。自桓公东迁屯留而韩赵乃尽分其乡遂，其初实公邑也。邦畿之外亦有王田：《书》之“三亳阪尹”是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鲁季孙之取下，取公邑为私邑者也；楚子重之请申、吕，请公邑为私邑者也。此其分田之制，由王畿而侯国，而采邑，自先王之世已不必悉同，而逮春秋以降，天下务於富强，变法改制者所在有之，尤不得执一格以相绳也。
贡、助、彻法为三代圻内之制
是故，夏之“五十而贡”，夏之圻内，夫授田五十亩，而行贡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五十而贡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内，夫授田七十亩，而行助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七十而助也。周之“百亩而彻”，周之圻内，夫授田百亩，而行彻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百亩而彻也。故《诗》云：“彻田为粮，豳居允荒。”公刘当夏、商之际，乃不行贡助而行彻，是夏、殷之贡助不必尽行於天下之明验也。周之先世既用彻法，是以大王迁岐，文王居丰，武王居镐，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时天下诺侯皆用助，至武王而尽变易天下之井疆以为彻也。然则殷之先世亦必本行助法，故汤因之；非夏时天下诸侯皆用贡，至汤而尽变易天下之沟涂以为助也。故《诗》云，“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然则申伯未封以前，谢固未尝用彻，封申以後乃行彻耳。故《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然则江、汉之间，诸侯固多不用彻也。盖彻之行於诸侯者，皆已灭之国，新造之邦，乃以彻整齐之；至於慕义来归之国，则悉仍其故制，不拘拘也。然亦必所灭之国法度废弛，疆界紊乱，势不可不更定，然後以彻行之；若法度未尽废，疆界未尽紊，亦必不夷其故址而更造之。故《春秋传》称“鲁、卫疆以周索，晋疆以戎索。”然则初封之国亦有行彻不行彻者，非概天下而必束之以一涂也。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盖夏居安邑，地陋人众；设在大河南北，稍平广；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旷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风气初开，制作未备，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渐多；此因乎时者也。然则圣人於此皆因势以制宜，期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已也。
周之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