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与左季高相国同乡，相友善，又属姻亲。洪军猖獗蔓延几遍天下，公与左相戮力讨之，声望赫然。合肥相国后起，战功卓著，名与之齐。中兴名臣，天下称为曾、左、李。盖不数唐之李、郭，宋之韩、范焉。比贼既荡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构。盖金陵攻克，公据诸将之言，谓洪福已死于乱军中，顷之残军窜入湖州，左公谍知福在内，会李相之师环攻之，而疏陈其事。公以福久死，疑浙师张皇其词，而怒，特疏诋之。左公具疏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昂，亦颇诋公。两宫皇上，知二公忠。实无他肠，特降谕旨两解之。未几，洪福遁入江西，为沈幼丹中丞所获，明正典刑，天下称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绝音问。余为左公所荐举，公前在安庆时，曾辟召余。同治丁卯，谒公于金陵，颇蒙青眼。自摄南汇县事，丁雨生中丞时为方伯，且牍荐余甚力。公批其牍尾曰：曾见其人，夙知其贤，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荆子范大守以告余，谓公推屋乌之爱也。辛未，公再督两江，张子青中丞欲调余上海，商之于公，公乃极口赞许。是冬来沪阅兵，称为著名好官，所以奖勖者甚至。闻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轩方伯再四慰留。谓公忘前事矣。后见常州吕庭芷侍读，谈及二公嫌隙事。侍读云：上年谒公于吴门，与言左公致隙始末。谓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时侍读新自甘肃刘省三军门处归，公因问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论之。侍读历言其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公击案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因共叹公囗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谓：洪福未死，公特为诸将所欺，并非公之有欺，原可无须芥蒂也。公殁后，左公寄挽一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攻金以砺，错玉囗石。相期无负平生。读者以为生死交情，于是乎见。昔韩忠献与富文忠皆为一代贤臣，第以撤帘事。亦见不合，终身不相往来。洎韩公薨，富公竟不致吊。今观曾左二相公之相与，贤如古人远矣（《庸闲斋笔记》一则）。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迨丁卯年，文襄以陕甘总督入关剿贼，道出湖北，与威毅伯沅浦宫保相遇，为言所以绝交之故，其过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认其二三。文襄常与客言：“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然文正为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遗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认也。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于位，文襄寄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五负平生。”又致书唁︱刚袭侯，措辞颇为恳挚。余谓文襄自此气可平矣。庚辰辛巳间，文襄奉旨召枢廷。文武官僚于中途进谒者，皆云左相言语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设施之绩及诋讥曾文正公而已，谈次不甚及他事。既入军机，文襄奏言直隶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剧，请自出相度机宜，督率旧部旧营，挑浚修治。阅数月，文襄奏报河工蒇事，颇多铺张，并有数十年积弊一扫而空之语。于是清议之士，渐多失望，咸谓左相之疏，未免虚夸，远不逮李相节次治河之奏，周详核实。意者其西陲功绩皆不过如是乎？余谓议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过当，因而责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岁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师咫尺，有效无效，众所共知。文襄出笔太易，乃其习惯使然，殆不始于此日也。顷之，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吾初谒左相，甫寒喧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谓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陈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庵文编》者也。疏上时，适文襄在关外奉召将至。恭邸及高阳李协奏，以事关重大，静俟文襄至乃议之。文襄每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页，则复如此。枢廷诸公，始尚勉强酬答，继皆支颐欲卧。然因此散值稍晏，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恭邸恶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折。文襄亦不复查问，遂置不议。
《庸闲斋笔记》数卷，海宁陈子庄大令所著也。太令名其元，为金华教官二十年，以卓异荐为知县，历任江苏大缺，复调上海，数年告归。陈氏为浙江第一旧族，故大令于先朝掌故、家世渊源，述之较详，又颇能留心时务。阅历既深，凡所篡论，均惬人意，惟每于左文襄公事，颇觉推崇过当。又其间所论文襄与曾文正公龃龉一条，则更持议偏颇，褒贬失当，余固疑大令当尝受文襄私恩者也。后又阅之，果言文襄于去浙时，保荐浙士三人，丁丙、陈政钥与大令也。然文正实尝访得大令而荐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窃谓文正之宏奖素广，广则受之者不以为奇。文襄之荐剡素隘隘，则得之者益以自喜。即大令于涉笔之时，亦时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荐也。”且文襄意气之矜忮，素著于时，彼亦以为偶一纪述，毋宁抑曾而扬左。抑曾则断无后患，抑左则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之心。转而为誉，亦人情所时有也。呜呼！世风之偷薄久矣。余尝怪世之议者，于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两端。一则谓左公为曾公所荐，乃致中道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于其事之本末，则不一考焉。一则谓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义。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斯皆无识者流也。夫公义所在，不顾私恩可也。若既受其荐拔之恩，复挟争胜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群无识者助之以取胜，而名实两全，则人何惮而不背恩哉？余恐后之在上位者，以文正为鉴而不敢荐贤也，此亦世道之忧也（《庸庵笔记》二则）。
按，王姜斋曰：“翕然为人所推奖，乃大不幸事。以推崇之既过，而成乎不肯下之势，则力护其名，而邪淫生焉。如阳明抚赣以前，举动俊伟，岂人所易及？后为龙溪心、齐绪山、萝石辈推高，便尽失其吾故。故田州之役，一无足观矣。”呜呼！以此论阳明，似稍失当，若生理则诚无以易也。曾左晚年交恶事，君子为贤者讳，不欲多揭之。然其事实彰彰在人耳目，不可诬也。其孰曲孰直不必论，但以数十年艰难共事之人，胡为乎功成名就之后，而乃至此？文襄粗材不足责也，文正学道有年，晚岁当益进，今若此，于所谓休休有容者，宁无惭德耶？吾尝谓学文者，当学咸丰八年以前之文正。其时处忧危之地，坚苦刻厉，忍辱负重，纯然为完尚高粹之人格。八年以后日以下矣，得毋姜斋先生所谓护名之累耶？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文正于不淫一义，其所造殆有未至矣。颇闻文襄之骂文正也，专标一伪字。咸丰八年以后之文正，得毋有实不免于此一字者，使文襄得窥其隐耶？呜呼！学道之难也如此。使当时之事业而属于革命的也，则两公其必至于相杀而已。吾未见其与太平之杨韦相去几何也。两公皆以公义起，而以私怨终。夫以两公之贤而犹如是也，则后之有志经国者，其可以为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