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钦北徙录原名南烬余闻，惟原序中有云：「余亦有感而作书曰南烬余闻，此盖二帝北徙实录。」为切于书的内容起见，故改今名。他本亦有作南渡录的，内分南烬余闻，窃愤录，窃愤续录三种；然窃愤录与窃愤续录，本书中亦包括在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史类中有南渡录窃愤录二书，据其所述，亦与本书完全相同。盖原书不一其名，且题名晦涩，在当时或嫌忌讳，在今日大可不必，故亦以改题今名较为统一明晰。
本书原为清人抄本，据其跋云：
南烬余闻一书，向无刊本，亦不知其为何人所撰。余于今夏在友人案头，得覩此本，因假而抄录之。竟三日之功，录成是本。但中有叙事不伦之处，一仍其旧；或有乖误鲁鱼之谬，亦不自知，读者谅之！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小春，松岩识于养怡书屋。
是其书向无刊本，与他本已刊者，故题名不能相一。松岩不知为何人别号，其书则又从抄本中转抄之，惜不知原抄本又从何处抄得。又前跋引四库遗书总录，谓此书为宋淮海周辉撰。按辉字昭礼，为宋大词人周邦彦之子，着有清波杂志一书，自称曾至金国，惟未明言撰有此书。他本亦有题为辛弃疾所撰的，弃疾虽由金入宋，然时代较后，恐亦未必能着此书。考本书前有冀之炎氏序文，谓其书是他有感而作，序题阜昌丁巳十一月初三日。书末附录阿计替本末，则谓：「金阜昌七年，阿计替手持所记上皇少帝及郑朱二后生死诸事实录授予。」是炎氏实取阿计替所记实录，改编而成。阜昌丁巳，亦即为阜昌七年。惟阜昌为伪齐刘豫年号，此炎氏如指为周辉别署，则周氏殊不应如此荒谬。且其书直记至宋高宗绍兴三十年，距阜昌七年（即绍兴七年），晚在二十三年之后。岂炎氏只编于此，而后又有别人为之续成吗？细阅其书，自绍兴七年以后，正是徽宗已崩，钦宗被召回金燕京的时候。以前皆记二帝在外如何苦楚，此后即但记路途所见异事及金国大事而已，体材显然不同，或者确为另一人所续成的。
总之，此书初稿，或确出于阿计替之笔，因其随侍二帝，未或稍离，故能记载如此详细；否则旁人即欲伪撰，恐亦无从伪撰起的。其后钦宗既回燕京，那时正在阜昌七年，阿计替未必再随侍在侧，故所记遂略。作者既非通文达理的人，改编者似即就其原文稍加整理而已，故书中文字，文白杂淆，至不齐一。他如称徽宗或太上，或上皇；称钦宗忽为帝，忽为少帝；又称金帝时而金主，时而北国皇帝：亦往往须细辨之后，方能明白。
本书原不分章，兹为读者明晰起见，略分十五章，每章各标以小题。其内容大略，有如下表；并附正史所载，以资对照：
宋金年分
本书事略
正史节略
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太宗天会四年
二月初二日金人围京城，三月初二日金兵北返。十一月十九日金人重围京城，廿五日京城攻陷。
正月初七日金兵抵城下，二月初九日金兵北去。十一月廿三日金兵又至城下。闰十一月三十日帝诣金营，十二月初二日帝还。
宋靖康二年五月高宗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
二月十一日帝幸金营，十七日还宫。三月初三日帝再幸金营，次早太上亦到营中，初四日至十五日后妃诸王累累至营中。十六日粘罕召二帝传金主旨令二帝赴燕京，十八日二帝与郑朱二后并北行。五月廿一日至燕京朝金主，廿三日封太上为昏德公，帝为重昏侯。六月初二日朱后殂，年二十六岁。初三日金主命二帝与郑后往安肃军安置。二十三日金主又命往云州。
正月初十日帝复诣金营。二月初七日范琼逼上皇及太后赴金营，同日金人将诸皇子及后宫尽取入军。三月初十日金人复来取宗室凡三千余人，悉令押赴军前。廿七日上皇北迁太后及诸亲王妃嫔以下从行。四月初一日帝亦北迁，皇后皇太子皆行。五月十八日二帝至燕山府。九月十三日二帝自燕山徙居中京。
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
三月初九日金主又命往西江州，行十余日至。
七月金移二帝于上京。八月廿五日金主封上皇为昏德公，帝为重昏侯。十月金徙二帝于韩州。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
金主又命往五国城，行十余日至。郑太后道卒，年四十七岁。
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国城。九月郑太后殂于五国城，年五十二岁。
宋绍兴五年金熙宗天会一三年
二月金主又命往筠从州。
四月丙寅，上皇崩于五国城。
宋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
正月十八日太上崩，年五十四岁。是月金主命帝移源昌州。
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
十一月金主召帝赴燕京，月余至。
宋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
帝与辽主耶律延禧同居鸿翼府，不久移帝独居赡养寺。
绍兴十一年二月，金追封上皇为天水郡王，改封帝为天水郡公。
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
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
三月金归宋帝母韦氏。
宋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
移帝于燕京之北，赐第以居。
宋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
移帝于玉殿观。
宋绍兴二十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
移帝于元帅府左廨中。
宋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春帝崩于马足之下。
绍兴二十六年六月庚辰帝崩。
观上表，则本书与正史（指宋金二史）大有出入。然本书原为野史，或者一时出于传闻之误。但如正史所载，简略殊甚，故欲一考见当时二帝在北的实况，惟本书最为详备。若云此书全出伪撰，则宋人所撰大宋宣和遗事，亦已载有二帝北徙故事。我们如拿二书对照，不但年月无异，事迹亦尽多相同，不过宣和遗事较略，而此书更为详备而已。故此书即使伪撰，亦必出于传闻如此，不能全说其伪。况且二帝北徙，金人只当他们是俘虏看待，固不屑为之详载；而宋人则以帝皇之尊，受辱于人，自亦不能不为之避讳。今有此书为之详载一切，使我们知道国族一灭，即以帝皇之尊，而所受痛苦亦复如此，岂非一大快事？所以我们把本书作为正史研究，或者有所不可；若作为史料参考，则我以为再好也没有的。况且真伪问题，有时也有待于商榷，如法人格拉奈（Marcel Granet）所著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李璜译，中华书局出版。）中有云：
书经的几章是真的，因为司马迁曾经用过；其余几章，在司马迁以后方出世，或曾经被他弃却过，便是伪的。甚么叫作「真」？又甚么叫作「伪」？不过是如此：在一些故实的调和中间，前几章比后几章更可承认为近于古，而后几章且有一种仿照前者而带多少巧制的意味罢了。至于两者中间的故实，则皆取材于传说。传说则一样的终是传说而已，（不过这里有时也该当留神。）这种分别无非在年岁上。假使在千年以前，有某种地方的历史材料（如果真有所谓材料的时候），消灭得很快，我们便应该相信在这地方早出世三四百年的，比晚出世三四百年的为有价值一些吗？真的书经出世的时代近于孔子，这可以承认；但伪的书经更完全是杜撰的吗？不错，他是全靠取材于别的叙述，譬如曾取材于墨子书中。墨子与孔子是差不多同时的人，这两种材料的价值便应该相差很远吗？真书经便比伪书经不杜撰吗？这是以书经为例，说明真伪至多不过年代关系而已。同时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也说：
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如管子商君书，若指定为管仲商鞅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礼谓周公作固伪；若据以考战国秦汉间思想制度，亦绝佳的史料也。
所以我也说：若以本书作正史观固伪，若据以考二帝在北情形的彷佛，亦绝佳的史料也。即使无阿计替其人，但当时确有人传说如此。至于年代的差异，当是记此书的人并非通文达理，所以有此错误。也可疑阿计替记此书时或未注明年代，而由后编者妄加上去，所以记宋年代皆是，记金年代就不对了。
总之，本书自有牠一部分的价值，何况有许多人也不承认此书是全伪呢？而此抄本又较他本为详备，更可珍贵。此点读者如取两本对照，便可明晰，本序中也不再一一引录了。
周君达廿九年十一月廿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