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必须把感受的夸张与表现的夸张区别开来，这里所谈的仅仅是前者。感受的对象可能是非自然的，但是感受本身却是自然，因而就应该使用自然的语言。因此，如果感受的夸张可能来自热烈的心和真正诗的天赋，那么表现的夸张就总是表明心的冷漠，而且往往表明诗才的缺乏。所以，这个缺点是感伤诗人所不必防范的，它仅仅是感伤诗人的不够格的模仿者所面临的危险，因此他们绝不鄙弃庸俗平板、枯燥乏味甚至卑鄙下流的东西。感受的夸张并非毫无真实性，而且它作为实在的感受也必然有一个现实的对象。因为夸张的感受也是自然，所以它就允许一种单纯的表现，而且它来自心灵，就不会达不到心灵。但是，因为对象不是从自然中汲取的，而是由理智片面地和人为地产生出来的，所以这种对象就只有逻辑的真实性，因而感受也就不是纯粹的人的感受了。艾洛伊丝对阿伯拉德[51]所感受到的，彼得拉克对他的劳拉[52]所感受到的，圣·普乐对他的朱丽叶[53]所感受到的，维特对他的夏洛蒂所感受到的，以及阿伽同、凡尼亚、佩雷格鲁斯·普洛托伊斯（我指的是维兰德作品中的）对他们的理想所感受到的，决不是幻觉。感受是真实的，只有对象是虚构的，而且处在人性的范围之外。假如他们的感情仅仅坚持对象的感性真实，那么这些感情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活力；相反，假如只有想象的任意游戏而没有任何内在含义，心灵也不能被感动，因为心灵仅仅被理性所感动。因此，这种夸张应该得到指导，但不应该受到忽视；那些对夸张进行嘲笑的人，最好能仔细地自我检查一番，自己是不是由于冷酷无情才那样聪明伶俐，是不是由于缺乏理性才那样通情达理。骑士小说，特别是西班牙的骑士小说特有的在骑士风度和荣誉方面的夸张的柔情，英国和法国最好的感伤小说所表现的谨小慎微甚至可笑的敏感，不仅在主观上是真实的，而且在客观上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实际上是从道德源泉流泻出来的真正感情，它们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仅仅因为它们超越了人性的真实性的界限。如果它们没有那种道德的实在性，那么它们怎么能够像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强烈而真挚地表达出来呢？ 这些话也适用于道德的和宗教的狂热，也适用于对自由和祖国的热烈的爱。因为这些感情的对象始终是观念而且不在经验中表现出来（例如，使热心于政治的人感动的东西，不是他所看到的东西，而是他所想到的东西），所以主动的想象力有一种危险的自由，而且不可能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由于自己对象的感性存在而返回到自己的界限之内。但是，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诗人，都不能摆脱自然的立法，除非为了置身于与自然对立的理性支配之下；他只能为了理想才离弃现实，因为自由是必须紧系在自然和理性这两个锚中的某一个之上的。但是，从经验到理想的道路是那样的漫长，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毫无拘束的任性的幻想。因此，不可避免的是，任何人，特别是诗人，如果他由于理智的自由而不是由于理性的法则而脱离感情的控制，也就是说，如果他由于单纯的自由而离弃自然，只要他是没有法则的，那么就会成为空想的牺牲品。
经验证明，不仅整个民族，而且单独的个人，只要离开了自然的可靠的指导，实际上就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经验也证明，在诗的艺术中也有大量类似的混乱状态。因为真正感伤的诗的冲动，为了上升到理想的领域，就必须超越实际的自然的界限，所以虚假的感伤诗的冲动就完全超越一切界限，硬要自己相信，想象的粗野的游戏似乎就是诗的灵感。真正的天才诗人只是为了理想才离弃现实，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只是在他丧失了自我的时刻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他的本性却可能引诱他到达一种感受方式的夸张。然而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示范把别人引诱到空想的狂热之中，因为想象力活跃而理智薄弱的读者仅仅向他学到了使自己摆脱实际自然的自由，而不能够追随他而达到自己崇高的内在必然性。感伤的天才在这里所遭受的情况，正如我们在素朴的天才那里所看到的情况一样。因为这一类的天才由于自己的自然本性而完成他所作的一切工作，所以他的平庸的模仿者就不愿意把自己的自然本性看成是更坏的指导者。因此，素朴诗的杰作后面通常紧跟着出现许多庸俗天性的最平板和最卑污的复制品，感伤诗的杰作后面一般紧跟着出现大量空想的作品，而这一点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中都很容易得到证实。
对美学评论的评论
就真正的感受性来判断休息说和高尚化说
流行着两种关于诗的原则，它们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一般所了解的意思而论，却是相互否定的。第一种原则是，“诗是娱乐和休息的工具”。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这种原则对诗的表现中的空洞无物和陈规旧套是非常有利的。第二种原则是，“诗是提高人的道德的工具”。这种原则使夸张受到保护。进一步说明这两种原则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人们时常谈到它们，但往往对它们理解得很不正确，而且运用得也很不恰当。
我们所说的休息是指，从一种强制的状态转到对我们来说的自然状态。那么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什么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状态，我们所理解的强制状态又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把自然的状态理解为我们的体力的毫无约束的游戏以及从一切束缚中的解放，那么理性的每个活动，因为它抗拒感性，就是对于我们的强制，而和感觉活动相联系的精神平静就是休息的真正理想。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自然状态理解为用于每种人性表现的无限能力以及用同样的自由处理我们一切力量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的任何分离和孤立都是强制的状态，而休息的理想就是，经过能力的单方面紧张以后恢复我们的自然整体。因此，第一种理想完全是由感性的自然的需要所提出的，第二种理想则是由人性的自然的主动性所提出的。诗的艺术能够和应该给予我们的究竟是两种休息中的哪一种呢？ 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表示他似乎想把人性的理想置于动物性的理想之下，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向诗的作品所提出的要求，绝大多数主要是从感性的理想中取得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人们并不表示是按照这种理想来决定对这类作品的尊敬，可是仍然主要是按照这种理想来决定爱好和选择心爱的作品的。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一方面是紧张吃力的劳动，另一方面是松弛悠闲的享受。但是，我们知道，劳动使对于精神的安宁和活动的静止的感性需要，比起对于和谐活动的绝对自由的道德需要更加迫切得多，因为自然首先必须得到满足，然后精神才能够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享受则束缚和麻痹着应该提出这些精神要求来的道德冲动。因此，对于感受真正美的东西，人的这两种极其普通的心境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即使在优秀的人们和最优秀的人们之中也只有少数几个能够对事物作出审美判断。美是精神与感觉之间和谐的产物；它同时诉诸人的一切能力，只有在人完整而自由地运用他的一切能力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感受美和判断美的价值。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必须具有完全敞开的感觉、豁达开朗的心胸、新鲜活泼而力量充沛的精神，必须把自己的全部自然本性集中起来；而另外一些人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被抽象的思想分占着自己的心，被日常生活的琐碎俗套弄得胸襟狭隘，被高度紧张的注意折腾得松弛虚弱。虽然这些人也渴望得到感觉的材料，但不是为了继续思考力的游戏，而是为了停止它的游戏。他们希望得到自由，但仅仅是为了摆脱那使他们的懒惰感到厌倦的重担，而不是为了摆脱那阻碍他们的活动的限制。
创作和鉴赏在这个基础上的平庸和空虚
这样一来，对于美学上平庸和空虚的东西的成功，以及对于心灵虚弱的人对真正和有活力的美所抱的仇恨，大家还能感到惊奇吗？他们期望美给予他们以休息，一种符合他们的需要和贫乏概念的休息，但是他们烦恼地发现，现在首先要求他们充分表现出力量来，而这是他们甚至在自己的最佳时刻也无法做到的。在与此相反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状态倒是受欢迎的，因为无论他们所有的力量多么少，他们还是要用更加少的力量来汲尽自己的作家的精神。这时他们立刻就解除了思想的重负，而他们的松弛的自然本性就可以在陈规旧套的软枕上尽情享受虚无。在喜剧女神和悲剧女神的庙堂内，正如现在的状况一样，可爱的女神端坐在宝座上，愚钝的学者和疲惫的商人匍伏在她宽大的裙下，她一方面温暖着僵化的感官，另一方面在休息的摇篮中轻轻摇着想象力，就这样把他们的精神摇进富有魅力的梦乡。
为什么人们不希望平庸的头脑评判那些优秀的头脑往往习惯于独自对待的东西呢？ 自然在每次持续的紧张之后都要求松弛，而且它也自动地使自己得到松弛（人们通常把美的作品留到这个时刻来分享）。这种松弛对于审美判断力那么不利，以致在真正忙碌的阶级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趣味问题上判断得充分准确，而且———这一点关系重大———判断得完全趋于一致。最常见的情况是，学者们在同有教养的俗人对谈的时候，总显示出自己审美判断的最荒谬的缺点，同时职业艺术批评家也最容易变成一切真正行家的笑柄。他们的缺乏精心培育的感情，时而夸张过分，时而粗野不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引导他们误入歧途，如果他们的确也运用某些理论来为这种感情辩护，那么他们只能够由此形成技术的判断（关于一个作品的合目的性的判断），而不能够形成审美的判断，因为审美判断必须始终把握整体，而且在整体中感情必须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他们最终愿意自动放弃审美判断而仅仅以技术判断为满足，那么他们总还可以有足够的用处，因为诗人在热情洋溢的时刻，读者在尽情享受的时刻是很容易忽视细节的。然而更加可笑的情况是，这样一些天性粗野的人尽管本人付出了最艰辛的劳动，充其量也只获得单独一种技能，却把他们贫乏的个性推举为普遍感情的代表，并且汗流满面地在对美下判断。
高尚化的局限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诗应该提供的休息这个概念，一般是被理解得太狭窄了，因为人们习惯于把它单方面地与单纯的感性需要联系起来。反之，诗人必须当做目的去实现的高尚化这个概念，一般又范围太宽泛，因为人们片面地根据单纯的观念规定它。
就观念而言，高尚化永远是没有界限的，因为理性的要求并不与感觉世界的必然界限相联系，只有达到绝对的完美境地才感到满足。除了设想某种更高的东西的存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满足理性的；在理性的严厉法庭面前，有限自然的需要是得不到宽恕的。除了思想的界限以外，理性是不承认其他的界限的，我们也知道，思想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因此，诗人既不应该把理性在它纯粹立法中所预先规定的高尚化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目的，也不应该把感性所提出的庸俗的休息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目的，因为诗人虽然必须把人性从一切偶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是不应该否认人性的概念和排除人性的必然界限。他妄自超越这条界限所作的事情，就是夸张；而错误理解的高尚化概念就最容易诱使诗人陷入这种夸张。但是糟糕的是，诗人如果不超出这条界限几步，就不能使自己提高到人性高尚化的真正理想。也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他必须离弃现实，因为这个理想，正如其他任何理想一样，他只能从内在的道德的源泉之中去汲取。他在周围的世界中和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之中都找不到这个理想，然而他只有在孤独静观的宁静状态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心。但是，与生活的这种脱离，不仅使他总是看不见人性的偶然的界限，而且也使他常常看不见人性的必然的和不可克服的界限，而且他在寻找纯粹形式的时候，就有丧失一切内容的危险。理性就会远远脱离经验而展开自己的活动，而实际活动的人在拥挤的生活道路上就会不能实现沉思冥想的头脑在静谧的思想道路上发现的东西。因此，通常恰恰是那只能造就哲人的东西，造就了幻想家；而哲人的优点与其说是在于他不曾成为幻想家，倒不如说是在于他始终不是一个幻想家。
判断的真正立足点：优美人性的理想，即素朴性格和感伤性格在诗中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