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激动状态本身，并不依赖于它的对象与我们的变好或变坏的关系，而具有某种使我们快乐的东西。我们努力争取，使我们进入这种情感激动状态，即使必须做出一些牺牲，也在所不惜！ 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快感就是以这种冲动为基础的；这种情感激动是指向渴望或者厌恶，还是按其自然本性它就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使人痛苦的，这时都很少被考虑。相反，经验说明，令人不愉快的情感激动却具有更大的魅力，因而情感激动的快乐与情感激动的内容正好处于相反的关系之中。令人悲伤、令人恐怖、令人战栗的东西本身就带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吸引着我们，而悲惨、恐怖的东西一出现，我们也以同样的力量推开自己，却又矛盾地被吸引，这是一种我们自然本性中的最普遍的现象。大家都紧张地在一件谋杀故事的讲述者的周围充满期待；我们如饥似渴地读着最离奇古怪的神怪故事，越是读得毛发直竖，就越是津津有味。
在真实直观的那些对象存在时，这种情感激动表现得更加生动活跃。一场使一整个舰队沉没的海上风暴，从岸上看去，我们的幻想会感到强烈的快乐，就像它会使我们多愁善感之心感到强烈的愤怒一样。卢克莱修[1]的主张很难被认可，他认为，这种自然而然的快感产生于把我们自己的安全与真实感觉到的危险进行的一种比较。伴随一个罪犯到他的受苦受难的舞台去的随从看客好不众多！ 这种现象既不能解释为正义感得到满足的快感，也不能解释为复仇欲得到消除的快乐。这个不幸的人甚至能够在观众的心里得到宽恕，激起观众最真诚的同情，希望他能够保全性命；但是，在观众那里仍然或强或弱地产生了一种好奇的愿望，要求耳闻目睹他的痛苦。如果感情细腻、具有教养的人在这方面形成例外，那么，这种情况并非由于在他心中完全没有这种冲动，而是由于这种冲动被同情的痛苦强度所压倒，或者这种冲动被礼节的法则规矩所限制。粗野的自然之子，不受任何温柔的人性感情的约束毫无顾忌地沉迷于这种强有力的激动之中。因此，这种冲动根植于人类心灵原初的禀赋之中，只能用一般心理学规律来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感到也许这种粗野的自然感情与人类自然本性的尊严不相容，因而反对把它作为整个种族的基础的一种规律，那么，仍然有足够的经验证明，由痛苦的感动产生的快感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相互对立的兴趣爱好或职责义务的痛苦斗争，对于当事人来说始终是痛苦的源泉，而在观看之时却使我们愉快；我们怀着不断高涨的兴趣关注一种激情的进展，直到它把不幸的牺牲者拖进了深渊。一种脆弱的感情，使我们看到肉体的痛苦，或者还看到精神痛苦的肉体表现，感到惊恐万状，而这同一种脆弱的感情，却使我们通过对纯粹精神痛苦的同情，感受到一种越来越甜美的快乐。我们在面对那些对象的描绘时所心怀的那种兴趣，是很普遍的。
当然，这些仅仅适用于被倾诉的或者感同身受的情感激动，因为关系到我们的原始的幸福冲动的那种亲密关系，通常使我们非常繁忙和受控制，以致没有快感的余地，而如果没有自私自利的关系，快感才为了自己本身得到满足。所以，一个实际上被痛苦的激情所控制的人，就会被痛苦的感情所压倒，那么，描绘他的心情就能够使听众和观众非常愉快。尽管如此，即使是这种原始的痛苦的情感激动，对于遭受这种痛苦激情的那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快乐；只是这种快乐的程度，根据人们的情感状态而有所不同。假如焦躁不安，犹豫不决，恐惧害怕并不引起欢乐，那么，赌博对于我们就会具有远为逊色的魅力，人们也决不会不顾死活去冒险；那么，对别人痛苦的同情，也不可能恰好在有最高程度的错觉的一瞬间，在最强烈的混淆程度上，得到最生动的快乐。但是，并不是因此就说，令人不愉快的情感激动在自己本身上就给予快感，也许没有任何人会突发奇想，坚持这种快感；这只是说，当情感的这种状态仅仅提供条件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下对于我们才可能有某些种类的快感。因此，对于这些种类快感感受精细和渴望强烈的那些人，就比较容易与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条件相协调，即使处于激情的最猛烈的风暴之中，也不会完全丧失他们的自由。
我们在逆反的情感激动之中所感到的那种不愉快，来源于某个对象与我们的感性能力或者道德能力的关系；同样，在愉快的情感激动中，快感也正好生发于这种源泉。这时，按照一个人的道德本性对他的感性本性的关系，这个人在情感激动之中所能够保持的自由程度也就被决定了；而且，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在道德方面没有选择，相反感性冲动却服从理性的立法，因而显而易见，在我们的强力控制之下，至少应该在我们的强力控制之下，处于一切与自私自利的冲动相关的情感激动之中，一种完全的自由就可能保持住，并且可能控制这种情感激动应该达到的程度。在一个人那里，当道德感胜过了追求幸福的冲动，而对于他的个体自我的自私自利的眷恋，由于顺从于普遍的理性法则而减少的时候，这种情感激动也就会在恰好相同的程度上变弱。因此，一个这样的人，在情感激动的状态之中，很少很少感受到一个对象对他的追求幸福的冲动的关系，因而也就同样很少很少体验到仅由这种关系所发生的那种不愉快；相反，他会越来越注意这种对象对他的道德的那种关系，而正因为如此，他也就越来越感受到经常混合在最难堪的道德痛苦之中的对于道德的关系所产生的那种愉快。一种这样的情感状态最能够享受同情的愉快，并且把原始的情感激动本身保持在同情的界限之内。因此，一种生命哲学的崇高价值就是，它通过经常不断地指示普遍的规律而减弱我们对我们个体的感情，教导我们在伟大的整体的联系之中忘记我们的渺小自我，以便使我们因此而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对待我们自己。这种崇高的精神心境是坚强和睿智的人的命运，他们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养，学会了抑制自私自利的冲动。即使面对最悲痛的损失，他们也不过感到一种忧伤，在这种忧伤之中，还能够永远交织着一种显著的愉快。他们这些人，才有能力使自己与自己本身分离，只有他们才能够享受自我同情的特权，并且在同情的柔和反映之中来感到自己的痛苦。
至此为止的叙述已经含有足够的启示，使我们注意情感激动本身，尤其是悲伤的情感激动给予我们快感的源泉。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道德高尚的人的心灵中，这种快感比较大，而且心灵越是较多地摆脱自私自利的冲动，快感也就越是自由地发生作用。比起在欢乐的情感激动之中，在自我偏爱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在悲伤的情感激动之中，自我偏爱被限制的时候，快感也就更加生动活跃，更加强烈得多；因此，自私自利的冲动受到损害，快感就增长，而这种冲动得到满足，快感就减少。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快感的两种源泉：追求幸福的冲动的满足和道德规律的实现；因此，一种快乐，人们已经证明了，它不是生发于第一种源泉，就必定会生发于它的第二种来源。因此，从我们的道德本性之中涌现出这种快感，通过这种快感，痛苦的情感激动在传达告知之中使我们感到愉快，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下，本原感受的痛苦激情也使我们感到愉快。
人们曾经试图用许多方式来解释同情的快感，但是绝大多数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人们宁愿在附带的情况中，而不愿在情感激动本身的自然本性中寻找这种现象的原因。许多人认为，这种同情的快感只不过是心灵在它的多愁善感之中得到的快感；另一些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强烈活动的力量产生的欢乐，欲望能力的生动效力，简而言之，就是产生于活动冲动的一种满足；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快感产生于道德上美的性格特点在与不幸和激情的斗争之中鲜明可见的揭示。但是，始终仍然没有解释清楚的是，为什么恰恰是在我们同情的对象那里的痛苦本身，原本的苦难最强有力地吸引我们；因为按照那种解释，痛苦的一种比较弱的程度。必定会是显然比较有利于我们在感动时获得快感的原因。在我们幻想中唤起的表象的生动和强烈，受苦受难的个人道德上的出类拔萃，同情的主体对自己本身的回忆，都可能增强感动时的快感，可是，它们都不是产生这种快感的原因。一个懦弱心灵的痛苦，一个恶棍的苦恼，无疑不会给予我们这种欢乐；不过，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像受苦受难的英雄或者拼搏斗争的君子那样强烈地激起我们的同情。因此，第一个问题连续不断地又回来了：为什么恰恰是痛苦的程度决定着有一种感动时同情的快感的程度；这个问题只能这样来回答：恰恰是对我们的感性的攻击就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激起了那种情感力量，这种力量的活动就产生了来自同情的痛苦的那种快感。
这时，这种力量不是别的，而是理性，如果理性的自由活动，作为绝对的自我活动，特别应该叫做活动的话，如果感情只是在它的道德行为中，才感到完全独立自主和自由自在，那么，使我们在悲惨的感动中得到快乐的原因，无疑就是活动得到满足的冲动。但是，这样说来，作为这种快感的基础的，既不是表象的丰富和生动，也主要不是欲望能力的作用，而是一种规定种类的表象，一种由理性产生的欲望能力的一定作用。因此，一切被传达告知的情感激动，根本上就有某种使我们愉快的东西，因为它使活动冲动得到满足；而悲惨的情感激动，在一种更高的程度上实现了那种作用，因为它在一种更高的程度上满足了这种冲动。感情只有在它的完全自由的状态中，只有在意识到它的理性本性的时候，才表现出它的最高活动，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感情才运用了一种胜过任何反抗的力量。
因此，感情的这种状态，特别地使这种力量庄严地宣告出来，唤醒这种比较高级的活动，这种状态对于一种理性的生物来说是最合目的的状态，而对于活动的冲动来说则是最能满足它的状态；因此，这种状态一定会与一种精美程度的快乐结合在一起[2]。悲惨的情感激动就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在我们心中，道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胜过感性能力而成为崇高的，悲惨的激情产生的快感在同样程度上也就必定胜过欢乐的激情产生的快感而成为崇高的。
在目的的整个体系中仅仅是一种次要环节的那种目的，艺术可以把它从这种联系中隔离出来，而作为主要目的来追求。对于大自然来说，快乐仅仅是一个间接的目的；对于艺术来说，它却是最高的目的。因此，决不忽视包含悲惨的感动之中的崇高快感，优先地属于艺术的目的。然而，那些把同情的快乐特别地作为自身目的的艺术，在普通的知性之中就叫做悲剧艺术。
艺术通过模仿自然来实现它的目的，它完成了实际上使快乐得以产生的条件，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把自然中四分五裂的设施，按照一种一目了然的计划蓝图结合起来，以便把自然仅仅视为它的次要目的的东西，作为最终目的来达到。因此，悲剧艺术将在那些能够精美地引起同情的情感激动的行动之中模仿自然。
因此，为了一般地规定悲剧艺术的处理程序，首先就必须知道，按照经验惯例最确定和最强烈地产生感动的快乐的那些条件；不过，同时要注意那些限制或者完全破坏感动的快乐的情况。
经验显示两种阻碍那种感动快乐的原因：要么同情激发得太微弱，要么同情激发得太强烈，以至于被传达告知的情感激动转化为一种原初的感动快乐的生动活跃状态。同情太微弱，或者倒可能由于我们从原初的痛苦中得到的印象太微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的内心始终是冷漠的，而我们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快乐；或者有一些更强烈的感受，克制着从痛苦所感到的印象，而由于那些感受在感情中占了优势，就减弱了或者完全窒息了同情的快乐。
按照上面论文《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的论断，在产生任何悲剧感动的时候，都有一个反目的性的表象，这个反目的性的表象，如果要使感动产生快乐，就必须随时引导到一个更高的合目的性的表象之上。这两种对立的表象的相互关系这时就决定了，在产生感动的时候，究竟是快感，还是不快之感必定突出出来。假如反目的性的表象比合目的性的表象更加生动活跃，或者被破坏的目的比被实现的目的更加重要，那么，任何时候不快之感就会占上风；这可能根本上既客观上适宜于人类的种族，又主观上适宜于特殊的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