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彪曰：有题先之所以然，有题中、题后之所以然，安顿通篇位置，则前者宜发于前，中者宜发于中，后者宜发于后，此先后之不可混乱者也。至于题面与所以然，则不必拘乎先后，先叙题面可也；先发所以然，亦可也；即错综相间发挥亦可也。就一股论，上截发所以然，下截发题面可也。发挥所以然处，有从正面说入者，有从反面说入者，有从对面、侧面说入者，此至妙之理，人所不易知，先辈亦不欲与人言者也。
卷十
评古文
1.左传
唐彪曰：左氏文章佳处，一曰老健，笔能截铁，句可掷金；二曰风华，云锦天章，灿然炫目；三曰变化，其叙事，或预点于前，或齐列于中，或悬缀于末，不为一律，无非神妙；四曰波澜，或引诗词，或说梦兆，或详卜筮，其最得意者，在追诉旧事中，故作奇峰插天，即平叙者，亦必一唱三叹，淋漓尽致；五曰接渡，山尽逢山，水穷逢水，但见改观，不见承接；六曰双收，或用两人，或用两事，或用两诗；七曰空中预埋，有意无意虚插在前，到后阐明，脉络联贯；八曰闲情照应，用闲情点染，回环照应，别有佳趣；九曰陡然而往，令人神惊，却有余音未绝，又令人神远；十曰详略有方，或于正面处，用略笔点过，而于旁见侧出，闲情闲事，则尽力发挥，露其姿态；十一曰若断若续，可合可分，或其事在数年之后，而端诸预见于数年之前，或论断在本人传中，而伏案已见他人篇内，线索慎密，脉络绵长。开辟以来，不得不推为文章鼻祖也。
唐彪曰：《左传》多用从类并叙法。从类并叙者，或将往日零散之事，或将现在零碎之事，或集同类之理，或集同类之言，叙于一处也。如晋杀其大夫三郤，楚公子比自楚归宋，魏献子为政，此并叙于篇之首者也；吴使子札来聘，韩宣子如楚，晋楚战于邲，此并叙于中幅者也（绝秦篇末段最详，诸小古文皆删去，可恨）；吕相绝秦，中行献子伐齐，此并叙于篇之末者也。
唐彪曰：杜预《春秋左传序》所以阐明春秋之义例者，精而能该；所以发明《左传》之意旨者，核而能周。《春秋左传》之理，无馀蕴矣。学人未能全读二书者，固当读之，即全读二书者，读之尤能悉二书之微义也。
2.孟子
唐彪曰：古今文，工言权术，而极畅者，无过于《国策》；善言义理而极畅者，无过于《孟子》。彪尝以二文兼读，一则仁义之风可亲，一则机械之行可畏。专读《孟子》，犹未见孟子之贤，及于《国策》并读，而孟子之贤益著；专读《国策》，犹未见仪衍之恶，及与《孟子》并观，而仪衍之恶益彰。故以人品论，殆有天壤之不同，若但以文章论，则有可并称者。虽然，文者载道之器，孟子之文，克明乎道，则其胜于《国策》又何待言？但举世之人，谁不读其书者，谁能读之得其神化，而能自成一家言者乎？无他，但求其义理，不于其文辞细加揣摩之功也。若将其至佳者，拣数十篇录为一册，殚心揣摩，则必有以造其微者。昔昌黎、老泉专学《孟子》，故其文最佳。朱子谓孟子之文，不但非欧、苏所及，而且非昌黎所及。人奈何弃其幼所习熟，而反求乎他文之生者哉！
3.国策
唐彪曰：《国策》之文，起不用冒，收不作结，单刀直入，脱尽装点，且其气雄力劲，笔秀神清，词腴而不肤，色妍而骨俊，文章至此，可称绝技。又，其于人情事势，揣摩推测，透彻无余，故敷陈利害以倾惑人心，能使勇者怯，智者愚，喜者变怒，优者忽乐。学者见之，未有不好之深，读之不忍释者。虽然，是书也，当师其文之佳，不当学其意之险，否则，因习其文而丧我天良，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则宁不读之为愈焉耳（刘更生曰：《战国策》，或曰《国事》，或曰《长短》，或曰《事语》，或曰《国策》，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乃战国时游士各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谓之《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初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也）。
4.史记
唐彪曰：司马子长之文，为古今第一者，以其天资高迈，博记群书，又得师传心性之功，常收视反听，使天君湛然，故光明焕发。文章佳境出自性天，其言曰：“内视之谓明，反听之谓聪。”非虚语也。又，遍历宇内，凡天地间奇山异水，草木禽兽，人情风俗，可惊、可怪、可喜、可思者，悉取以助吾之生意。又父子相继为史官，有往昔当时之秘书史册，可以资探讨，又与燕赵贤豪交游，有以助耳目闻见所不及。又有藉信、荆、聂、平、尝、无忌诸公，足以供描写，有封禅、开河、征蕃、黩货、严刑诸事足以畅发挥。又，上古地名、官名、服饰、器用、宫殿之名多驯雅，点入文中多可爱。故其发为文章，立例广，寄情深，或分或合，或略或详，随意所发，无不曲当。当大篇包罗众有，则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其微辞旁见侧出，寓意于叙事之外，则如天马行空，不可踪迹，可谓化工之巧，非人力所能仿佛矣。虽其纪载往事附会讹误，亦时有之，然以文论，则无美不臻，大成之名不得不归之也。
唐彪曰：史迁之文，如本纪、世家、八书、大篇列传，皆累万余言，可谓极长难读矣，然无一非挨年次月、由先而后，条理井然、有界限可寻者。惟其笔端变化，或起或伏，或即或离，纵横出没，不可捉摸。故浅学者读之，如数万散钱，倾之于地，东窜西分，不能收拾；有识者读之，知一索可贯千钱，得贯之具，虽数万散钱，无难瞬息约束之矣。故读《史记》者，总以“挨年次月”四字提为纲领，纵令篇幅广长，端诸纷错，而章法脉理，无不显然可见，又何患其难读也。又曰：《史记》之文，皆有界限段落，一篇可以分为十数篇，而十数篇仍浑成是一篇。故读一篇，即是读十数篇，而读他文数十篇，终不如读《史记》一二篇。知此意者，庶几知《史记》之佳，得读文之法。或曰：《史记》不能全读者，亦有删读法。但欲删之得其当耳。
唐彪曰：《左传》每用双收法。如晋赵盾无君，魏献子为政，皆用双收法。《史记》变通其理，移之篇首，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张耳陈余列传》皆用双起法。故知善作文者，推类变化，愈出愈奇，若人步亦步，人趋亦趋，则不免庸奴之诮矣。
5.韩文
唐彪曰：昌黎之文，篇篇一体，不能详述，兹略举大概：有若诗之兴体者，《送杨少尹序》、《王舍秀才序》、《温处士赴河阳军序》诸篇是也；有若诗之比体者，《杂说一》、《杂说四》、《应科目与人书》诸篇是也；有若典谟者，《平淮西碑》、《祭鳄鱼文》诸篇是也；有似班、马者，《许国公神道碑》、《权德舆墓志铭》诸篇是也；有若词赋者，《进学解》、《讼风伯》诸篇是也；有如巨浪排空，怒涛卷雪者，《画记》、《后二十九日上宰相书》、《上张仆射书》、《圬者王承福传》诸篇是也；有百转百折者，《祭十二郎文》、《讳辨》诸篇是也；有错综遥对者，《原毁》、《与陈给事书》诸篇是也；有回环重复者，《初上宰相书》、《原道》、《送廖道士序》、《送董邵南序》诸篇是也；有游戏三昧者，《毛颖传》、《送穷文》诸篇是也。至于辞句之变幻，长至二三十字者有之。凡说理之文，未有不平实者，惟昌黎能以至平实之理发为至虚灵之文，其平实之理如布帛菽粟，愚智同需；其虚灵之文，如海市蜃楼，千形万态，不可摹拟。兹约一言以赞之曰：百体备具而不落窠臼者，其昌黎之文也乎！
6.欧文
唐彪曰：自归震川、钱牧斋二先生读欧文，且极口称赞，自此诸名公皆争效法，而欧文遂为古学津梁矣。夫欧文胚胎乎《史记》，而变化润泽乎昌黎，议论、叙事参伍错综，而以纾折之笔出之，秀雅之度行之，感慨之情致之，备诸佳境，宜为后人取法不置也。
7.大苏
唐彪曰：大苏之文，汪洋浩瀚，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竭者，其气也；开阖纵横，屈伸断续，无不如意者，其机也；松爽俊快如哀梨，文雅润泽如蜀锦者，其辞也；至难辨之事理，与至难状之情形，一进阐发，无不了然言下，跃跃欲出者，其笔也；倏而圣贤，倏而仙佛，倏而纵横刑法，杂出无方，惟求其是，不避后人之议者，其心事与文情也。虽文多逞才，或篇幅过长，不能裁以法度，是则有之；若其种种美善，终非后人所能及矣。
8.总评
唐彪曰：古今来佳文虽多，至如《左传》、《国策》、《孟子》、《南华》、《史记》、《汉书》、相如、昌黎、允叔（疑为永叔）、子瞻诸公之文，则可谓之登峰造极，无以复加者也。学者能熟读精思，则文章已探骊得珠矣。至于永叔、子瞻之文，初学尤宜先读，以为造就之阶，则工夫易于入手。即或资钝，不及再读他文，然亦足以扩充才思，流畅笔机矣。
唐彪曰：西京之文，朴茂雄健，远过唐宋，然其中则有等级，未可一概视也，如董、贾之文固佳，然以较之班、马，则殊不相及。欲读西京之文者，不可不知所先后焉。
卷十一
（一）论读古文
唐彪曰：文章大忌偏似一家。张文潜云：读《左传》不可不兼读《庄子》，盖取其一实一虚，一高老，一疏宕。对待兼学，读文执两端之法也。两端执，而我之文有真面目出于其间，偏似一家之弊，吾知其必能免矣（虽然此第举文之悬绝者言之耳，非谓文止宜学二家也，观韩、柳、老苏自言无所不读，即可知矣）。
唐彪曰：学人宗大家之文者，所轻视周、秦，史、汉，岂知昌黎之文，出于六经、《庄》、《孟》；柳州之文，出于《左》、《国》、《离骚》；永叔出于司马；昌黎、老泉、东坡、颖滨出于《国策》、《南华》、晁、贾；南丰出于班固、刘向。大家之文，既有所自出，而后之读其文者，反轻视其所自出，可乎哉？且作文之理，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读其文，执笔为之，便去其文远甚，安有读八家而即能为八家之文者？故尊八家而忘周、秦、史、汉者，非也。然登高者必自卑，苟躐等为之，不读八家而竟骤希乎周、秦、史、汉，恐不能学其高隽，而且有画虎不成之弊矣。故学古宜以渐入也。
唐彪曰：朱子尝言：合昌黎、柳州、永叔、南丰、明允、东坡数家之文，精加选择，可读者不及二百篇，此外便不必读，读之能令人手笔低。此不刊之论也。今人于名人之文，概视为锦绣珠玑，谓可不必选择，乃率意诵读，岂知平常之文，读之能令人手笔低乎？
唐彪曰：文章未有无瑕病者，虽以左、史文中之圣，而或详略欠审，或位置失宜，或字句粗率，往往有之，下此者可知矣。学者读其文，先存成见，但求其美，而不辨其瑕，非深造自得者也。惟精加玩索，能辨其美玉微瑕，然后己之所为文，瑕疵亦可免矣。
唐彪曰：或云名文偶有微瑕，不宜轻改；或云名文果有瑕疵，读本之内，不妨改窜，以成全璧：此二者，一存敬慎之心，一慊求全之志，均有所见也。读《史记·虞卿列传》，三引《国策》成文，其中先后倒置，姓氏舛讹，人谓不如《国策》之佳。及得宋景濂先生读本，将前后改移，仍从《国策》次序，结构更有天然之妙。又见《屈原列传》，位置亦有失宜，景濂移其“系心怀王”一段于后，移其“人君无智愚贤不肖”一段于前，又删其“楚人既咎子兰劝王入秦”三句，洁净明爽，诚胜原本。又于《左传·吴子使札来聘》篇“美哉其细已甚”去“美哉”二字，《晋侯秦伯战于韩》篇，删其“乱气狡愤”四句，《晋栾盈出奔楚》篇，删其“以范氏为死吾父而专政，吾父死而益富”二句。其他之改易数句与改易数字者甚多，乃知前贤于古名文，有微瑕者见之亲切，改去其疵，以为读本，信乎有其事，不避嫌也。但有景濂之学识则可，无则安可轻改欤！此系必宜删而后删者，不可以近时选古文轻加删削者目之。
（二）论选古文
唐彪曰：古人之文，必宜删而后可以删之，如或篇幅太长，意旨重叠，字句有疵，稍为之减节，则美者益美矣。但今日之选古文者则不然，不问文之可删不可删，止取词句可通者则存之，稍不可用者，尽删之，或去其头面，或去其筋节，或去其波澜。不知头面去则由来无可考矣，筋节去，则神气不相续矣，波澜去，则情境不生动矣，读之何益乎？其所为可用入时文者，正皆糟粕，而无益于人之学识者也。选古文者亦曾思及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