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回忆起环绕古代希腊人的美丽自然，如果人们深思一下，这个民族怎么能够在他幸福的天空下信赖地与自由的自然生活在一起，怎么使他的想象方式、他的感受方式、他的习惯极其接近单纯的自然，而单纯自然的那样一个忠实的印迹就是他的诗作，那么肯定会惊奇地说，人们在有感伤的兴趣时那样少地发现这种兴趣的痕迹，而我们现代人可能怀着这种感伤兴趣依恋着自然景象和自然性格。希腊人在描述这些景象和性格方面虽然是极准确、忠实并且不惜篇幅，但是并不怀着更高的内心兴趣来描述，也不再像他们在描述一套衣服、一面盾牌、一副盔甲、一件家庭用具或者种种机械产品时那样。就他们对客体的喜爱而言，他们似乎在由于自己本身而存在的东西与由于艺术和人的意志而存在的东西之间，并没有作出区别。比较起来，自然似乎更使他们的理解力和求知欲感兴趣，而不是更使他们的道德感兴趣；他们不像我们现代人那样，亲切地、多情善感地满怀甜蜜的忧伤依恋自然的景象和性格。的确，当他们在自然的各个现象中把它人格化和奉若神明，并把它的作用描绘为自由本质的行为时，他们取消了自然中镇定自若的必然性，而自然正是凭借这种必然性才吸引我们的。他们急不可耐的想象引导他们超越自然而走向人生的戏剧。只有生气勃勃和自由，只有性格、行为、命运和道德才使他们满足，“而且，如果我们在某些道德心境中可以得到我们意志自由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曾使我们遭受那么多自我斗争，那么多不安和迷惘，以反抗无可选择却镇定自若的无理性必然性，那么，恰恰相反，希腊人的想象是机敏的，这种想象肯定会使人性在无生命的世界中开始并且在盲目的必然性统治的地方给意志打开入口”。
这种不同的心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怎么会在一切自然物中被古代超过那样远，就在这时我们怎么会在更高程度上崇拜自然，亲切地依恋自然，甚至可能最热情地拥抱无生命的世界呢？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自然在我们这里从人性中消失了，我们只有在人性之外，在无生命的世界中，在它的真实里才重新发现它。不是我们更高的合自然性，完全相反，是我们环境、状态和习惯的反自然性，促使我们追求真实和天真的本能觉醒，这种本能就像道德秉赋一样从真实和天真中流涌出来，坚定不移而不可磨灭地处在整个人类的心中，并要在物质世界中设法得到满足，而在道德世界中却不必希望得到满足。因此，我们依恋自然所怀有的感情，与我们悲叹消逝的童年时代和儿童般天真无邪所怀有的感情，亲缘关系是那么接近。我们的童年是唯一没有扭曲的自然，我们在有教养的人类中也找得到这种自然，因此，如果我们身外的自然之每一足迹都带领我们复归到我们的童年，那并不奇怪。
古代希腊人却有许多不同[7]。在希腊人那里文化还没有堕落到脱离自然的地步。他们社会生活的整个结构建立在感觉之上，而不建立在艺术的拙劣制品之上；他们的神学甚至是一种素朴感情的灵感，是一种兴奋的想象力的产物，不像现代民族的教会教义是苦思冥想的理性的产物；因此，由于希腊人没有丧失人类之中的自然，所以他们能够甚至在这种自然之外也不遭受它的突袭，而对对象也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对象中他重新发现过那种自然。在作为他们的最高值的这种自然里，他们必定自我统一而幸福地停息在他们的人类感情之中，而且一切其他东西都会努力接近这种自然；如果我们在我们人类的感觉中自我不统一，也不幸福，那么我们就会没有像从自然中迫切流涌出来的兴趣，也不会有兴趣急切地把一种那么无效的形式从眼前移开。
因此，这里所说的感情不是古代人有过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与我们因为古代人而有的东西是一样的。古代人自然地接受，而我们感受自然。当荷马让上帝的养猪人款待乌里斯时，毫无疑问充满他心里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当某种东西感动少年维特的心时，他对一个可恶的社会朗诵这首诗。我们对于自然的感情就等于病人对于健康的感受。
对自然的素朴关系和感伤关系根本在于：诗人是自然的保护者、自然的证人和复仇者。
如果自然像这样逐渐开始从作为经验和作为（行为和对象的）主体的人类生活中消失了，那么我们就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作为观念和对象的诗人世界中发现她。最广泛地处在不自然和对此反思中的那种民族，肯定首先被素朴的现象最强烈地感动，并给这种现象一个名称。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法国人曾经是这样的民族。但是，对素朴的对象的兴趣当然是非常古老的，从道德的和审美的腐化堕落开始之日起就产生了。感受方式上的这种变化在欧里庇德斯那里早就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先例，只要把这个诗人与他的前辈，特别是埃斯库勒斯比较一下就清楚了，然而那个诗人也曾经是他的时代的宠儿。类似的变革还可以在古代历史学家们中间得到证实。贺拉斯，这个文雅而腐化时代的诗人，在他的牧歌中赞美安宁的内心幸福，大家也可以把他称为这类感伤诗的真正创始人，而且在这类诗中他也是一个没有被超过的典范。在普罗佩斯、维吉尔等诗人那里也可以发现这种感受方式的痕迹，在心灵并不那么丰富的奥维德那里却很少有这种痕迹，在流放到黑海之滨的托米时，他痛苦地怀念贺拉斯在他的牧歌中乐于思念的内心幸福。
诗人们，仅就其概念而言，是自然的保护者。在他们可能完全不再是这样的地方，他们就肯定会在自己心中体验到任意而矫饰的形式的毁灭性影响，或者竟会与这些形式发生冲突，在这里他们作为自然的证人和复仇者出现。因此，他们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失去的自然。由此就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作诗方法[8]，诗的整个领域都被这两种作诗方法详细阐明和测定着。所有诗人，只要实际存在着，他们都是处在由时代决定的状态之中的，他们活跃在时代之中，或者偶然的情况对他们总的教养和一时的心境发生影响，他们就要么属于素朴的诗人，要么属于感伤的诗人。
纯粹素朴而才华横溢的青春世界之诗人，就像在矫饰造作的文明时代最先接近他的那种人一样，是冷淡的，漫不经心的，沉静的，毫无过分的亲昵。像纯洁无瑕的狄安娜消逝在她的森林中那样，他严肃而矜持地在寻求他的心灵前消逝，在想攫住他的渴望前消逝。他什么都不回答，什么也不能融化他或者解开他客观冷静的衣装。他用来对待对象的一针见血的真实，时常表现为冷淡。客体完全占有着他，他的心灵不像一块变质的金属当即放在水下面，而像一枚深渊中的钱币要人寻求。像宇宙结构后面的神灵那样，他在他的作品的后面；他就是他的作品，而他的作品就是他；人们很可能早已不尊敬，或者掌握不了，或者早已厌烦了他的作品，只得去询问他。
素朴诗人与感伤诗人的对比，特别是荷马与阿里奥斯托的对比
例如，古代人中的荷马和现代人中的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两种被巨大的时代差距分开的、极不相同的天性，恰恰就在这种性格特征中完全统一了。当我最初认识后一位诗人的时候，年龄还很小，他的冷淡激怒了我，他的冷淡使他能够在最高的激情中开玩笑，能够在《哈姆莱特》、《李尔王》、《马克白斯》等等中通过一些丑角干扰那些撕心裂肺的场景。在我的感觉逃之夭夭的地方，冷淡马上牢牢地抓住它；在我的心灵那样向往安静自处时，他立刻来冷酷无情地吸引。对现代诗人的认识诱使我首先在作品中寻找诗人，揣摩他的心灵，与他一起考虑他的对象；简言之，在主体中观察客体。使我不能忍受的是，诗人这时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被抓住，又没有一处地方想对我停止叙说。在我学会热爱他的人物之前许多年，他就已经得到了我的全部尊敬；我也研究过他。我仍然不能理解直接表现的天性。只有它通过理智和法则深思熟虑的形象，我才能忍受。顺便说说，我并不为这种儿童见识感到羞愧，因为成年人的评论也会产生类似的见识，并且幼稚地把它公布于世。
我也曾经这样对待过荷马，在更晚一些的时期我才了解他。现在我想起《伊利亚特》第六卷中值得注意的地方，那里描写格劳库斯和狄俄墨得斯在战争中相遇，以后他们结为异乡朋友，相互赠送礼物。即使在战争中也款待和保护宾客的惯例规则，从这种生动感人的对互敬互重的描绘中表现出来了，这种描写可以与阿里奥斯托对骑士的侠义慷慨所作的描写相比较：这里描写两个骑士和敌手，费尔劳和里纳德，一个是基督教徒，一个是伊斯兰教徒，在一场激战以后都遍体鳞伤，于是和平产生了，并且为了赶上逃跑的安杰丽嘉，两人跨上同一匹马。两个例子在其余方面可能那样不同，而对我们心灵的影响却是相等的，因为两者都描绘了道德对激情的美妙胜利，并且借助信念的素朴感动我们。但是，两位诗人对这同一类行为的描写却截然不同。阿里奥斯托，一个偏离纯朴道德的较晚时代的市民，在描述这个事件时不可能掩饰他自己的惊诧、他的感触。那种道德风尚与表现他那个时代特征的道德风尚之间的差距压倒了他。他突然放弃描写对象而亲自出场。大家都熟悉那美妙的八行诗节并永远会赞叹它：
啊，古代骑士风度的侠义慷慨！
你使势不两立的敌人也相互信赖，
从敌方的疯狂暴烈的征战中，
你忍受了浑身的心酸苦痛，
他们却任意猜疑，在相处中放纵感情，
骑着这样的疯马，驰过黑暗的曲径。
骏马，抽了四鞭，更加疯狂，
直奔那两街对垒的地方。[9]
现在就来看看古代的荷马！ 狄俄墨得斯刚刚从他的敌手格劳库斯的叙说中得知，这个敌手从先辈起至今世世代代都是他的异乡朋友，所以他就把矛插在地上，友好地与他交谈，并与他约定，他们将来要避免相互交战。还是看看荷马自己所写的吧：
那么现在我在阿耳戈船上就是你的朋友，
如果我拜访吕底亚，你也会欢迎我。
因此我们要避免舞矛弄枪相互混战。
特洛亚人的确很多，还有光荣的使者，
如果我杀死他，哪个神会迈开双腿来赞助我；
阿开亚人也很多，即使你善战也难逃劫难。
但是我俩交换盔甲，情况就会大大改观，
就像为我们从先辈起就宾客相交而相互称赞。
那些缩成一团的俘虏就会从车上下来
尽情歌颂友谊，相互握手言欢。
即使今天也很难有一个现代诗人（至少很难有一个在这个词的道德意义上的现代诗人）会等到这里才对这种行为表现出乐趣。而我们会更容易为此而原谅他，因为在阅读时我们的心灵处于一种平静状态，为了在自己心中观照就喜欢远离客体。但是，最主要的是，荷马在这里不着痕迹；好像他要报告某种平常的事情，甚至好像他胸膛里没有心脏，他继续着他一针见血的真实：
然而宙斯使格劳库斯激动，他就毫无知觉地
用金甲交换了英雄狄俄墨得斯的铁胄，
等于是拿一百头小公牛，去换取九头小公牛。[10]
素朴诗人在现代世界中不合时宜
属于素朴这类的诗人，在一个矫揉造作的时代里不再那么得其所哉。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甚至也不再可能是素朴的，至少不可能以别的方式使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任性地发展，而被一种好运在命运的摧残影响之前掩藏起来。虽然他们绝不可能从群体中产生出来，但是，他们有时也出现在群体之外，不过更多地是作为人们惊叹的陌生人，作为使人们恼火的粗鲁的自然之子出现。所以，对于研究他们的艺术家、对于懂得正确判断他们价值的真正鉴赏家来说，他们是令人慰藉的现象，但他们总的来说很少得到成功并且很少适合于他们的时代。统治者的印章盖在他们的前额上，我们却希望被缪斯陶醉和提携。他们被批评家，那些审美趣味的卫士，当做偷越边界者来憎恶，人们更喜欢能够镇压他们；因为即使荷马也只能凭借一张年代久远的证书的效力，让这些趣味审判员重视他。维护他们的法则而反对他的范例，以及维护他的威望而反对他们的法则，这对他们来说也会够艰难了。
感伤的诗人
诗的天才的两种表现方式：模仿现实和表现理想
我已经说过，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造就素朴的诗人，后者造就感伤的诗人。现在就来试着阐明这个原则。
诗的精神是不朽的，它决不会从人性中消失；它只能同人性本身一起消失，或者同人的天赋能力一起消失。虽然想象力和理解力的自由使人离开自然的单纯、真实和必然性，但是，不仅那通达自然的道路永远向他敞开着，而且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强大的冲动———道德的冲动不断地促使他回到自然；诗的能力正是与这种冲动有着最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这种诗的能力并不会同自然的单纯一起丧失，它只是向另一个方向发生作用。
甚至现在，自然还是燃点和温暖诗的精神的唯一火焰。诗的精神只是从自然才获得它的全部力量；在矫揉造作的文明人身上，它也只是对自然说话。其他任何创作方式都是与诗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因此，顺便说说，把任何所谓机智的作品都称为诗，是不正确的，尽管法国文学的盛誉使我们长期以来就把它们与诗相混淆。我再说一遍，甚至现在，在矫揉造作的文明状态中，诗的精神由于自然才是强烈有力的，只是它现在与自然处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之中。
