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孝经》、《论语》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说矣；唯《戴记》两书中诸篇目有今古，则无人能分别其说。盖《戴记》所传八十余篇，皆汉初求书官私所得，有先师经说，有子史杂钞，最为驳杂。其采自今学者，则为今学家言；采自古学者，则为古学家言。汉人以其书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为今学。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郑康成之过也。然考《异义》，虽以《戴礼》为今说，而杜、贾诸家注《周礼》、《左传》，于《戴记》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当时虽以《戴礼》为今学，而古文家未尝不用其说，足见其书之今、古并存矣。今之分别今古，得力尤在将《戴礼》中各篇今古不同者归还本家，《戴记》今古定，群经之今古无不定矣。予以《王制》为今学之祖，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射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附于今派。取《祭法》篇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详见《礼记今古篇目表》]至于其余，或为《仪礼》说，或为《诗》、《礼》、《孝经》说，阴阳五行说。学问派、子史派、阴阳五行派，无今古之分及今古杂用者，都为考订。每篇各自为注，以类相从。再不求通别家，牵混异解。《戴记》一明，则群经无不大明。盖以《记》中诸篇经说居十之七八，自别入《记》中，经不得记不能明，记不得经无以证，仳离两伤。甚至援引异说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经意愈晦，经学亦愈乱。今为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针，瓜分系别，门户改观，群经因此大明。故云得力处全在解得《戴记》。予以《王制》解《春秋》，无一字不合，自胡、董以来绝无此说。至以《戴记》分隶诸经，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传之绝学。微言大义，幸得粗窥，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说为过奇，不知皆有所本，无自创之条，特初说浅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余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实则非。久乃包罗小大，贯穿终始。采花为蜜，集腋成裘，无一说不本前人，无一义仍袭旧说，积劳苦思，历数年之久。于盘根错节，外侮内忧，初得弥缝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隶《戴记》。观前表及《两戴章句凡例》可见。
或问：《王制》制度，孔子全用殷礼，抑亦别有所本？曰：孔子答颜子参用四代，《王制》言巡狩与《尧典》合，则不独殷礼矣。又《纬》云殷五庙，周七庙；尹更始说《穀梁》七庙，据周；天子称崩，刘向说亦云据周；是《王制》参用四代之证。然《中庸》云：「吾说夏礼，杞不足征；吾说殷礼，有宋存焉。」是春秋时，夏以前礼制皆残缺不可考。大约孔子意在改制救弊，而虞乐、夏时以外多不可考，故建国立官，多用殷制。《纬》云《春秋》用殷制，是也。《说苑》引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与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礼也。《纬》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今爵五而地三，是亦用殷礼也。《春秋》有故宋之说；《穀梁》主王后其先殷人二义；孔子卒，殡用殷礼。故《春秋》见司马、司城二官，明改制用殷礼三公也。《殷本纪》：伊尹说汤以素王之法，与《春秋》素王义同。史公素王妙论，亦以伊尹为主，岂素王二字亦从伊尹来耶？说者以素为从质之意，史公论范、计，亦质家意，岂素王为伊尹说朴质之教，孔子欲改周文，仿于伊尹从质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礼耶？
或以今、古为新派。曰：此两汉经师之旧法也。[详见前卷]以《王制》主今学无据。曰：俞荫甫先生有成说矣。以《国语》在《左传》先为无考。曰：此二书为二人作，赵瓯北等早言之矣。《戴记》有今有古，郑、马注《周礼》、《左传》已有此决择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师早有此泾渭矣。以今古分别礼说，陈左海、陈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经各还家法，不可混乱，则段玉裁、陈奂、王劼注《毛诗》已删去郑笺矣。以《礼记》分篇治之，则《隋志》已有《中庸》、《丧服》、《月令》单行之解矣。今与今合，古与古合，不相通，许君《异义》早以类相从矣。考订《戴记》简篇，则刘子政、郑康成已有分别矣。今之为说，无往非因，亦无往非创；举汉至今家法融会而贯通之，以求得其主宰。举今古存佚群经，博览而会通，务还其门面，并行而不害，一视而同仁。彼群经今古之乱，不尽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悬解，直接卜、左，则举凡经学蒙混之处。皆欲积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考》之意也。
今、古之分，于经传以《王制》、《周礼》、《三传》、《戴记》为证，于礼制以宗庙、禘祫、田税、命官、制禄为证，可谓详明。然此别其异同，试以「会同」明其意旨。《论语》有会同，是当时本有会同，故公西举之。此《论语》据古学之证也。《周礼》有会同，合于《论语》，是《周礼》用旧仪典册之证也。《春秋》无同，是孔子不守周礼，自立新制之证也。《左传》无同，是《左传》缘经立说，经所无者不能有之证也。《书·禹》、《诗·车攻》有会同，此夏周有会同之旁证也。《国语》、《孝经》无会同，此别派异于《周礼》之证也。即此一事考之，前后沿革，本原派别，皆可由之而悟。语简事繁，学者当举一反三也。予撰今、古礼制分类钞，以徐、秦《通考》为蓝本，分今为五派，古为六派。[详见前《流派表》中]以为正宗。凡古有今无、今古同、今古杂者，别立三门收之。子、纬亦附焉。至《易》、《书》、《诗》，旧皆同列，既无明文，惟据注疏分隶；今尽削落，不以为据，其有明文者，分为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论语》今古兼有，亦如《礼记》分篇例，各从其类。汉人《易》、《书》、《诗》、《孝经》皆分今古，误说也。以《易》、《诗》证礼制，亦误据也。《礼记》兼有今古，以隶今学，误也。《论语》今古杂，今古二家立二派，各为家法说之，亦误也。今尽汰误说，别立新门。学者据此分钞，分说礼制，泾渭判然，不啻江河。执此治经，庶有澄清之效。
《司马法》司马主兵，《王制》之传也。其言兵制出师，与《周礼》不合，盖全主《王制》也。《孔丛子·军制》篇间于今古之间，有用《周礼》之文，有用《司马法》之文。今凡与《王制》、《司马法》同者，则以入《王制》；与《周礼》同者，入古学也。[又考《司马》逸文与《王制》同见于孔、贾诸疏所引者，今本乃无之。岂孔、贾所引别一书，今存本乃《穰苴书》欤？]
三统循环，由周而夏，此质家矫枉之言，孔子不主此义。周末名流，竞欲救文。老、尹、桑、庄，厌弃文敝，至于排仁义，不衣冠。矫枉者必过其正，此诸贤之苦心，救世之良药也。然风气日开，文明渐备，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尽，来往为宜，若欲改周从夏，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继周不能夏制，亦如继唐虞之不能用羲、轩也。子桑伯子，欲复夏礼者也。《说苑》言孔子往见论文质之事。《论语》所谓「简」，谓夏制也；「敬」，谓殷制也。孔子许伯子之质，仲弓以继周不能用夏，惟当用殷，小参夏意，深明损益，洞达治体，与孔子语颜子意粗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谓可与言继周之事。《王制》用殷礼，仲弓有启予之助。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独取一冕，凡仪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从冕推之，故仪礼以及威仪皆不改也。「乘殷辂」、「辂」取实用，务于致远，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无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复古。惟天道尚质，行时郊祀，大约皆夏正也，假时、辂、冕以示其例而已。四科之中，颜子、仲弓以德行见。制作精意，二子得闻，以下偏才，舍大谋细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观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过半矣。
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选举之政；因阍弑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门；因诸侯争战，乃使二伯统制之；国大易为乱，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渎祀，乃订为四时祫祭；厚葬之致祸，乃专主薄葬。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至于仪礼节目与一切琐细威仪，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关，全用周制，故今学《祭统》祭礼仪注与古学《祭义》同也。凡今学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仪。《礼记》虽为今学，然所言与经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类钞，凡今无者，别为一册。入此门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学只一派。虽齐、韩参用古学，然其主今学处无异说者。古学则在经已有数派，不能同。故今古分类钞，凡专派与所无，皆为注明。如会同为《周礼》专派，禘尝为《孝经》专派。他家所无者，入之。又《周礼》无禘祫；《左》、《国》无祫；《周礼》朝、觐、宗、遇分四时，为专派；《左》、《国》有朝无觐、宗、遇。并为注明分隶。治古学者当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严。不可但因其俱为古学，遂蒙混而说之，如前人之混乱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至于先师异解，汉人因其异师，亦以为有今古之别，实则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罍制之异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无所据，何分古今？又《尚书》稽古有「同天」、「顺考」之异说，然无关礼制，随便可也。因「同天」偶为今学家言，「顺考」偶为古学家言，学者亦遂以为今古有所分别，实则不然。今学附庸，古《周礼》无附庸。《异义》古学说有附庸，此亦后师误说。许氏有从今改古之条，皆此类也。
今学礼，汉以前有《孟》、《荀》、《墨》、《韩》可考。古学则《国语》、《周书》外，引用者不少。汉初燕赵之书不盛传，贾、张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谓其出于晚近也。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为今古学。由地而分之，喻古为北皿，鲁为南皿，齐为中皿。北人刚强质朴，耐劳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宽柔敦厚，温文尔雅，此鲁派也。中皿间于二者之间，舟车并用，麦稻交储，习见习闻，渐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齐学之兼取古今义，正如此。
《孝经》、《论语》，《汉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复二派之旧，其事颇难。《孝经》为古派，全书自成首尾。《论语》则采录博杂，有为今学所祖，有为古学所祖。欲一律牵合，于今古说必多削足合屦之失。然旧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窃欲仍分为二家。《论语》今学详今，古学详古，凡异说皆注明，如附解存异之例。至于《孝经》，纯以今学说之，则又用《左传》以古礼说《春秋》之法。好学深思之士，必能成此书也。
今、古经传，唯存《春秋》。《王制》、《周礼》皆《三传》所据以为今古之分者。四家为今古之正宗，同异之原始。二门既别，然后先师各囿所习，推以说《易》、《书》、《诗》、《论语》、《孝经》。凡此五经今、古之说，皆后来附会之谈，非本义也。说《春秋》得孔子修撰之旨者， 《三传》之中唯《穀梁》。说《易》、《书》、《诗》、《论语》、《孝经》，皆当力求秦汉以前之说。故五经今古先师之说，多与以前同。今当以秦以前者为正义，汉以后者为晚说也。
《艺文志》《孝经》下云：「各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全处，古文皆异。」《孝经》古文异今文，不审是先秦原文，抑汉后译改？然必有不安，其说乃异，是今文自招之也。《左传》破今学，其所以立异之处，亦如《孝经》多由今说不安，或弟子主张太过，或义例繁难不能画一之处。古传则必别立一说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极诋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据《周礼》以驳传？苟能尽明今学，则事理平实，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之风，终当自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为今古学根本，根本已固，然后及《礼》与《易》、《书》、《诗》等经。盖古今起于《春秋》与《王制》、《周礼》，余皆先师推所习以说之者。《统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后约集同人以分治群经，人多经少，当易成也。
今、古说，其见《异义》者，多非其实。大约出于本书者为上。其称某家说者多附会之谈。许君于其互异者，每以有明文、无明文为说。是有明文为可据，无明文为不足据也。而明文之说，又以平实者为正，如三公、九卿之类是也。推例为附会，如《易》家以六龙定六马，《诗》家以谭公为称公是也。学者不察，则附会之说最易误人。凡人说一事，口之所出多流为歧异，如明堂、郊、禘诸说纷纭是矣。又六宗之说，至二十余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为之。此不足据也。先师主持一说，末流每至附会。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义遂附会以为王鲁是也。有震警张皇之色，乃过情虚拟之词。今者细为分出，务使源流派别，一览而明。其于《异义》所言，不无千虑一得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