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风沙实在太大了，中午吃饭之后，我因为还要去教书，所以没有许多工夫，和你谈天。我坐在车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飞进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后四点钟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红圈，还没有褪尽。恐怕同学们见了要笑我，所以于上课堂之先，我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想趁着这大家已经睡寂了的几点钟工夫，把我要说的话，写一点在纸上。
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尤其是使我羞恼的，因为恰逢此刻，我和同学们所读的书里，正有一篇俄国郭哥儿著的嘲弄象我们一类人的小说《外套》。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从数目上讲起来，反而比从前要少——因为现在我不能向家里去要钱花，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我曾经立过几次对天的深誓，想把这一笔糜费戒省下来；但愈是没有钱的时候，愈想喝酒吸烟。向你讲这一番苦话，并不是因为怕你要来问我借钱，而先事预防，我不过欲以我的身体来做一个证据，证明日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校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金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摇动，无钱寄你；你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H，H又不纳。穷极无路，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样穷的我。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难道你还嫌不足，还要想穿几年长袍，做几篇白话诗，短篇小说，达到你的全去势的目的么？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
象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到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呀，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哔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大学毕业生坐汽车，吸大烟，一攫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们都是为新上台的大老经手减价卖职的人，都是有大刀枪杆在后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几个什么长在他们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点说，他们至少也都是会爬乌龟钻狗洞的人；你要有他们那么的后援，或他们那么的乌龟本领，狗本领，那么你就是大学不毕业，何尝不可以吃饭？
我说了这半天，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看护男，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制造炸弹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时
【赏析】
此文是给沈从文来信的回复。那时的沈从文孤身来到北京想寻求生活的出路，但他的文稿没人采用，生活没有着落，四处碰壁，在寄住的湖南会馆里过着艰难的生活。在走投无路、绝望至极的情况下，他写信给郁达夫求助。郁达夫接到他的求援信后，当即赶往沈从文的住处去看望他，并拿出钱请他一起吃晚饭，还把找回的钱也送给了沈从文。
此文是一封致沈从文的公开信，它以幽默的笔调、反语的形式，揭露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腐朽，召唤有志的青年对这黑暗腐朽的社会进行斗争与反抗，不能一味受它压迫欺凌。语言尖刻、锋利，寓满腔愤怒不平于表面的冷峻中，当年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郁达夫对像他一样的文学青年有着深切的同情，深切的爱，因为他自己就曾饱受经济的困窘、社会不公正待遇的欺凌，他知道作为一个赤手空拳的文学青年的艰难。为了救助“素不相识的可怜的朋友”，他“弄得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可见他对救助别人的热情是如何的深。
然而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薄，不公正的黑暗社会使许许多多的人陷于不幸，单靠个人的力量如何能救助天下苍生？于是郁达夫的心中充满了对不幸者的怜爱与对黑暗社会的愤怒。两种情绪的交织与冲撞很好地体现在这篇文章中，在本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热血男儿的激情与义愤。
在郁达夫所处的时代，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十分艰难的蜕旧变新的过程，但新生的现代社会还未完全成型就暴露出种种缺陷与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渴望把自己的热情与力量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但残存的黑暗、落后势力让他们的梦想不能得以实现，他们被黑暗的社会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以至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于是悲凉、愤慨、激昂等悲剧性的审美特征成为那个时代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郁达夫的这篇文章也带有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