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钦差头等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那段时间，他寄居在贤良寺，仿佛朝廷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而外面不绝于耳的则是要求严惩“卖国贼”的声音。
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段悠闲时光。他很少出门访友，来谒见的，十有八九也都被挡驾不见。从繁重的公务中解脱出来，李鸿章也第一次有了时间来反思他的人生。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这里，我们已很难见到他早年那种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转而换作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同时，突然的孤寂生活，也让他更加冷静地观察外面的这个繁杂纷乱的世道，自己有没有补天之才已不再重要，他发现整个天下已到了无法可补的地步。
其实，这种无奈，早在中日开战之前，他就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主战的翁同龢责问李鸿章北洋海军为何不出战。李鸿章半晌无语，反问翁同龢平日掌管财政，每到北洋要求拨款，总是左右刁难，现在才问北洋海军，“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又以做大臣的应该尽忠职守，不该推脱责任诘问。李鸿章再也无法忍耐，悲愤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这才语塞。
到了日本，他又一次被老对手伊藤博文羞辱。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当时会议的英文记录这样记载李鸿章的回答：“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照我希望的方法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如果说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认为可以在旧的体制内闯出新局，他建厂、修路、开矿、派遣留学生，相信落后的局面可以通过奋起直追的努力来扭转颓势，然而这一时刻他也不得不承认旧政体对自己的束缚了。
也许这时，他也明白了之前自己惨败的原因。他的洋务、海军，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抱着一种从器物可以引发制度渐变的侥幸。而这种做法，到底是治标不治本的，况且当时的国家又是怎样一个病入沉疴的机体。正如历史学家谈到：“他们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是一种技术性之事务。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能够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和尚”已死
就在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时，康有为、梁启超们已经日夜奔走，召集公车上书，呼吁维新变法了。消息传到贤良寺中，李鸿章向强学会捐款2000两白银，要求入会，但却被新党们拒绝了。因甲午战败而立上潮头的一代新人，自然不愿意和这个过气的“卖国者”发生什么纠葛。
未几，“维新”刚刚百日，就嘎然而止。事败后，众多朝廷要员纷纷退出强学会，唯恐与维新派扯上关系，而此时李鸿章亦被当作康党受到弹劾。慈禧太后拿着奏折，对李鸿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就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太后听后默然。
李鸿章甚至托人致信给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对自己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任何祈求了。此时，李鸿章已经76岁，接近生命的终点，垂暮之年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900年，北方因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事陷入混乱。此时执掌两广的李鸿章，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有资料记载，也正在此时，流亡在外的梁启超来到广州，拜会了李鸿章。梁启超献上三策：上策拥两广自立，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权……类似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在广东期间，其幕僚刘学询曾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同流亡在外的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以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而李鸿章最终的回答则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人向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问及国是，他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失声流涕。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
文李远江
旁听英国议会，坚定了他国民教育的信念；巴黎和会的诡诈，击碎了他心中的公理梦；而欧战的残酷，更让他深刻反思起了西方文化的缺失。但正当他自省之时，这位“立在阵头最前一排的勇士”，骤然发现，自己已经全然落伍了。
1919年10月11日，在欧洲各国游历大半年后，梁启超回到了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公寓。虽然离巴黎城不过二十分钟火车的距离，梁启超和同游们却已无心去那里凑热闹，终日埋头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把一年来欧游的见闻与感想诉诸笔端，这便是日后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欧游心影录》。
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隔窗望去几片顽强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满眼萧条的风景恰如梁启超凄冷沉郁的心情，回想去国赴欧时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同样的季节却是冰火两重天地。
在公理的迷梦中启航
梁启超启程前往欧洲时，整个中国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
1918年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先是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的14条建议，让中国人开始期待其宣扬的“世界公理”；随后是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胜利而结束，更让身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群情振奋。
威尔逊在14条建议中，为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列国平等，共享大同的良辰美景——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饱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于是，中国人欢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威尔逊14条已然如此，当协约国战胜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更是兴奋莫名，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附近，游人更是拥挤不堪。
狂欢的不仅仅是北京市民，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演讲”。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拉着北大的一班教授上天安门发表演说，而且强令北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参与者“均不记旷课”，不参与则“以旷课论”。
与蔡元培的狂热不同，一手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的梁启超对战后的时局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事实上，中国所谓“参战”无非是输出数万劳工，军队根本没有出动。他在《对德宣战回顾谈》提醒国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虽然英美等国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世界公理”，但梁启超依然担心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到底能否在和平谈判中分得一杯羹。
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同样担心中国在巴黎和谈中缺少必要的“本钱”。于是，他找到了梁启超，希望梁能率知名人士前往欧洲，通过民间外交协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尽管对巴黎和会的谈判深自忧虑，梁启超还是对列强们宣扬的世界公理抱以希望。
1918年12月28日，在一片狂欢声中，梁启超率领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轮“横滨丸”号，一路西行驶向了不寻常的1919年。
亲历议会民主
经香港，过南海，横渡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再由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泛舟大西洋，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已是1919年2月11日。英国是代议制民主的发源地，其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自然成了一向鼓吹民主政治的梁启超心驰神往的地方。趁着游览的机会，梁启超在下议院听了双方两个多小时的辩论，亲眼目睹论辩双方对各自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清末立宪，到民初国会，中国已经和议会制度打了十来年的交道。然而，宪政失败，袁世凯复辟，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国会在各种势力的摆布下形同虚设。而议员们非但不倾听民生疾苦，反而结党营私、趋附权贵，本该神圣的国会完全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回想中国几年来的国会闹剧，曾经厕身其中的梁启超不禁悲从中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般的天壤之别？
短短几天时间，英国国民的绅士风度、法制意识以及坚毅执着的精神，已经让梁启超印象深刻。梁启超突然意识到，英国的国民素质恰恰是英国议会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于是，他幡然醒悟——“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因此，他认为目前中国最要紧的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培养具备法治精神“新民”。
正当梁启超亲历英国议会，连连发出“高山仰止”的赞叹时，国内知识界却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尽管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然视西方为榜样，但军阀操纵国会的现状使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议会制度丧失了信心，他们目光投向了刚刚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转而研究和宣传起马克思主义。
梁启超旁听英国议会时，新文化运动干将之一的***担任《晨报副刊》主编，随即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原本团结一致，与封建文化并肩战斗，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逐渐分化，走向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这一切，远在欧洲的梁启超自然无从察觉。
“正义人道的好梦”
2月18日，梁启超抵达巴黎。此时，巴黎和会已经举行了整整一个月。然而，不巧的是“第二日，克列曼梭（今译克里孟梭，法国总理）被刺了，正在养病。威尔逊（美国总统）回美国去，尚未再来。劳特佐治（今译劳合·乔治，英国首相）亦回家了。”梁启超无法展开外交活动，于是抽个空去法德比边境游历战地，亲眼看看一战的惨状。
3月17日，梁启超返回巴黎，旋即投入到争取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外交活动。他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首倡世界公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得到其从旁相助的承诺。随后，梁启超又先后会见英法等国和谈代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梁启超的民间外交，让会场内外的中国人都感到很振奋，以为和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事实上，自威尔逊提出14条建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公开表达同样的观点，梁启超就已经对所谓的“世界公理”便开始了期待。威尔逊的承诺，巴黎各界的支持，更让梁启超做起了“正义人道的好梦”。
然而，梁启超的努力终究是徒劳，当日本代表在会谈中拿出和北洋政府签署的秘密协定时，早有默契的英法两国站到了日本一边，就连承诺为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积极奔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在日本代表的一再威胁下，选择了妥协。
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一直梦想着“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得知这一消息，梁启超连忙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同日，蔡元培将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两天后，北京的大学生们便走上了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然而，“五四运动”的群情激愤仍然无法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北京政府于5月31日和6月9日两次密电巴黎同意陆征祥签字。林长民急忙密电梁启超，请他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学生，并阻止签字。6月28日签字那天，巴黎留学生、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在巴黎和会的阴谋宣告破产。
当梁启超梦碎巴黎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引发的“五四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愿望，由一场外交性质的政治运动迅速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等知识精英积极投身政治斗争，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最热衷的救亡之道。
“科学万能主义”的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